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平转自明镜新闻网
傅國湧：拆十字架拆不掉信仰信心
中國歷史學者傅國湧於二零零八年受洗為基督徒，他認為浙江這場拆十字架行動是違憲、違法的，而基督教會在中國一直備受打壓，但是越打壓信徒越多。以下是專訪摘要：
拆十字架對於信徒意味著什麼？
拆十字架當然是對教會一次極大的衝擊，這個舉動是違憲的、違法的，憲法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諾，法律從未規定不允許教會有十字架，同時，這也是與幾十年來執行的宗教政策相抵觸的。但是從根本上說，它並沒有傷到教會，反而很可能是對教會的成全。對於教會來說，你可以拆掉有形的看得見的十字架，卻拆不掉我們對上帝和他差來的耶穌基督的信心。
歷史上，基督徒都是越被打壓越有凝聚力嗎？
歷史上從來都是這樣，教會都是在逼迫中往前走的。在羅馬帝國的時候，殺了多少人。羅馬帝國到後來，據說連做十字架的木頭都找不到了（插在墓前）。都到這種地步了，但最後，整個羅馬帝國都歸向了基督。
中國也是如此。一九零零年義和團運動，義和團被慈禧太后利用，大肆逼迫教會，殺了很多人，天主教和基督教加起來至少有兩萬多人，其中包括牧師、神父、信徒以及家屬……但是，奇妙的事情是，僅僅過了不到兩年，教會的人數，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是大大的增加了。正常的說，在一九零零年庚子事變的時候，基督教在中國的人數加起來大約八萬五千多人，但到了一九零三年，死掉的人不算，反而是變成了大約十一萬五千人。
一九二七年，國民黨軍隊到達南京的時候，曾引起很多傳教士的驚慌， 但是一九二七到三七年，教會還是在迅速的增長，人數在不斷地增多。不僅如此，還出現了大量的本土化教會，不是由外國的傳教士建立的，而是由中國本土的信徒建立的。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來了，沒想到教會在日本佔領區，還有在那些沒有淪陷的大後方，竟然得到了復興。尤其是在中國的綜合性大學裏面，原本教會只能在教會大學裏傳福音，抗戰後期卻在西北大學、復旦大學、中央大學等重要大學裏出現了團契，很多大學生信了基督，其中有一些學生決志將來要做全職的傳道人。比如像陳終道、王長新、滕近輝、邊雲波，他們是復旦大學、西北大學、中央大學出身的，後來成為牧師，在世界各地牧養華人教會，在華人教會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有的還健在。
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的教會遭遇了巨大的衝擊，尤其是向西方關上了大門，把西方所有的傳教士都趕走了。所有的教會學校在一九五零年代初都被連根拔起，不含天主教的學校，僅基督教會，就有十三個大學、二百四十七個中學，將近一千個小學，這麽多的教會學校幾乎都在一夜之間被關閉。基督徒和所有教會都被迫要參加「三自」，不參加的教會領袖、骨幹和一些信徒則被判刑。進入「文革」，就連「三自」的教會也被關了門。在外人看來，中國教會已經被全部滅掉了。
但是到一九七零年代初，「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後，人們驀然發現，教會已悄悄地在沿海的城市或農村裏面成長起來，基督徒人數，已經超過了一九四九年的好多倍。一九四九年正式受洗、領聖餐的基督徒大約八十三萬多，加上不領聖餐的可能有一百萬人，而到了一九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中國大陸的基督徒人數大約有八百萬到一千萬人。也就是說，過了三十來年，在極大的逼迫和患難之中，人數翻了大約十倍，這些教會都是在完全看不到的地方，靜悄悄的生長起來的。
溫州有怎樣的基督教歷史，才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呢？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第一個英國的傳道士、內地會的曹雅直弟兄來到溫州，那個時候溫州還沒有開埠，不是一個開放的通商口岸，他就已經開始在溫州傳福音。後來一八七六年中英煙台條約簽訂以後，就開了溫州口岸，次年，英國偕我公會的李華慶弟兄就來了，在溫州城裏面傳福音。他二十六歲就去世了，一八八三年一月，蘇慧廉就被派遣過來接替他。
給溫州影響最大的兩個傳教士，一個是曹雅直，一個是蘇慧廉，蘇慧廉在溫州的時間大約是二十五年，後來被聘為山西大學西齋總教習。他在溫州建立了很多的教會，還辦了醫院、學校。溫州最早的現代學校——藝文中學堂就是蘇慧廉辦的，溫州最早的醫院定理醫院也是他們辦的。他們不僅帶來了上帝的福音，也帶來了醫療、教育，帶來了整體的文明，對於改變溫州落後的、愚昧的狀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溫州這個地方由於交通偏僻，實際上過去都屬於邊緣的地區，只有在南宋時，由於定都杭州，離溫州比較近，它才有過一輪文明的復興。但在此以後，它又非常的衰弱，一直等到傳教士進來之後，教會在這裏比較普及，每一個縣，很多的鄉鎮，都建立起了教會，實際上溫州的近代文明，就是傳教士帶進來的。所以，現在溫州仍是基督教的重鎮。在一個地區，會有這麽大數量的信徒，在整個中國是不多見的。這可能也是引起某些方面警惕的因素之一吧。
那在七零年代以後，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情況如何呢，共產黨的態度是什麼？
基本上它還是逐漸接受了。一九五零年代要求所有的基督徒加入「三自」，要把所有的教會變成「三自」下面的，有的人不同意，像王明道、袁相忱、林獻羔這些弟兄就不同意，那就是坐牢，他們都被關了二十幾年。
到一九七零年代末以後，逐漸恢復了「三自」的活動，宗教政策也有了調整，在這個（三自）框架底下，宗教自由得到了一定的保護，「三自」下面的教會大致上是沒有受到什麽打擊和壓迫的。只是家庭教會還是不行，常有個別的、局部的干擾。
但是，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教會的人數也有了巨大的增加，到現在還沒有具體的統計資料，「三自」的統計資料很多年前就已經達到三千萬人，這個資料過去了好多年，而且沒有包括家庭教會，所以總的人數是算不出來的。
（基督徒數量）增長得非常快，隨著這個社會的道德危機、信仰危機日益加深，進入教會的人也越來越多，唯有教會能給這個沒有指望的時代帶來安慰。很多人到這裏來尋找精神的出路、終極的出路。這幾十年是相對比較平安穩妥的時代，教會沒有遭遇大的危機，今年則是溫州乃至浙江比較大的衝擊。
浙江省這一年來對於教堂的政策，您有感受到明顯的變化嗎？家庭教會呢？
在外部很難觀察到內部情況，聖經裏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我們怎麽能知道呢？也很難說有變化，難道以前就很好嗎？無非是一個是「不好」，一個是「更不好」。
對於基督教會，實際上一直都在打壓，有的時候緩和一點，有的時候急促一點，我想從來都沒有「好」過。六十五年來都沒有好過。 而關於家庭教會，一直都處於逼迫當中，經常被趕來趕去，所以抗壓的能力相對強一點。
這是憲法層面的問題，中國大陸的憲法還是有一個落不落地的問題，並不是憲法寫上了，就真有保障了。我們要追溯的，還是憲法的可信賴性。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們原本就擁有的權利。
有一種評論認為，由於近年來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開始對基督教更有好感，這讓當局更加警惕，所以才會更加的管制，這種說法有道理嗎？
這是一種猜測，沒有一個實證的資料，我們也無法去判斷。我想這更多的只是外界的一種分析，比如說這幾年，有些知識分子信了基督，不過也是少數，非常少數的少數，在整個基督徒中比例仍然非常非常低，不足道也。
亨廷頓在《第三波》當中，也談到了韓國的民主化和韓國的天主教的組織有很大的關係，那麼在中國，基督教面對政府力量侵犯憲法的抗議，您覺得基督徒對於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有一個促進嗎？
目前看來恐怕還沒有。因為基督徒這個人群是非常溫和的，非常關心內在的生命，對外在的社會並不關心，也不夠了解，至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看不到這個群體有可能對外面的社會投去多少關注的目光。
如果說有個別人在關心，這其實跟整個的群體沒有關係。包括商人的力量也還談不上，都還是一個很小衆的東西。畢竟中國是高度行政化的，資源都是政府手裏，官本位牢不可破，官方對社會的掌控、維穩模式是強有力的，無所不在、密不透風的，很少有社會喘息的空間。
你最早是什麼時候聽到拆十字架？您當時覺得這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嗎？
大約在春節後，我也沒覺得這是一個孤立的事件。我知道接下來會有連鎖的行為。這是政府行為，政府不是一個人，是一個組織，是一個高度精細化的系統，它做出的任何一個行為，都是精密推算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