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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观察:《黑五类忆旧》—乡村告密风

2014年08月07日 综合新闻 ⁄ 共 3697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那时我家住在一个乡镇上。镇虽小,却是区委所在地,区直、社直机关不少。运动伊始,许多人因说话挨整,其中以税务所的杨某最为知名。杨某曾是志愿军,据说还立过功。战斗中因遇严寒,一支脚的脚趾头被冻掉,走路有点跛,人称杨瘸子。喊他瘸子等于宣传他的功勋,因而对于这一不雅的绰号,他欣然接受。杨瘸子平时爱说俏皮话。广播里天天讲马克思,他便说:“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单位天天学毛著,他又说:“学什么毛竹,还学松杈子呢,毛竹没松杈子值钱。”

这些话都是背后与人闲扯时说的,本为玩幽默,不料竟被人告了密。先是税务所组织人写他的大字报,并开会批判,说他反动透顶,后来区里又开大会批斗,明令他和牛鬼蛇神们一起游街。谁知不批则已,一批惊人,反动透顶的杨瘸子原来就是小镇名人,现在又有了以前鲜为人知的名言,更是名声大噪。特别是他的“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一句,竟广为流传,引起许多人的感慨、共鸣和引用。当然,引用时必须在前面加上“杨瘸子说”,否则也要挨批斗。杨瘸子是老党员、老战士,立过功,又是残废军人,资格老,本钱大,被批斗几场,未戴什么帽子,仍然当他的收税员。

我的同学陈某,不善言谈,父亲又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内心很是自卑。他是回乡知青,本人并无政治问题,因而生产队的读报会、学毛选、批判会,他都有资格参加。一天,生产队开会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员们边批判边呼口号,其中“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喊得最多,且一喊就要重复两三遍。这句口号,喊上几遍就成了绕口令。人喊口号时情绪往往很激动,一激动就容易出错。陈某正是如此,一不留意把两个大人物喊错了位,把该打倒的喊成要保卫的,要保卫的喊成该打倒的。上百人一齐喊口号,即便其中一人喊错了,别人也不会听出来。不料,坐在他旁边的小张,会后向大队告密,说陈某胆大包天,居然在批判会上公开喊反动口号。小张是公社书记的儿子,在陈某所在的生产队就近插队落户。

大队上报到公社,公社下令生产队对陈某进行批判。会场是三间空房,内无隔墙。批判会开始,被批判者照例要向毛主席请罪。积极分子们为了丰富斗人的乐趣,把四面墙都贴上领袖像,令陈某跪在地上,像推磨似的,转着圈向四面墙上的领袖像磕头。那场批判会,我也被喊去参加。看着同学下跪请罪的情形,我心中愀然,未等会开完,便悄悄溜走。

陈某被批斗几次之后,公社革委会给他定了个罪名——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是帽子举而不戴,管制劳动,以观后效。陈某经此一劫,精神面貌为之一变,比以前更加少言寡语。那个告密的小张,却在生产队入了党,不久便招工进了城。

因喊口号倒霉的还有曾某的老婆。曾某是公社干事,他老婆是裁缝。一天,人们上街游行,欢呼最高指示发表,她也跟着游行。在反复喊打倒刘、保卫毛时,她也把人物喊错位了。她嗓子好,声音高,“反动口号”一出口,不少人都听见,个个吓得半死。事后曾某的老婆也挨了斗,但她的运气要好得多。他丈夫是公社干部,暗中为她活动一番,以后便不了了之。

徐某40多岁,体魄健壮,是个劳动能手,犁耙扬(场)撒(种),样样精通。一日,儿子杀鸡,用刀像拉锯似的在鸡脖子上拉了两下,一松手,那公鸡在地上扇扇翅膀,挣扎了几下,竟起身跑了。徐子好一番追赶,才将其捉回。徐某见状,斥责儿子:“一只鸡都杀不死。你把它的头剁了!”不料,隔墙有耳,徐某被告密为想谋害毛主席,对儿子说,你杀毛主席要是杀不死,就把他的头剁了。造反派得到举报,如临大敌,当晚把徐某捆起来,押上会场,进行批斗。

会场就在街边,发言人几次引用告密者的话,喝问徐某为什么要谋害毛主席?为什么这么恶毒?引起许多人围观。那时,咒骂领袖的话是禁止重复的。发言人没有意识到这个禁忌,竟一再重复,弄得主持批斗会的人大感难堪。发言的人是革命群众,不好出言制止,只好向他打手势、使眼色,但发言者未能明白他的意思。一时间,会场气氛极为紧张,“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反革命杀手徐某某!”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徐某当然是死不承认,因为一承认他就完啦,即使不被枪毙,也要坐多年大牢。何况是别人诬告,他根本就没说过这话。造反派批斗了几个晚上,找不到有力证据,加上徐某祖辈贫农,后来不了了之。但徐某从此落下一个绰号——反革命杀手。同辈的人开玩笑喊他,他咧嘴一笑。若是晚辈也开这个玩笑,他便要翻脸开骂:“小狗日的,再敢喊一声,我把你的嘴撕成裤腰!”
钱某老实巴交,不苟言笑,平时只知闷着头干活,挣工分。一天,他正在自家菜园里挖地,忽然来了两个肩扛红棍子的群专队员,把他押到公社群专指挥部,关了起来,罪名是污辱伟大领袖。原来有人告密,说他用领袖像当手纸,用过后扔进粪坑。

生产队没有公厕,社员们都在自留地里垒一个简易的小厕所,仅供自用。路人若遇内急,也可就近方便。那一天,钱某的确发现自家厕所粪坑里有报纸,而且上面有领袖像,吓得赶紧将报纸捞上来,埋在粪堆里。当时各级报纸都在右上角印领袖像和一段语录,天天如此。从生产队到公社都要抓政治学习,农民也要隔三岔五地聚在一起听人读报。过期的报纸则被买给商店或卖瓜子的,用来包东西,因此,印有领袖像的报纸随处可见。公社和街边的公厕粪坑里,经常漂着印有领袖头像的报纸片。因是公厕,谁污辱的伟大领袖,无处可查,也就无人过问。

钱某受审时,开始不承认,说是别人陷害他。群专头目竟让人出示证据——原来告密者已经带人将那张报纸片从粪堆里挖出,用一张干净纸包着,送交群专头目。于是钱某辩解说,他一家人几年都没买过手纸,大便时都是用草团、树叶解决。又说,报纸都被干部们收着,他上哪弄到那东西。即使弄到,也舍不得当手纸,还留着包东西哩。他家茅坑里的报纸,一定是别人进去拉屎时丢下的。但辩解无用。群专头目说:“你还想抵赖!哪个能证明那报纸不是你扔在粪坑里的?就算不是你扔的,你把它埋在粪堆里,可是事实?”证据确凿,钱某怎么为自己辩解都没用,后来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由生产队管制劳动,并经常被公社大队强迫干义务工。

我本人也吃过被人告密的苦头。村村队队大跳忠字舞,生产队派人到公社学习,然后回来教社员跳。被派去学习的孙某是团员,又是队干部,上面一有号召,就积极表现。“学成归来”教大家时,有的妇女害羞,学跳舞扭扭怩怩;有的老人放不下脸面,不愿学舞,他便板着脸训人,说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大跳大忠,不跳不忠。这显然是一顶政治帽子,我受不了他那张狂劲,便私下对他说:“跳不跳忠字舞,与忠不忠没什么关系嘛。照你这么说,坏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

不料他竟向公社打了小报告。公社干部说我对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有抵触情绪,诋毁全民跳忠字舞的伟大意义,思想有严重问题,令生产队对我进行批判,并且说如果我态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队召开批判会批斗。我父亲得知此事,着了慌,去找大队书记董开华,请他从中说情。董到生产队找到队长,问他:“东子(他一直这么称呼我)到你们队来干什么的?”队长说:“来当社员的。他还能干什么?”董开华说:“他除了来当社员,还是来接受你们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明他们还不成熟,有什么差池,你们要教育嘛,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开什么批判会。队里开会教育教育他,让他做个检讨算了。”队干部们一商量,又把批判会改成教育会,并对我说:“你在会上做个检讨,就算了,我们就不追究了。”

会议名称一改,会议的性质就大不相同了,队干部的态度也温和多了。董开华怕我不愿做检讨,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东子,我看你的性格像你爸,说话直。你爸不就是吃了说话直的亏吗?你在会上认个错,不要硬顶,公社那边,我去说说,这事就过去了。下次说话可一定要注意呀!” 我也担心事情闹大。批判大会我见得多了,站在小学操场的台子上挨斗,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天晚上,我在队里召开的社员会上“低头认罪”,几个干部和党团员相继发言,把我“教育”了一番,此事算了结了。

被人告密诋毁忠字舞只是小事,毕竟未受什么处罚。受告密之害最深的是我每遇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便有人大写“人民来信”,使我一次次被淘汰。那些“人民来信”都以揭发我父亲的政治问题为杀手锏,达到毁灭我的前途的目的。由于自己深受告密之害,参加工作后,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向领导打别人的小报告。今天,有人将那个逝去的时代描绘成天堂,说是“民风淳朴,社会和谐”,实在不知是何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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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毛泽东执政28年,没订过一部民法、刑法。土改时期,县一级土改工作团就可批准杀人。文革中,公安局的军管会就可批准杀人。草率杀人,几同儿戏。追随毛泽东执行其专政任务的人,往往最终也难逃被毛戏耍凌辱打击陷害的命运。其中不少良知未泯的人越回顾越痛苦。我的朋友胡遐之,原重庆大学的地下党员,49年随军接管湖南衡山县公安局,留下工作,负责修建监狱。他说“当时重在防止逃跑,狱中生活条件多未考虑”,不料文革中自己蹲进这座监狱,并写诗记其事:“孰料残冬入狱时,北风抖索冻难持。当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谁!”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少言人道”的人,多半也遭受别人不把他们当人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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