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55年，33岁的戴洁天风华正茂。作为县委派出的工作队队长，他到温州永嘉县潘桥集体农庄，帮助农庄进行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工作。但是，在集体农庄调研了一段时间后，戴洁天困惑地发现：并社之后，人们不仅没有过上“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生活，反而更加困难了。问题出在哪里呢？ 戴洁天开始思考了。他买来很多苏联集体农庄生产管理的参考书阅读，惊讶地发现，即使在苏联，对于集体农庄的优劣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这本书上明明白白写着：“把土地拨归社员个人负责，不但不削弱队或小组的力量，反而使它巩固了。”
戴洁天的探索就这样开始了。第二年夏天，他来到永嘉县的燎原社，要在这里做一个没有人做过的试验——包产到户。1957年4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来到了。燎原社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全社春粮增产了40％。实验的结果给戴洁天巨大支持。在给浙江省委的报告中，他坚定地写道：“生产责任制是可以深入到每个社员的身上，能够发挥广大社员的创造性，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然而，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的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却刊登一篇充满敌意的文章《“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并配发一篇社评《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1957年10月13日，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也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燎原社的尝试走到了终点，年轻的戴洁天一下子跌入了人生的谷底。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并以反革命罪被判处管制劳动三年。这一年的11月10日，戴洁天被押送回老家瑞安农村，执行管制劳动。谁也没料到，这一走就是22年，一个家庭就这样被生生地拆散了22年。
1979年，一纸平反书结束了戴洁天的戴罪生活，破碎的家庭终于团聚。戴洁天被调到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像当年在农村搞调查一样，戴洁天又下乡去了。从农民、供销员到个体户、专业户，他再次走访了这片土地。他认识到，包产到户的意义不仅仅在农业领域，事实上，它播下的是市场经济的种子。
戴洁天的小儿子陈坚，起初在银行上班。这是一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但办公室里的陈坚却坐不住了，他想下海。父母，尤其是父亲戴洁天，坚决反对陈坚的想法。1985年，《解放日报》记者张也平和戴洁天一起到基层调研，文章发表在5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该文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戴洁天一方面深深认同温州人闯荡市场的精神，另一方面却一直反对儿子陈坚下海经商。陈坚最终还是像很多温州人一样去闯世界了。1992年，陈坚和妻子来到葡萄牙摆地摊。不到一年，夫妻俩几乎走遍了葡萄牙所有城镇的集市。2000年，陈坚占领了整个葡萄牙的小商品市场。
直到今天，戴洁天也很少谈起陈坚的生意。偶尔的只言片语，还是掩盖不住地流露出一个父亲的忧虑。
补白：我们村只有四五十户，都姓郭。姓郭的都是同一个祖宗，而且没有出十代。可是就这么一个村子，却是等级森严，人人相欺，户户不平等。村里有三户地主，而且都是地主已不在世，只是地主的老婆孩子。文革斗地主，实际斗的是地主的老婆和儿子，即地主婆和地主羔子。如今我回老家，每与当年的地主羔子们谈起往事，他们都表现出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同时他们对D给他们摘帽流露出感恩戴德之情。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至今心怀恐惧，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现在农民的民主意识强了，可是他们好像仍然活在过去的阴影中，一切维权抗争活动他们都非常消极，不敢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