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那时我家住在一个乡镇上。镇虽小，却是区委所在地，区直、社直机关不少。运动伊始，许多人因说话挨整，其中以税务所的杨某最为知名。杨某曾是志愿军，据说还立过功。战斗中因遇严寒，一支脚的脚趾头被冻掉，走路有点跛，人称杨瘸子。喊他瘸子等于宣传他的功勋，因而对于这一不雅的绰号，他欣然接受。杨瘸子平时爱说俏皮话。广播里天天讲马克思，他便说：“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单位天天学毛著，他又说：“学什么毛竹，还学松杈子呢，毛竹没松杈子值钱。”
这些话都是背后与人闲扯时说的，本为玩幽默，不料竟被人告了密。先是税务所组织人写他的大字报，并开会批判，说他反动透顶，后来区里又开大会批斗，明令他和牛鬼蛇神们一起游街。谁知不批则已，一批惊人，反动透顶的杨瘸子原来就是小镇名人，现在又有了以前鲜为人知的名言，更是名声大噪。特别是他的“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一句，竟广为流传，引起许多人的感慨、共鸣和引用。当然，引用时必须在前面加上“杨瘸子说”，否则也要挨批斗。杨瘸子是老党员、老战士，立过功，又是残废军人，资格老，本钱大，被批斗几场，未戴什么帽子，仍然当他的收税员。
我的同学陈某，不善言谈，父亲又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内心很是自卑。他是回乡知青，本人并无政治问题，因而生产队的读报会、学毛选、批判会，他都有资格参加。一天，生产队开会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员们边批判边呼口号，其中“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喊得最多，且一喊就要重复两三遍。这句口号，喊上几遍就成了绕口令。人喊口号时情绪往往很激动，一激动就容易出错。陈某正是如此，一不留意把两个大人物喊错了位，把该打倒的喊成要保卫的，要保卫的喊成该打倒的。上百人一齐喊口号，即便其中一人喊错了，别人也不会听出来。不料，坐在他旁边的小张，会后向大队告密，说陈某胆大包天，居然在批判会上公开喊反动口号。小张是公社书记的儿子，在陈某所在的生产队就近插队落户。
大队上报到公社，公社下令生产队对陈某进行批判。会场是三间空房，内无隔墙。批判会开始，被批判者照例要向毛主席请罪。积极分子们为了丰富斗人的乐趣，把四面墙都贴上领袖像，令陈某跪在地上，像推磨似的，转着圈向四面墙上的领袖像磕头。那场批判会，我也被喊去参加。看着同学下跪请罪的情形，我心中愀然，未等会开完，便悄悄溜走。
陈某被批斗几次之后，公社革委会给他定了个罪名——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是帽子举而不戴，管制劳动，以观后效。陈某经此一劫，精神面貌为之一变，比以前更加少言寡语。那个告密的小张，却在生产队入了党，不久便招工进了城。
因喊口号倒霉的还有曾某的老婆。曾某是公社干事，他老婆是裁缝。一天，人们上街游行，欢呼最高指示发表，她也跟着游行。在反复喊打倒刘、保卫毛时，她也把人物喊错位了。她嗓子好，声音高，“反动口号”一出口，不少人都听见，个个吓得半死。事后曾某的老婆也挨了斗，但她的运气要好得多。他丈夫是公社干部，暗中为她活动一番，以后便不了了之。
徐某40多岁，体魄健壮，是个劳动能手，犁耙扬（场）撒（种），样样精通。一日，儿子杀鸡，用刀像拉锯似的在鸡脖子上拉了两下，一松手，那公鸡在地上扇扇翅膀，挣扎了几下，竟起身跑了。徐子好一番追赶，才将其捉回。徐某见状，斥责儿子：“一只鸡都杀不死。你把它的头剁了！”不料，隔墙有耳，徐某被告密为想谋害毛主席，对儿子说，你杀毛主席要是杀不死，就把他的头剁了。造反派得到举报，如临大敌，当晚把徐某捆起来，押上会场，进行批斗。
会场就在街边，发言人几次引用告密者的话，喝问徐某为什么要谋害毛主席？为什么这么恶毒？引起许多人围观。那时，咒骂领袖的话是禁止重复的。发言人没有意识到这个禁忌，竟一再重复，弄得主持批斗会的人大感难堪。发言的人是革命群众，不好出言制止，只好向他打手势、使眼色，但发言者未能明白他的意思。一时间，会场气氛极为紧张，“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反革命杀手徐某某！”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徐某当然是死不承认，因为一承认他就完啦，即使不被枪毙，也要坐多年大牢。何况是别人诬告，他根本就没说过这话。造反派批斗了几个晚上，找不到有力证据，加上徐某祖辈贫农，后来不了了之。但徐某从此落下一个绰号——反革命杀手。同辈的人开玩笑喊他，他咧嘴一笑。若是晚辈也开这个玩笑，他便要翻脸开骂：“小狗日的，再敢喊一声，我把你的嘴撕成裤腰！”
钱某老实巴交，不苟言笑，平时只知闷着头干活，挣工分。一天，他正在自家菜园里挖地，忽然来了两个肩扛红棍子的群专队员，把他押到公社群专指挥部，关了起来，罪名是污辱伟大领袖。原来有人告密，说他用领袖像当手纸，用过后扔进粪坑。
生产队没有公厕，社员们都在自留地里垒一个简易的小厕所，仅供自用。路人若遇内急，也可就近方便。那一天，钱某的确发现自家厕所粪坑里有报纸，而且上面有领袖像，吓得赶紧将报纸捞上来，埋在粪堆里。当时各级报纸都在右上角印领袖像和一段语录，天天如此。从生产队到公社都要抓政治学习，农民也要隔三岔五地聚在一起听人读报。过期的报纸则被买给商店或卖瓜子的，用来包东西，因此，印有领袖像的报纸随处可见。公社和街边的公厕粪坑里，经常漂着印有领袖头像的报纸片。因是公厕，谁污辱的伟大领袖，无处可查，也就无人过问。
钱某受审时，开始不承认，说是别人陷害他。群专头目竟让人出示证据——原来告密者已经带人将那张报纸片从粪堆里挖出，用一张干净纸包着，送交群专头目。于是钱某辩解说，他一家人几年都没买过手纸，大便时都是用草团、树叶解决。又说，报纸都被干部们收着，他上哪弄到那东西。即使弄到，也舍不得当手纸，还留着包东西哩。他家茅坑里的报纸，一定是别人进去拉屎时丢下的。但辩解无用。群专头目说：“你还想抵赖！哪个能证明那报纸不是你扔在粪坑里的？就算不是你扔的，你把它埋在粪堆里，可是事实？”证据确凿，钱某怎么为自己辩解都没用，后来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由生产队管制劳动，并经常被公社大队强迫干义务工。
我本人也吃过被人告密的苦头。村村队队大跳忠字舞，生产队派人到公社学习，然后回来教社员跳。被派去学习的孙某是团员，又是队干部，上面一有号召，就积极表现。“学成归来”教大家时，有的妇女害羞，学跳舞扭扭怩怩；有的老人放不下脸面，不愿学舞，他便板着脸训人，说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大跳大忠，不跳不忠。这显然是一顶政治帽子，我受不了他那张狂劲，便私下对他说：“跳不跳忠字舞，与忠不忠没什么关系嘛。照你这么说，坏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
不料他竟向公社打了小报告。公社干部说我对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有抵触情绪，诋毁全民跳忠字舞的伟大意义，思想有严重问题，令生产队对我进行批判，并且说如果我态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队召开批判会批斗。我父亲得知此事，着了慌，去找大队书记董开华，请他从中说情。董到生产队找到队长，问他：“东子（他一直这么称呼我）到你们队来干什么的？”队长说：“来当社员的。他还能干什么？”董开华说：“他除了来当社员，还是来接受你们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明他们还不成熟，有什么差池，你们要教育嘛，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开什么批判会。队里开会教育教育他，让他做个检讨算了。”队干部们一商量，又把批判会改成教育会，并对我说：“你在会上做个检讨，就算了，我们就不追究了。”
会议名称一改，会议的性质就大不相同了，队干部的态度也温和多了。董开华怕我不愿做检讨，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东子，我看你的性格像你爸，说话直。你爸不就是吃了说话直的亏吗？你在会上认个错，不要硬顶，公社那边，我去说说，这事就过去了。下次说话可一定要注意呀！” 我也担心事情闹大。批判大会我见得多了，站在小学操场的台子上挨斗，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天晚上，我在队里召开的社员会上“低头认罪”，几个干部和党团员相继发言，把我“教育”了一番，此事算了结了。
被人告密诋毁忠字舞只是小事，毕竟未受什么处罚。受告密之害最深的是我每遇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便有人大写“人民来信”，使我一次次被淘汰。那些“人民来信”都以揭发我父亲的政治问题为杀手锏，达到毁灭我的前途的目的。由于自己深受告密之害，参加工作后，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向领导打别人的小报告。今天，有人将那个逝去的时代描绘成天堂，说是“民风淳朴，社会和谐”，实在不知是何居心。
————————————————————————————
补白：毛泽东执政28年，没订过一部民法、刑法。土改时期，县一级土改工作团就可批准杀人。文革中，公安局的军管会就可批准杀人。草率杀人，几同儿戏。追随毛泽东执行其专政任务的人，往往最终也难逃被毛戏耍凌辱打击陷害的命运。其中不少良知未泯的人越回顾越痛苦。我的朋友胡遐之，原重庆大学的地下党员，49年随军接管湖南衡山县公安局，留下工作，负责修建监狱。他说“当时重在防止逃跑，狱中生活条件多未考虑”，不料文革中自己蹲进这座监狱，并写诗记其事：“孰料残冬入狱时，北风抖索冻难持。当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谁！”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少言人道”的人，多半也遭受别人不把他们当人的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