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的王有才，在学生运动前期，帮助外校仿照北大模式建立自治会，北京宣布戒严后，担任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秘书长，六.四后被列在遭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中。王有才表示，5月20号北京宣布戒严后，形势紧张起来，他和北大自治会的一些骨干成员认为应该让学生撤离广场，自己当时到北高联担任秘书长是想推动撤离计划，也觉得因为北大自治会在北高联的影响力比较大，应该很容易把学生撤出广场，而当年很多复杂的因素，使得学生没有撤离广场，

“当时撤不下来一个是因为广场指挥部的原因，还有知识界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当时提出要等到6月20号，人大常委会开会讨论罢免李鹏。当然，如果学生撤了，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而且中共顽固派就会很尴尬，因为学生撤下来，他这个戒严就会很荒谬。但是后来就没撤下来，实际上，你看看，很多是共产党的阴谋：从4月15号到6月2号、6月3号，这么长时间，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是我们的宗旨，到了6月3号突然之间就出现什么暴乱了？从逻辑性来说，这里面有问题。我们这面开会，共产党上层很快就知道了；当然他们的会议，也有很多很快就传到我们这边来。这个事情很复杂。”

王有才回忆说，6月3号傍晚，他和肖旭跟来自台湾的陈百忠到北京饭店吃饭，并与台湾“血脉相连演唱会”现场通电话，感谢台湾朋友用举办演唱会的收入支持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

“当时应该是在10点钟左右吧，在北京饭店听到很多枪声，当时台湾朋友还有一些人希望我们走掉，我当时有个秘书叫肖旭，他的意见是听我的，因为广场那还有这么多学生，我想，当然不能自己就跑掉了，所以我说，我要留下来，到广场上看看，去北高联处理很多事情。后来我就跟肖旭一起到广场，想找广场上负责的，北高联的、广场指挥部的，或者是北大的。北大的负责人找到了，后来我又打电话给北高联，北高联当时在北大。当时情形很紧张，军队在街上，有燃烧的车子，开枪听得到，大家说不是橡皮子弹。我后来跟北高联和北大自治会联系，叫他们转移物品，因为当时（有人）说，部队也要到大学里去抓人，后来他们希望我回去，我也回到北大，6月4号清晨处理了很多事情。后来我们派人，也是学生的要求，到医院调查死伤人员，数字2000多（死亡），当时很难过，就号召全国罢工罢课罢市。”

1989年8月19号，王有才在浙江龙岗被抓捕，后关入北京秦城监狱，1991年1月被判刑4年，后改判为3年，同年11月，因国际压力，获假释。1998年6月，王有才到浙江省民政厅，要求注册登记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后被捕，同年12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在国际压力下，王有才2004年3月获保外就医，现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

王有才表示，他89年第一次坐牢的时候，就认识到中国需要民主，靠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组织力量来推动这个事情，但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出狱后一边谋生，一边思索。他98年去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的时候，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危险，

“我是很清楚共产党对所有挑战他政权的行动是要采取严厉措施的。98年为什么登记注册吗？就这么想，因为在中国用暴力的方式来改变，以前的实践证明不是很成功，因为改变以后都要产生专制政权，而且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很难做，再加上暴力好不好？但是又想做，又想中国民主化，怎么办呢？那么还是想从法律的问题上去思考，所以登记注册。一个从合法性的角度说，我们去登记注册，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同意，也知道要坐牢的，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凝聚人气。而且我们当时一开始的设想，就是希望在各个省、市、县发展人员，参与竞选，改变中国长期由上面任命的方式。因为中国不以组织的形式很难，以组织的方式又很危险，想在这中间寻找空间。”

王有才说，“象中国专制统治历史很长，再加上共产党当毛泽东所说的‘秦始皇加马克思’，要让它发生变化，明确的需要长时间，任何事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中国社会还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还是要有人不断试图通过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去积蓄力量、形成影响力。而且为什么我对反对党运动很看重呢？我认为，不仅从政治学原理，组织力量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反对党这个概念要在中国老百姓当中产生和扎下根来。因为以前一说组党，那就甚至是很神秘的事，被共产党搞的。我们这样去做，包括很多知识分子都认为我们不对。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去做，知道要坐牢，知道有人说我们不好，但是我们去做了，不断的做，并让人们慢慢感觉到，我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王有才说，邓小平指定江泽民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又隔代指定了胡锦涛，而下一届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权力来源有了分化，中共元老们很多也都死去。他认为，六.四之后，中国在政治层面并不是没有变化，人们不应对中国民主的前景悲观失望。

“2012年到13年会有变化，他们不变，到我们这一代人也会变。根本不用悲观。悲观的人太心急了。当然如果共产党内部有人想做，他有资源，但民间力量1、2年不行，就失望了，民间力量需要慢慢积累，应该乐观。很多人不了解，象苏联突然之间变了，它内部也有一个长期的积累，当然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也很有关系。”

王有才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给将来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可能性，也带来了阻力，

“实际上98年，当然我们浙江私营企业发展也比较快，当时有很多老板支持我，经济自由度的增加，就导致有一批人当然希望自己的财产受到稳定的保护。胡锦涛上去以后，实际上控制反而更严，但这也证明，他也感到社会的经济各方面发展，对他的统治有压力。对中共来说， 20年来最有利的是，年轻一代人很多人确实对他们比较支持。因为80年代以后出生的很多人，自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们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不能说年轻人支持他们不对，一个政权本身肯定有人支持才能维持，大家都反对它肯定是维持不了的，就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所以现在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一方面共产党始终想控制这个一党统治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新的一代人不像我们那么渴望民主。但反过来说，新的一代人因为年纪轻嘛，社会经历时间长了以后，他们也会发生变化。我认为，总的来说，向民主化发展还是有利的。”

王有才认为，中国很快会进入民权运动兴起的时代，如何让包括“中国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在中国的土壤里合法化，是他和朋友们常常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想法，不是一个推翻不推翻的问题，而是怎么样在中国确立起一个选举程序的概念，比方说，政党变成选举党，提供候选人和政策平台的方法，就是跟以前的共产党、国民党一开始作法不一样的。我把它叫做现代民主政党，有别于以前的专制政党。”

王有才表示，他很挂念因为组建“中国民主党”被捕入狱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希望以后能够回到中国，继续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努力。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