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在五兄弟姐妹中，我排行第四，是父亲从内蒙劳改回来后的第二年（1958年）出生的。母亲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工地上孕育了我，并且在没有医生护士接生的条件下，独自一人把我生下来。母亲因劳累过度，加上严重营养不足，我出生时头大身小，给人的感觉是个畸婴。
母亲出生于海南文昌县一林姓有钱人家。外祖父是南洋富商，在马来西亚有橡胶园和商铺，在家乡也置有很多土地房产。母亲是林家唯一的女儿，美丽聪明，勤快懂事，深得外公外婆疼爱。父亲九岁丧父，十三岁失母，靠哥嫂抚养。那年父亲参加文昌县升中学会考，名列第一，名声大噪。抗战期间，父亲报考了黄埔军校，后在国民政府机关工作。五二年海南岛土改，外公家被定为恶霸地主，家中财产全部没收。外公外婆在恐惧中撤手人寰，可怜的小舅舅顶替地主之名，长期管制监督劳动，备受精神和肉体折磨。
我家的命运更惨。虽仅有几亩地，但因父亲在国民政府中做过事，被定为地主，并以反革命罪被捕，押送到遥远的内蒙古蹲监做苦役。母亲当时正怀着我大姐，凶残的民兵将其双臂捆绑起来，吊在树干上毒打。在此惨酷状态下，大姐难产出世。自己是地主，娘家也是地主，母亲既不敢回娘家，也不敢在孩子面前提外婆家。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被斗是在村子的祠堂里。那天下午，我和小朋友到祠堂去玩，突然听到祠堂里传出雷鸣般的叫骂声，我们一窝蜂般拥过去看热闹。啊！眼前的一切把我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名民兵揪着父亲的胳膊，头压得很低，黑压压的人群挥着拳头，愤怒呼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邢谷雄！”“反革命分子低头等认罪！”疯狂的叫声仿佛要把父亲的身躯撕碎。我先呆了一会儿，接着大声哭叫着冲到台上，抱着父亲的双腿，一边哭喊“不要欺负我爸爸！”一边用力抠开揪着父亲胳膊的民兵的手。
祠堂里的人群一下子被我突然的哭闹声弄楞住了，整个会场一时鸦雀无声。片刻沉寂之后，主持会议的人突然一声狂叫：“把这狗崽子赶出去！”同村一个高个子民兵走上前来，用力扯开我紧抱着父亲双腿的手，像老鹰拿小鸡一般拎着我的胳膊就往祠堂外走。
那民兵把我夹在腋下，我哭喊着，挣扎着，用沙哑了的声音凄惨地喊着：“爸爸！爸爸！我要爸爸！”我被那民兵扔在村口的沙堆上。他恫吓我，如果我再过去，他们就会将我和父亲一齐宰了。我踉跄着走进家中，母亲正用手巾擦拭自己红肿的眼睛。我猛地走上前仆在母亲怀中，哭诉父亲正在祠堂被人欺负。母亲紧紧抱着我，一边为我拭眼泪，一边安慰我说：“孩子甭怕。爸爸会没事的，会回来的。”
从此之后，父亲几乎每月都会被背枪的民兵带到外边批斗，回来时总是被打得鼻青脸肿。每当这时，母亲就上山采摘苦楝树叶回来煮水，用毛巾醮着热腾腾的苦楝水，流着眼泪，轻轻地敷父亲被民兵打的伤口。在我们这个一千多人口的乡里，就有几十名像父亲这样被定为五类分子的人。最后能平安捱到今天的，除了父亲，似乎已看不到第二个了。父亲既是中国那段残酷历史的受害者，又是那个畸型时代的见证人。父亲能活到今日，那真是上帝的恩典。
我六岁那年的一个夏日，比我小三岁的妹妹突然发高烧，躺在床上。母亲中午收工回来，见妹妹病得不轻，想留下来照顾妹妹。下午出工哨响了，母亲向生产队长请假，那凶神恶煞不但不同意，反而气势汹汹地训斥母亲：“你这地主婆想不劳动，做梦！我们今天就开会斗争你和你的反革命老公！”母亲只好将我叫来照顾妹妹，我答应会看好妹妹的。母亲用手摸摸妹妹的额头，噙着眼泪扛上锄头走了。我照着母亲的嘱咐，定时给妹妹喝凉开水和在她额上敷湿毛巾。妹妹的烧退了，起来走动了。我觉得任务已经完成，便跟着小朋友上山骑牛玩去了。
傍晚我从山上回来了，看见一大群人围在我家大门口，我顿感不妙。进了屋子，只见妹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旁边是一位脖子上吊着听筒的医生模样的人。二哥和父亲一动不动地呆在一边，愣愣地看着妹妹，母亲和姐姐跪在妹妹身边哭成了泪人。我立即意识到出事了，冲过去紧紧地抱着妹妹，一边嚎啕大哭叫着妹妹的名字，一边猛摇着她的头。我不相信刚刚还下地走动的妹妹真的会这么快离我而去。我感到妹妹这个样子是我的责任，我对不起母亲，对不起亲人，我没有看好妹妹，是我害了她，我无地自容。
过后才知道，妹妹是在我出门之后，跟几个小朋友到村头的水库边玩，不小心滑进水里。其他几名小朋友也都跌入水库中，但他们很快被大人救起，而妹妹因为是地主的孩子却始终没人愿救。还是母亲听到呼救声后，才跑过来捞起妹妹。因落水时间太长，妹妹在捞上岸前已涨着肚皮浮上水面。
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我们一家人低着头，默默地守在妹妹的身边。妹妹涨得发圆的肚子上驮压着一包重重的沙袋，惨白的脸上睁着一双凝滞的眼珠，一动不动。受沙袋挤压，肚子里的水不断透过她那张开的嘴巴，丝丝往外冒。父亲紧紧握着母亲的双手，仿佛在无声地安慰母亲。医生说，没希望了，要父母准备后事。可我们怎么也不甘心就这样眼巴巴望着妹妹离去，一家人痛苦地在祷告着，希望妹妹能够醒来。
到了第二天凌晨，哗啦一声，妹妹肚子里的水连同胃中的食物，突然一股脑儿被全部吐出，涨圆的肚子也一下子瘪下去了。只见她翕动着嘴巴，嘤嘤了几声。不知谁在大喊“醒来了！醒来了！”顿时我们都围了过去。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真的出现了，妹妹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骨碌碌地滚动着。她醒来的第一声就是问“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为什么你们都围着我？”母亲热泪直涌。穷人家的孩子命最硬，妹妹终于逃出这次大劫难。不然的话，我将会遗憾终生。
1965年秋，我上小学了。母亲用南洋亲戚送的澳洲面粉袋为我缝制了一套新衣。第一次背上书包走进校园，兴奋的心情难以形容。来到校园门口，母亲叮咛我要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然后在我额头上吻了一下，便回家去了。
告别了母亲，在我刚跨入校门的时刻，几块泥巴突然从侧边向我袭来。我转身一看，几名比我稍大的孩子，一边兴灾乐祸地拍手称快，一边叫喊着：“快来打地主仔呀！”他们也学着自己的父母，用斗争我父亲的手段欺负我！上学第一天，我便尝到受人无端侮辱的滋味。我紧攥拳头，不顾一切地朝骂我最凶的一个小孩扑了过去。那孩子冷不防被我摔倒在地。我俩抱在一起，在地上撕打、翻滚。另外几个孩子一齐围拢过来，狠扯我的头发，撕我的书包。
正当我寡不敌众的时候，母亲突然了。她一边大声喊着：“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一边张开双臂护住我。群殴我的顽童忿忿走开，嘴巴不停地嚷“打倒地主婆！”
我脸上被抓得道道血痕，胳膊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新衣服被址掉纽扣，新书包被撕断带子。看着受委屈的我，母亲一把将我搂在怀里，冰冷的泪水落在我的额头。我虽年纪尚小，但完全明白此刻母亲内心的痛楚。
小朋友不懂事，很难怪他们，但那些为人师表的先生们却连最起码的怜悯之心也没有。从上学第一天起，我尊敬老师甚于自己的父母。在父母亲面前，我有时会撒娇淘气，可在老师跟前，我却是恭恭敬敬，百依百顺。我敬重老师，老师却视我为草芥。在学校老师的心目中，我是天生的下等人，没有人格，没有尊严，谁都可以肆意凌辱我。记得读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来了个姓林的教师。他得知我是反革命的子女后，把我列入另册，看不起我，冷落我，把我安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讲课谈到阶级斗争，一定要把我父亲作为阶级敌人的代表，让同学们耻笑我。他有个三岁的女儿，常带到学校来。他讲课时，常常叫我到课堂外边替他看小孩子。有时上课时间，他竟要我出去扫地。有一次这个小女孩在教室门前拉得满地屎尿。当时我正在听别的教师讲课，可这位林先生却走进教室，要我马上出去将他儿女拉的尿屎清理干净。我明知他是在欺负我、愚弄我，可有什么办法呢？我清楚我与其他小朋友的处境不同，不能有丝毫反抗，必须咽下这口气，必须逆来顺受。那时，我几乎被他当成一名童奴使用，稍有不依，除了遭辱骂，有时还挨耳光。学校曾是我日夜渴望的地方，后来却变成了我惧怕、憎恨之地。初小毕业时，我竟然连乘法口诀也不会。
我二哥性格沉静，非常聪明。小学毕业时，学校推荐他报考海南最好的中学——海南中学。他考上了，那可是千里挑一，但终因父亲是反革命，录取通知书被大队干部扣压。十二三岁的年纪就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回乡当了农民，二哥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关起门来哭了几天几夜。限制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后代接受教育，逐渐消灭这个反动阶级，是毛泽东的既定图谋。六十年代初刘少奇掌权时，阶级斗争暂时淡化，我大哥才得以顺利上了中学。相对我们几位弟妹，大哥是个幸运者。二哥、姐姐和我虽然都有读书的天资，却也只能读完农村的小学，被剥夺了继续上学的权利。
二哥失学后，父亲鼓励他振作自学。二哥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人生大目标——像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在艰难的环境中发愤学习，将来成为作家、诗人。白天参加生产队繁重的劳动，晚上挑灯夜读。那时大部分乡村人都是文盲，要找一本书相当不容易。二哥无论是到亲戚朋友家，还是到外乡修水利，只要看到书就借来读。有时候偶然在垃圾堆上捡到一张别人包东西扔掉的旧报纸或旧杂志，也如获至宝拿回家来慢慢细读。我家原有不少古书，父亲戴上地主反革命的帽子后，害怕惹上麻烦，除了留下一本王云五编写的四角号码字典外，其他书全都烧掉了。父亲留下的这本字典成了二哥的良师益友，也使我受益不少。二哥一有空就捧着那本厚厚的字典翻来翻去，即使被调派到外地当劳工，也把那本字典带在身边。这本上千页的字典，二哥耳熟能详，无论你问那个汉字，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告诉你，那个字在字典的哪一页，怎样解释。直到现在，这本字典还一直陪伴着二哥。
二哥每天都读书到深夜，写的读书笔记可能有几大箱。二哥每天都坚持写日记，那记录着他一生辛酸苦辣在日记本，相信他至今仍收藏着。二哥表面文弱，内心刚强。他不满社会的黑暗，用手中的笔进行无声的抗争。二哥写过一本反映生活现实的书稿，在床下墙顶藏来躲去，生怕被人发现。我那时年幼，读不懂他写的这本书。母亲说，主要内容写的是一对出身反革命家庭和地主家庭的青年男女，不满血腥的现实统治，冲出樊笼追求真爱的故事。这样一本书稿若被其他人发现，那可要大祸临头，轻则被判罪坐牢，重则会被枪毙，而且株连全家。后来父亲常被抓走游街批斗，形势越来越紧张，母亲害怕民兵抄家时将书稿搜出来，就劝说二哥将书稿焚毁了。二哥花费多年心血的劳动成果，在这一刻间付诸东流。
不知不觉间四年过去了，我在乡间读完了初小。这四年与其说是上学，不如说是胡闹。上头号召停课闹革命，我们乡村小学的校长也野心勃勃想趁机大干一番事业。他和那位姓林的教师一道，乘我们反革命家属不敢反抗之机，侵占我家祖宗留下的土地。他们要我们这些小学生开荒，毁掉我们家的果木树林，强占了我们仅有的几亩土地。四年的初小，我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的。老师的教育近乎虐待，同学无端侮辱，我几乎是在诚恐诚惶中度过每一天。我想永远离开学校，我不想看老师那凶神恶煞模样，不想听同学唤我反革命仔。我将自己不想再上学了的念头告诉父亲，想不到被父亲狠狠扇了几个耳光。父母亲把我们五个孩子当作他们的希望，最痛恨的就是我们说不想读书。尽管他对那个年代那种制度已不抱任何幻想，但他坚信读书必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