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刚到大围山就有人告诉我们，那个每天赶着一头牛优哉游哉，别的啥农活也不会的人是个四类分子。此人约摸60多岁，刮瘦，勾着背，低着头，耸着肩，衣服穿在身上好像挂在衣架上，空荡荡的。四类分子言语不多，偶与人言，沙哑着喉咙，细声细气，脸上挂着笑容，和颜悦色，从来也不与别人较真，好像生来就没脾气。
我们知青组的住处与四类分子对门，经常一开门就打个正照面。每当这时，他就面带恭谦地退回去，让我们先走。这倒叫我感觉浑身不自在。我想，可能因为他是四类分子，看到我们这些响应党的号召从城里来的知识青年，有点敬而远之。至于他究竟属于四类中的哪一类，我一直没搞清楚。问了袁婆婆和谢大嫂，她们也都含糊其词讲不明白。又问队长和团支书，始略知一二。他的祖父曾是办私塾的。他从小跟祖父识字，后来到长沙上学，解放前还当过几天国民党的户籍员。土改时，因土地比别人多，被划了个富农。划成富农倒也罢了，他还时常抱着个书本啃。最大问题是他农活干啥啥不会。因为这些原因，多年前，他的婆娘跟别的男人走了。
四类分子毛笔字写得极好。逢年过节各家各户门上的对联，谁家红白喜事的帖子，队里出个财务公布表格、刷个标语，全是他执笔。只见他熟练地把那些红纸白纸折好格子，铺开，瘦长的手指捏着毛笔，一改平时的窝囊相，满脸自信，叫人刮目相看。那笔在他手里抑扬顿挫，运筹自如。写出来的字真是漂亮，围观的人连连称赞。只有这时，他的背才好像伸直了许多。
因为四类分子干不了别的什么活，队长就安排他饲养队里的一头母黄牛。这活他真干得叫人无话可说，一年四季他的生活中心都在牛身上。每天一大早就牵着黄牛出门去吃露水草，傍晚社员们都收工了，他才跟在牛屁股后面慢慢踱回来。夏天他手里晃着一个自己用茅草做的掸子，跟在牛屁股后面驱赶牛虻，冬天他会把牛栏铺得暖暖和和，准备充足过冬的粮草。农忙季节，队上要使唤牛了，他会心疼得要命，跟着牛到田边，深怕用牛人的鞭子抽得太重。牛一收工，他就赶紧牵到河边洗抹干净。那牛呀，硬是被他养得膘肥体壮，浑身油光光的缎子一般。队长常拍着那牛滚瓜溜圆的身子，满意地点头。
五月的一天，春插已完，四类分子一早带着他的宝贝牛出去吃草。他看屋前长得好的草不多，就把牛牵到较远的坳上山坡。那里草儿又青又嫩，是个放牛的好地方。这山坳坡多田少，只有几丘冷侵田，又深又凉收成低，队上早已不指望它，只是在秧苗多的时候就来栽上几兜，随便收几粒粮食。
四类分子将那母牛牵到草多的地方，让它放开肚子吃个饱，自己则在周围弄几根茅草做一个新的赶牛虻的掸子。牛儿吃饱了，路都快走不动了，四类分子的新掸子也做好了。他准备带着牛儿回家，自己也好吃早饭，可就在过一道田埂的时候，出事了！那母牛一脚滑到了坎下的冷侵田里，身体重重的摔倒在田坎上。那牛的身子太笨重了，肚子又吃得特别大，两只后脚全部陷在了冷侵田里。不知是折了牛腿还是别的原因，任凭四类分子怎么用力也拉不起来，而且越拉陷得越深，后半个牛身都快陷进去了。
四类分子急得摇晃着他那瘦长的身子跑回来叫人，可那时队长已带着强劳力到东门挑石灰去了。四类分子又晃动着他那瘦长的身子，跑回坳里看他的母牛。那牛起初自己还死命想往上爬，可是后脚使不上劲，反倒陷得更深了，最后精疲力竭，动弹不了。可怜的家伙只剩呼哧呼哧喘气，圆瞪着两眼看着饲养他的主人，眼里泪汪汪的。四类分子摸着它的头，安慰着它，也眼泪汪汪的，早忘了一早起来自己还空着肚子。
傍晚，队长带着几个壮实汉子，拿着饭碗粗的木杠，想把那牛从冷侵田里抬出来，可是那冷侵田太深，人站在里面使不上劲。田周围都是田埂和山坡，往上拖也使不上劲。队长和社员们挑了一天的石灰，早已累得不行了，忙乎了一阵子，看看没指望了，只好各自回家歇了。
那牛在冷侵田里泡了一天，早已是两眼无神，浑身哆嗦。四类分子更是像丢了魂一样，不知所措，对着他的宝贝牛都哭了好多次。那一夜，他就守在那黑咕隆咚的山坳里陪着那母牛……
到了第四天，那牛已奄奄一息。队委会作决定：宰牛！那日收工后，队长嘱大家到山坳那边去等着分牛肉。袁婆婆特意关照我们知青组，要拿个大点的箩筐去装牛肉。每人起码有四五斤肉分，我们知青组有十一个人，那就有四五十斤肉哟！这对于好长时间没有开荤的我们来说，兴奋的心情不亚于小孩子。各家各户都点上松油灯，一个个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举着松油灯排成一条火龙，往那山坳里去看宰牛，分牛肉。
知青们没见过这号场合，也跟着去看热闹。出门的时候，我看见四类分子家的煤油灯亮着。他是不会去现场的，他怎么忍心看着人们宰他的宝贝牛啊！寂静的山坳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冷侵田的周围被松油灯照得通明透亮，灯光把围观的人的影子放大好多倍，投到凹凸不平的山壁上。人们都很兴奋，大人小孩叫着嚷着。我站在人群后看着，不知为什么心中频添了一种压抑的感觉。母牛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身体的大部分已陷在田里，只有头还搁在田埂边上，牛角被人系上了一块红布条，瞪着一双牛眼惊恐地看着周围的人群。队长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朝牛走过去，身后跟着一个拿着斧头的壮汉。听他们说这是请来杀牛的人，要用黑布蒙住牛的眼睛，再用斧头去敲碎它的头！只见那牛看着队长，挣扎着晃动了几下脑袋，竟然淌下一行泪珠！
我心里感到很难受，不忍再看下去，打着手电筒转身就走。走不多远，听到身后传来那母牛长长的一声哀嘶，接着是一声很重而沉闷的敲击声“嘭！”众人惊叹“啊—耶！”我的心紧揪着，加快了离去的脚步。很晚了，社员们陆续回来，我们知青组也分到了一大筐牛肉，可是却带回来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那母牛肚子里竟然有一头已经夭折的小牛崽！天啦！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那一夜，我失眠了。次日，我在四类分子家门口看到了那只已长成型的小牛犊。它软软的躺在地上，紧紧地闭着那没来得及看一眼世界的双眼，娇嫩的身体上有一层浅黄色的卷曲的绒毛，显得那么乖巧可爱。我想，如果不是它的母亲摔这么一跤，不久它是会睁开它的双眼，在他的母亲身边玩耍嬉戏的。
四类分子没有要牛肉，他只要了那个被斧头砸碎了的牛头和已经死了的小牛犊。他把牛头清洗干净，留下头骨，摆在屋子里与它为伴，把小牛用背篓背到山上掩埋，然后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好多天不见出房门。队上的社员有人议论，他怎么连那母牛肚子里有崽仔都搞不清楚，对这事表示怀疑。队长在开社员大会时严厉的批评了他，后来那四类分子一天到晚神里神经，好象丢了魂似的。
不久后，我因母亲下放七宝山，也转调到那里，从此离开了大围山。多年以后，我们都回城了，有一次知青组的朋友聚会，我问及此事，他们告诉我说，文革开始后，队上有人说那牛是四类分子蓄意害死的，是他故意将牛推到田坎下的；还说他明知那母牛即将生产，是故意弄死它，破坏农业生产。此事引起公社革委会的重视，特意派来工作组调查，认为这是阶级敌人蓄意搞破坏的一种表现。于是他们对四类分子进行批斗，白天给他戴上高帽子，自己打着铜锣游乡；晚上让他站在一条板凳上，脖里挂着那母牛的颅骨。他那本来就勾着的背被挂得更加佝偻下去。他们还让他把自己的罪行用毛笔写出来，贴在生产队的墙上。听说，他贴出来的检查书，白纸黑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像字帖。
多年后再回大围山时，四类分子已不在人世，队长也老了。我问起四类分子当时怎么会不知道牛肚子里有崽仔，老队长长叹一声说：“哎，其实只能怪那个牛兽医。牛配种后请兽医看了，那兽医硬是说没配上，我们也都以为没配上。清华老子那时真是冤枉咧！”
四类分子名叫李清华，我在那里时从未听到队长这么叫过他。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管四类分子叫“清华老子”。四十多年过去了，清华老子那颀瘦的身影，诚惶诚恐的笑容，还有那膘肥体壮的母牛和它那长着一身卷曲黄毛、静静躺在地上的小牛犊，总在我眼前晃动，与我那悠悠的大围山情愫缠绕在一起，难以释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