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父亲就是右派，我家对面住着一个右派，我有一个舅舅是右派，我下放农村时村里也有一个右派。首先我要说父亲回来以后说的一句话：“我要感谢当年我成为右派，不然早死了。”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以为他必定会对自己的遭遇怀恨在心，怎么反而会说出这样的话呢？他告诉我，当年他是地主少爷，自幼娇生惯养，但身体不好。后来被划成右派，去了西北某地煤矿挖煤，每天劳动，身体反而渐渐好起来了，现在七十多了，看起来还是六十多的样子。
我问他在煤矿怎么样，他说：“不错啊！落实政策，其实我还不想回来呢！因为在那里呆惯了。”我还以为他在那里劳动很苦，他说没有，其实也就是跟随大家一样劳动，好象还让他做一点文字工作，有点受重用的意思。他也不恨毛泽东，还很佩服毛泽东，说自己当年其实也是少爷脾气（他上面三个姐姐，所以自小受宠），跟领导说话太张狂了，正好赶上了，成为右派。
我的那个右派舅舅，曾参加过浙南游击队，解放时就是区委书记，按说划右派是轮不到他的。可惜他在1955年左右去大学读书，受右派教授的影响，再加上自己本来就是个地主少爷，有点书生气，就不幸成为了右派。去了劳改农场，后来自己又逃了回来，在家乡农村呆着，与其他农民一起种田。他对农业技术还做了一些改良，深受当地农民欢迎。那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呢！后来好像农场那边来人把他带回去了。带回之后究竟怎么样，我不太清楚，但是什么被打得半死之类的事是绝对没有的。他那个牛脾气从来没改过，现在离休了在家呆着，身体也很好。我印象中他的身体就从来没差过，整天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
小时候我家对面那户右派也是离了婚的。我们家也是右派，所以我也跟他家的小孩一起玩，大家都没有什么顾忌。小伙伴们，有领导干部的子女，有绝对红五类的子女。那时没有人拿成分说事，大人也从不说起，我也是很偶然从母亲嘴里知道对面那家是右派的。当时感觉心里有点慌，但从来没有看不起他们。后来在文革中人家贴我母亲的大字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生父也是右派。
我下放农村时村里那个右派可是有点来头的，据说当年是南京政府交通部里的人。当时我们生产队里其他农户都住瓦房，就他一个住在草屋里，所以我印象特深。他整天穿一件黑呢制服，头发花白，昂首向天，一看就与众不同。
我刚下放到那里时，一开始很尊敬地叫他老伯伯，后来一帮小伙伴（当时我才16岁）告诉我，他是个右派，我就不这样叫他了。无论多小的孩子，对他都是直呼其名。在农村是很讲辈份的，对长辈，即使没有亲戚关系也要叫叔、伯、爷之类的，唯独对他不是这样。平常也没有人到他家来玩。
除此之外，其他方面他过得都挺潇洒。生产队长对他的劳动从来不做要求。我们这些人出工，都是个顶个的，只有他出工是做个劳动的样子。他体力不行，又无劳动技术，还喜欢聊天，时不时就拄着锄头聊开了，自己仰望天空，似是自言自语，又似讲给其他人听，其他人也似听非听。什么以前怎样吃喝玩乐啦，怎么赌博啦，南京政府里的事情如何啦，等等。当时我一心只想表现好点，争取入团（入党还不敢想），所以从不理会他。要是换成现在，我一定会去听，然后写一本书出来。其实他挺喜欢我的，想跟我聊，无奈我不理他，后来他也就算了。
回到草屋里他常常光个膀子，点个煤油灯吃饭。我们当时是有电灯的，他不用。有些人家也不用电灯，后来我也不用电灯。没其他原因，只是想省点钱。他有一个儿子，有时来看他，但很少与我们来往。生产队开什么大会时，他会上台陪着。一排地富反坏右站在台旁边，也挺有意思，但从来不打他们，更不用绳子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