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届师范毕业生。母亲是家乡禹州城里的大家闺秀。她的二哥曾任职于国民政府，当年是有资格坐飞机去台湾的，为了照顾数十口亲眷，选择留在大陆。三反五反中，在东北某大学副校长任上被镇压，与后来的储安平一样不知所终。
父亲师范毕业后任小学校长，一直是工作积极分子，反右时曾把一名据说是有作风问题的女同事打成右派。在1962年的下放运动中，他自己遭到报应，妻子儿女与他一起被赶到乡下务农。从此饥饿像没有尽头的噩梦，伴随我整个童年。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时，放学回家找不到食物，我只好用赃手到咸菜缸里偷大头菜充饥，并因此挨了一顿毒打。我的瞎了双眼的奶奶，去世之前总在重复一句话：“等我死后，每个周年给我烧一块刀头肉，就一年不饥了。”
我小时候爱说一些不讨人喜欢的话，因此经常在家挨打，挨了打就死命哭喊。住在同一个院落里的三伯母说我是“买官儿”，是父亲“拉卖煤”时拣来的。“拉卖煤”是一种很缺德的营生，就是把当地煤窑挖出来的煤炭，掺合上发电厂洗出的细煤碴，用架子车拉到东部平原当煤炭卖，从不能够分辨煤炭质量的当地人手中骗取一些不义之财。每到冬天，村里的壮劳力就成群结队去“拉卖煤”，然后用骗来的钱买菜割肉过年。
1971年春天，刚刚6岁的我与哥哥一起进入村办小学春季班读书。第一堂课是“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学回家，我兴高采烈地询问父亲什么叫接班人。父亲的回答是：“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我接上话茬说：“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话音没落，一记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我的脸上。晕头转向之中，我看到的是父亲和当红卫兵、红小兵的姐姐、哥哥同仇敌忾的眼光。改名为张革命的堂兄，更是露出一脸的杀伐之气。有了这一次的遭遇，我开始对《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歌曲深恶痛绝。
认识几个字之后，我便于饥寒交迫中自己动手找书读。其原动力只是父亲反复强调的一句老实话：“不好好读书，长大连媳妇也讨不上。”我们村是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光棍村。村里一位外号老虎仇的老光棍，因讨不上媳妇，在自己的寡母面前总是露出老虎般的一脸凶相，却偏偏喜欢逗我玩耍。我曾经梦想自己考上大学当上官，不单自己拥有漂亮女人，还能替老虎仇娶来一房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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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在土改中，女人也是财富。除了没收地主富农的一切财富之外，还没收他们的女人。我的一位本家，也是被斗户，有二个待字闺中的女儿，这可馋坏了一些工作组成员和翻身户中的老光棍。一位刘姓长工老光棍，提出应该把富户的闺女配给贫雇农，并声言，他是雇农，更应优先。他想把我本家的姑娘弄到手。为了达到目的，他在村里显得特别积极，各项活动都带头参加。但他无文化，无靠山，又无手段和能力，在村里翻不起大浪，成不了气候，人们对他都很反感。不久，村里的头头和外来工作组便以搬石头(为运动扫清障碍)为名，把他推上台批斗。挨了两顿打骂之后，刘长工老实了，不再打富户女儿的主意，并从此退出乡村政治舞台。刘光棍的被斗，其实另有原因——我本家的女儿早已被村基干民兵惦记上了，同时也被住村工作队的一个有权势的成员看中了。他们不敢说配给自己，但同样是趁火打劫。就在我的这位本家即将被斗时，村贫协主任去他家说媒了。与其是说媒，不如说是逼婚。本家的两个女儿日夜啼哭，哭了几日，最终还是没有逃出胜利者的手心，成了他们的战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