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 玉成 转自 阿波罗新闻
在梵蒂冈举行的中国事务会议结束之际，中国官方和地下教会天主教徒们将矛头直指爱国会的暴行、监控、迫害和敲诈勒索行径。指此类行径，可能破坏圣座促进中国教会和解的努力、威胁公教信仰的圣事的根基。河北省的五位司铎仍被监禁
罗马（亚洲新闻）—中国官方和地下教会天主教徒向亚洲新闻通讯社表示：“阻碍中梵外交关系的真正障碍是爱国会的无所不为。它也是教会生活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为此，将危害公教信仰教义的基础。梵蒂冈应该努力压制其影响力”。
意识形态的控制
成立于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的爱国会，其作用是调和***党的理想和天主教会。但是，爱国会已经成为统治和遏制中国团体生活的真正害虫。
爱国会利用其三千多名各级正副秘书长以及各级爱国会成员，牢牢地控制和统治了大约五百万名成员组成的官方教会的小团体。由此，教会的各种活动都无法逃脱其掌控。爱国会决定主教的任命；“建议”主教们任命堂区主任司铎；决定修院的教育工作；评估是否可以加入修道院或者修会团体的男女圣召；监督教区的行政管理工作。
“意识形态”的控制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中国北部一名教友介绍说，“教区或者堂区一旦发生什么事，基层爱国会不是首先通知主教，而是向省市、地区等上级爱国会通报。再由后者组织会议，讨论该如何解决问题。然后，再将问题和解决办法通知主教”。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下，修生们每个月都要学习党的宗教政策。此后，还要进行考试，看他们是否消化吸收了教育内容。
神学领域的“民-主”
与世界上由主教和主教团领导教区的情况不同，中国官方教会的最高权威是爱国会和中国主教团。一会一团是由（爱国会选择的）天主教会组织代表、爱国会秘书长、主教组成的。而且，主教占少数。所有决定——至少根据其章程，都以“民-主方式”产生。但是，另一位教友指出：“上述民-主机制是虚假的。事实上，爱国会决定一切，然后再强迫他人接受其决定。正在准备爱国主教，重病在身的傅铁山接班人的北京，爱国会已经列出了既定名单。并明确表示，不接受其他人选”。
问题在于，爱国会还干预教会的神学、礼仪和圣事。其中，包括了主教任命。由此，教会的生活和中心全部受到了政_治决定的牵制；是危害甚至可能摧毁公教信仰的宗徒性和圣事性的“民-主”。
近几十年来，许多中国官方教会的主教都承认他们所处的模糊境地；秘密要求教宗宽恕、与圣座和解。而且，他们仅在形式上隶属于爱国会而已。得益于与中国的接触日益密切——以及从某种程度上与中国政_府之间关系的缓和，圣座得以成功地让自己所挑选的候选人成为主教。但是，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去年发生的几起违法祝圣，便可以看出这一点。全国官方教会的九十七个教区中，至少四十五个没有主教或者主教已经年迈。如果爱国会继续任命一系列的主教，将可能制造另一个并驾齐驱的教会，迫_害梵蒂冈多年来的和解努力。
爱国会逮捕的地下教友
爱国会是中国教难的根源。在中国，所有拒绝接受爱国会控制的天主教徒都在政_府不承认的地点；同未登记的司铎和与圣座有关、但不被宗教事务局承认的主教举行聚会活动。
据宗教事务局一位退休的人士表示，“是爱国会揭发地下团体地点，并带领警方去逮捕地下教会教友的”。
据亚洲新闻通讯社收集的资料报道，至少17位地下教会主教仍然失踪、被捕或者被隔离；20位司铎被捕。最后一起此类事_件，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发生在河北省，9位地下教会司铎被捕。5人至今仍然被关押、4人获释。
一些官方教会主教证实，近年来，爱国会加强了意识形态监控。这主要是因为“绝大部分的爱国会秘书长根本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无神论者、是最激进的***党员。其目的，就是为了摧毁宗教或者严密地监控宗教”。
爱国会是中国和圣座之间的唯一障碍
此类针对地下教会团体的迫_害、以及对官方教会的大规模监控，充分可以感受到爱国会的加速压制的行为。亚洲新闻通讯社走访的一些中国教友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恰恰就在中国和梵蒂冈对话进程中。
他们表示，“爱国会已经成为罗马和北京重新恢复外交关系的唯一和真正障碍。为此，他们阻挠政_府的各种努力；并建议说不需要同圣座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是强大的。梵蒂冈应作出努力，铲除这一组织的影响”。
不久前的非法祝圣，也是“阻挠”北京和圣座之间关系趋向和缓的手段之一。
另一个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的原因是追随教宗和天主教会，并鄙视爱国会的信众越来越多。人们对爱国会的鄙视，因着多年来爱国会和宗教事务局不断霸占教会财产、教区教产而日益激增。
根据中国的法律，文革期间被收为国有的教会财产，应该归还给天主教会。但是，教会的“控制者”将上述教产强行据为己有、出售、改建成酒店，并将收入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据香港圣神研究中心报道，遭爱国会和宗教事务局非法占据的教产总计折合大约一千三百亿元人民币。
爱国会是中梵关系的障碍，绊脚石。爱国会妄图阻断我们与教宗及普世教会的关系。它的宗旨是破坏圣统制，搞什麽“独立，自主，自办。”说透了就是妄图瓦解教会，最后达到消灭教会的目的，我们必须看清它的本质，揭露它的丑陋面孔，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它是凯撒的工具，把凯撒的归还给凯撒吧。50多年来给教会带来的惨痛教训，值得我们反省。
“要再次重申，共融与合一是天主教会的基本和使其完整的因素。从宗教层面讲，设立一个‘独立’于圣座的教会，与天主教的教义是不相容的。”(8.3)
“考虑到‘耶稣（建立教会）的初衷’充分显示出，某些由国家建立，与教会的架构无关的机构，企图凌驾于主教之上，以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并不符合天主教的教义。根据这教义，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也重申了这一点。”(7.5)
“上述机构所宣称的宗旨，落实‘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原则’，与天主教的教义无法调和，这教义自古代的信经，就已宣认教会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7.6)
“教会的历史也教导我们，真正的共融必须经过艰苦地致力于修和才能达成。事实上，因被钉死而又复活了的耶稣之名而净化记忆，宽恕作恶者，忘掉所受的委屈，及让我们的心重新在爱中找到平安，这一切或许要求我们放弃由痛苦或艰难的经验中形成的个人立场或见解，然而，为了使在中国的教会的教友和牧者之间共融的联系能增长并展现，这些都是急切需要完成的。”（6.4）
为了这缘故，在两千年圣年开始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寄给中国的天主教友一份文告，对他们说：“于此准备庆祝大禧年之际，请你们不要忘记，圣经的传统要求人们在圣年里要宽免彼此的债务，弥补所行的不义并与邻人修和。”(6.5)
“最后，劝告牧者和司铎们，要以真正牧者的心、竭尽己力避免产生恶表之事，要利用机会培育教友的良心，尤要注意信德薄弱者：一切的一切以生活共融、友爱谅解为准则，避开批判以及彼此指控。在这种情况下，亦该注意，特别在缺乏自-由的真正空间之下，评估一个行为的伦理道德时，除了所犯的行为之外，还应特别审核行为人的真正意图。为此，每件事情必须按其个别情况去考虑。”(7.9)
“秘密状态并非属于教会生活的常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当迫切渴望维护自身信仰的完整性、不接受国家机构干涉教会切身生活时，牧者和信友们才这样做。为此，圣座期望政府也能给予这些合法的主教所必要的法理方面的承认，使所有信友都能在自己的社会环境中自-由地实践信仰生活。”(8.10)
上面纲要的内容含三个方面：
一：爱国会不合信仰原则
二：应忘掉过去，彼此在主内宽恕、力求修和
三：提醒大家努力的方向。既是共同的方向，细看，也不难发现，
事实上对地上与下，分别有一定程度的针对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