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的哥哥庄彦斌比我大9岁。哥哥很有体育天赋，各项运动都很擅长。他的速滑纪录，在我家乡据说至今也没人打破。15岁那年，哥哥被选进黑龙江省少年篮球队。后来又进了黑龙江省青年篮球队，成了省队的主力前锋。为了能和当时在佳木斯评剧团当演员的女友团聚，他放弃了黑龙江师范大学的学业，到佳木斯市队打球。
文化大革命开始，哥哥随潮流而起，在佳木斯撑起造反大旗，被该36万工人推举为红色工人造反团的司令。1967年4月，他作为佳木斯市的工人代表，去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观礼。途经家乡时，我对哥哥说：“你别太得意了。你在佳木斯造反有理，可你看看咱们这个家都已经被造反派打倒在地了。”
我的父母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但出身于剥削阶级，那可是与生俱来的罪过。我在学校虽然品学兼优，可是作为“可以教育的子女”被打入另册。学校里的各个造反团队都不接纳我。我天生要强，斗胆自己挑头成立了一个名叫“一身是胆”的造反团组织，可是不到一个月便被红五类子弟砸了。我的情绪极端低落，劝哥哥说：“我们是革命对象，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动力，你还是适可而止，好自为之吧。”
哥哥真诚听取了我的规劝，答应从北京回来就及早抽身，不再瞎折腾了。可是从北京回来不久，哥哥被牵进“6•30反革命凶杀案”。该案是文革期间佳木斯市发生的一起两派武斗致死人命事件，死者叫宋胜范，是电机厂的工人，另外一名死者是军人。案件牵涉到我哥哥，他随即被军管会收押入狱。被关押的还有另外两名凶手，一个叫陈铁生，佳木斯市第15中学的学生，另一个叫魏征明，也是电机厂的工人。这两人都惨死在牢狱中了，我的哥哥却侥幸熬到出狱。他在看守所整整关押了3年，1970年6月获释。这3年里，他受到过多次酷刑拷打，有时把他的头用麻袋罩住，然后再打。
三个年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母亲的一头秀发一寸寸发白，最后生成满头霜雪。哥哥的变化更大，已由狂热的巅峰跌落，再也不相信曾经信誓旦旦的真理了。哥哥获释之后，被监督改造。单位里的当权者都是原来的对立面，哥哥当然不甘受这份委屈。此前在狱中，他与各类社会渣滓日夜厮守，良知日益麻木，残酷的现实迫使他堕落。如今为躲避监督劳改，他逃离单位，想偷渡去香港，然因被人告发而未遂。在押解回佳市的途中，在决意和他一起偷渡的女友的帮助下跳车逃跑，被一伙刑事犯罪分子搭救。从此哥哥与这伙搭救他的人为伍，在辽宁省从事投机倒把活动。两年之后，他的罪行暴露。为逃避追捕，哥哥秘密潜回到家乡藏匿。
哥哥从辽宁潜回家时，带回一部红旗803牌短波收音机。他躲藏在家的那一段日子，每天都用这部收音机收听广播。香港有一家电台播送一个“听众信箱”节目，他听得着了迷。那是台湾国民党在香港设置的，专门面向大陆作反共宣传，并鼓动大陆人给他们写信。受这家电台的蛊惑，哥哥按照播放的地址，写了一封匿名信。这封信的收信地址和收信人的名字，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香港九龙新浦港彩虹道2楼2号，石艳芬收。因为这封信就是我在黑龙江南叉邮局为哥哥投寄的。这封信闯了天大的祸，一场灭顶之灾正向我家袭来。
1973年6月9日，全国挂号的“73•2•11”反革命挂勾信案件侦破，我和哥哥、父亲相继被捕入狱。一年半之后，我哥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书上，我哥哥庄彦斌的所谓“反革命罪行”共有两条：一是曾因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被拘押教育两年，释放后继续与人民为敌；二是自1972年10月以来，隐藏在家中地道内，收听敌台，并进行反革命宣传，书写反革命匿名信件，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阴谋策划叛国投敌。我父亲被判8年有期徒刑，我本人则被当成了一个被宽大的典型，免予刑事处分释放了。但这是个精心编织的骗局，我的自由仅仅有3个月。1975年2月1日，我又被抓回，重新查究出我新的反革命罪行，最后判我无期徒刑。
1974年10月31日是我哥哥被执行死刑的日子。那天全伊春地区召开广播公判大会，并组织伊春地区所有单位收听公判会的消息。我是在那次公判会上当场释放的。但我的哥哥却没有与我和父亲一样被押上审判台，因为他在临刑的前夜，用一个凉鞋卡子磨成的刀片割断了自己的静脉，企图自杀。详细情形是一个名叫黑小子的刑事犯后来向我讲述的，他是在死囚牢房里监护我哥哥的两名囚犯之一。“你哥哥在接到终审判决后，曾平静地对我俩说：‘你俩放心，我是不会走上共产党的刑场的。’我俩当时没理解他的意思。临刑前夜，他让我俩给他铺好行李，说要好好地睡一觉。我们当时绝对想不到他能自杀。他身上藏匿着一个用凉鞋卡子磨成的刀片。半夜时分，我们发现他的身体抽搐，赶紧掀开被子。他已经把脖子上的静脉割开了，血流不止。我们赶紧报告看守，经过紧急抢救，人虽然还没咽气，但已奄奄一息。”
开宣判大会时，我哥哥已不能站立了，所以没能站在台上。但当局有办法，他们把我哥哥绑在一扇门板上，立在刑车上。在宣判他时，刑车从会场的主席台前驶过，然后直接驶往刑场。后来我们家属去看守所索要哥哥的行李时，起初狱方不想给，怕家人发现行李上的血迹。我们觉得蹊跷，执意要领回行李。狱方没办法，向上级请示，才给了行李。两个褥子上均有脸盆大的血痕，可见当时流了很多血。
哥哥留下一封遗书，原文是：“父母恩重，节衣缩食，积铢累寸，育儿三十年，原期诗书成就后，精忠报国，阖家欢颜。何期年方弱冠，浩劫席卷，受人蛊惑，起来造反。虽披肝沥胆，全抛私念；虔诚笃信此心丹！谁岂料，只落得容颜憔悴，皮开肉绽，身陷囹圄有3年。更可恨，那奸佞鬼魅，逼我进退难，异念差，上梁山，铸成千古大错。恨海难填，酿成终生憾悔，可谓定数使然。虽死无遗憾！只堪惜，二老霜鬓，稚儿童年，居家牵累，父兄同入监。丝丝缕缕连心肉，撕裂肝肠全抛闪！苍天兮！怒问不闻语？心似碎，谁见怜？奈何桥头愤何悔？黄泉路上恨岂单！把笔一曲成绝唱，犹似膝下拜慈颜！儿去也，二老休牵念！”
这封遗书写在一个装药的纸袋上，是在我和妹妹去探视父亲时，父亲乘狱警不注意，悄悄地塞到妹妹手里的。遗书上的书写日期是74年7月17日，也就是我哥哥临刑的100多天前。这封遗书是怎么辗转到了我父亲手里的，至今不得而知。被释当天，我向伊春法院谭一琴审判员提出要为我哥哥收尸。可谭板着脸说：“家属就不要管了，尸体我们已经妥善处理了。”我当时是刚刚释放的小反革命，怎敢再争辩，只能忍气吞声，任其“妥善处理”。
我家有个远方亲戚叫赵忠祥，当时是伊春卫校（今伊春市医学院）的在读学生。赵后来透露，是他和他的老师亲手“妥善处理”了我哥哥的尸体——用大锅把尸体煮烂，他把骨上烂肉剥掉，他的老师把骨骼做成标本。赵忠祥还把这个标本的编号告诉了我们家属。起初他并不知道那具尸体是庄彦斌的，事后知道了，又懊悔又恶心，几乎把肠子都吐出来了。许多年后，我们家属曾去伊春卫校找寻那件标本。卫校的管理人员拒不配合，让家属去找伊春法院交涉。2000年，我和我的亲侄子曾到伊春法院交涉一次。接待人员态度暧昧而蛮横，说：“这件事（尸骨标本）查无实据。你哥哥有罪这是事实，早有结论，绝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苍天啊！这就是我那枉死的哥哥的反革命案在已经“海晏河清”了的时代得到的最后的答复啊！
我母亲叫丁敏，是抗日战争后期参加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给他们每人颁发了一枚解放勋章。我母亲很少佩戴这枚勋章，也不轻易示人。母亲的大衣柜里有个红绒小匣子，这枚勋章和其他几件母亲所钟爱的物件就珍藏在这个小匣子里。每逢建军节和国庆节，母亲都把这个小匣子捧出来，用红绸布一边精心地揩拭勋章，一边陷入深深的遐思。每当这时，哥哥和我都静静地坐在一旁，看母亲凝视那枚勋章。
1974年10月31日上午，母亲从广播里听到宣判哥哥死刑的噩耗时，竟没有掉一滴泪，只是痴痴地一声不响。听完广播，母亲把她的那枚勋章拿了出来，摆在饭桌上，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枚勋章，一句话也不说。
哥哥被执行死刑后大约一个星期，几名身着警装的公安人员来到我家。那时我家已被查抄多次，家徒四壁。卧病在床的母亲和年仅10岁的侄儿，靠每月每人8元人民币的社会救济度日。年过18岁的妹妹，每天到家属生产队干活，一天挣6角钱。
警员来到我家，先是把一份判决书郑重地向母亲出示，冰冷如铁地说道：“根据伊春市人民法院74刑字第4号判决书，你的儿子庄彦斌已于1974年10月31日被执行死刑，现郑重地将判决书送达给家属，家属应签字。”警员把判决书铺开，放在母亲病床旁的饭桌上。母亲用颤抖的手，接过警员递过来的笔，在签收回执单上签好了字。警员又高声说道：“按照规定，家属还要缴纳二角钱的执行费。”“什么？”母亲闻言厉问：“什么执行费？”“执行费就是……”警员不好解释，只好含糊其词地说：“这是上级规定的。”母亲的眼睛势若喷火，盯着警员问：“说清楚了，什么执行费？这是哪个上级规定的？”警员说：“我们只是例行公事。”“例行公事？”母亲冷笑了，颤微微地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走下地，走到大衣柜前用双手捧出那小红匣子。她把那枚金黄色的勋章捧出来，“啪”地摔在桌上，说道：“你看，这个值不值二角钱。如果值，你们拿去吧，顶你们要的执行费！”处决罪犯的区区二角钱的子弹费，还要向那个已经肝肠寸断的可怜母亲讨要，这是令希特勒也望尘莫及的“伟大壮举”啊！
前些年，中国废除了反革命罪，许多死去及侥幸存活的反革命罪犯得到了当局的平反，包括一些著名的反革命分子，诸如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然而，中国至今也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没有得到平反。对于他们的冤案，当局不但没认错，甚至连一句体恤家属的话语也未曾表示过。
哥哥短促的32年人生就这样匆匆地去了。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是闭不上眼睛的。草菅人命的政府至今没有为他平反，甚至没有表示一句歉意。当年那家蛊惑人心的台湾电台也早就销声匿迹了，主办者国民党现在也变得开明了，不仅和大陆通商通邮，而且似乎大有天下一统的诚意。他们都视民如草芥：杀人者，依然故我，拒不认错；蛊惑人心者，煽动小小百姓往共产党的枪口上撞，也心安理得。没有一个人为他们的行为忏悔，整个世界都沉默无语。
补白：过去家家户户主房当门都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或祖先牌位。文革时，牌位都被当成四旧扫除，代之以供奉毛主席画像。1967年，毛主席像章开始风行全国。毛的石膏像和瓷像也逐渐出现于市场，很快全中国几乎每家每户都供奉有毛的石膏像。购买毛的石膏像，不叫买，而叫“请”，与请观音、请财神一样。石膏像是易碎品，有许多人因不慎打碎毛的石膏像而获刑。其中最令人捧腹的一例是，有人设下巧计，利用毛的石膏像被弄碎来惩治村中恶棍。陈正满原是村里游手好闲、贪吃懒做的小混混，凭着其父在县里当官的一个老战友的关系当上党支部书记，从此在村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村民看在眼里，却敢怒而不敢言。多行不义必自毙。村里有个退伍老兵，决定惩治一下这个恶棍。陈正满为人大大咧咧，不管到哪里都一屁股坐下去。那老兵先在自家堂屋里放一个箩筐，箩筐里摆放一尊毛泽东石膏像，箩筐上放块木板，将石膏像遮住。堂屋内所有的椅子与凳子都搬走，然后让人去请陈正满。陈正满一来，就到处找地方下屁股，可是屋内都没有可坐之处，就一屁股坐在箩框的木板上，毛像立即被压得粉碎。此案人证物证俱在，陈正满被判刑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