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帮转自博谈网
李泽吉夫妇和孩子们。2004年，他们的三女儿被计生干部抱走，后送往比利时。
“如果她真的回不来了，能否让我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是否还活着？”母亲杨水英至今还不知道，9年前被计生干部抱走的超生女婴，下落何处。
在2009年7月1日南方都市报刊发的《制造弃婴：福利院将超生婴儿送海外牟利》一文中，杨水英是受害者之一：2004年，贵州镇远县计生干部将交不出罚款的超生婴儿强行抱入福利院，在公告中称之为“弃婴”，再送养国外套取3000美金赞助费。
民政部、卫计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相关部门切实加强对弃婴的规范管理，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婴，并强调要严厉打击利用弃婴牟利者。而在贵州镇远，那些失去“弃婴”多年的父母，他们仍在寻找和期盼。
中国妈妈：她在哪？是否还活着？
4月6日，田溪村李泽吉的兄弟在车溪村放炮迎客，他的新居几乎吸引了远处山顶上整个村子的村民下来志喜。田溪村的陆显德夫妇也来了。
陆显德和李泽吉的妻子是同胞分家的兄妹，喝了几杯酒之后，陆显德对记者说起煳话来，“多儿多女犯了法了？犯了宪法么？你来采访我们，是因为我们犯了法了对不对？”他反复用这句话来回答所有的问题，旁边的村民小声说，他不喝酒的时候也是这样，精神已经有些失常。
这个焦溪镇最偏远村子里最贫困的一个家庭，2004年才半岁的超生女婴被计生干部抱进县福利院，后来通过涉外收养家庭送出国。“回来后他就气癫了，骂人，有时还开始打人。”
2009年6月黔东南州和镇远县曾为“焦溪镇三名婴儿不知去向”的举报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后来还通报了调查情况。“李泽吉女儿和罗幸斌女儿被比利时的家庭收养，陆显德女儿下落依然不明。”联合调查组副组长、时任黔东南州政府副秘书长的杨解生当时说。
2013年4月8日、4月9日记者分别到镇远县和黔东南州的计生和民政部门询问，仍然没有人能说清这第三个女孩的具体下落。
李泽吉和罗幸斌，这时竟也是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女儿被比利时的家庭收养，“比利时在哪里？欧洲又在哪里”？当年联合调查组到家中调查之后，这3个家庭曾经两次结伴到焦溪镇、一次到镇远县去询问孩子们的下落，但最终都没有得到答复。2009年，他们甚至还在镇远县见过一位律师，但最后也没有得到任何反馈。
李泽吉的三女儿，是2004年在堂哥李代武家寄养时被计生干部抱走的。2009年记者和联合调查组下来调查时，李泽吉、李代武等才得知这些孩子后来被送去了国外的家庭。当年，李代武自己去周边四五个乡镇调查，希望了解“到底还有多少家庭有同样的遭遇”。“我找到了6户。”他说，“不过不全是因为超生。”李代武曾希望这些受害家庭联合起来去政府申诉，但是“他们大多不敢去”。
“2009年之前你和李泽吉为什么不去政府部门找孩子呢？”记者问他。
“当时我以为小孩子会在福利院由国家来抚养，并不知道福利院会把她‘卖’去国外的家庭。”李代武说。
“你的意思是说超生的孩子就可以由国家来处置吗？”
“超生了又交不起罚款，国家说我们违法了，我们也搞不清楚嘛。”末了他还加一句，“不过没经我们同意把孩子送去别的家庭，哪怕是国外的，这个就是违法的。”
现在，李代武的决心似乎比李泽吉还要强烈，“如果能找到孩子，我们一定要要回来。”
“要不把孩子还回来，要不给赔偿。”李泽吉说。陆显德的妻子杨水英也想孩子，“如果她真的回不来了，能否让我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是否还活着？”
美国妈妈：我想知道全部的真相
和养母Mary(化名)一起居住在美国东海岸的古城慧已经9岁了。2005年，她被Mary从贵阳接回了美国。而在2003年3月6日《贵州都市报》的公告上，她被列在10个孩子之首，证明是在羊坪镇政府门前捡拾的“弃婴”。
“当时我就想去她的家乡镇远县看看，可惜办理收养的工作人员都阻拦我们。”4月10日Mary和记者视频通话，她开始疑心古城慧是否“弃婴”，其实始于2007年。这年她带着古城慧和欧美的一些收养家庭到上海参加寻根活动，之后去镇远县探望古城慧曾被寄养的家庭。
“在羊坪镇政府门前捡拾的弃婴的说法，被很多当地人质疑。”Mary随后去镇远县福利院要求查看古城慧的入院资料，“他们说资料随收养材料全部寄去美国了，只给我看了一张罗列孩子名字的入院记录表。”
2008年她曾找到2003年3月6日《贵州都市报》的这份公告，她的中国朋友胡音(音)帮她翻译时发现，这份公告上的10个孩子的出生时间、丢弃时间、丢弃时的年龄都存在太多巧合，“怀疑系伪造”。
2009年南方都市报和其他媒体报道，一步步证实Mary的疑问。“遭遇婴儿被‘绑架’的事太可怕了，政府参与了‘绑架’就更可怕。不敢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会怎样。”Mary说道。
Mary设法收集女儿古城慧来美国前的信息，也越发相信女儿当年“不是被父母遗弃的，而是被政府工作人员送进了福利院”，尽管她没有确凿的证据。
美国收养家庭按孩子来源地的中国省份有不同的雅虎邮件组，Mary2005年也加入了“贵州雅虎”，和其他收养家庭分享生活点滴，平时也会组织小型聚会。2007年之后，她在邮件组里发信说出了自己走访镇远后的疑虑，及2009年中国媒体的发现。
“没有多少家庭给我回复，看上去他们不太想惹麻烦。”Mary说。她曾经搜索“镇远”和“古城”给10个收养家庭发去了邮件，也没有什么结果。“我想知道全部的真相，也觉得必须让古城慧知道发生了什么。”
“慧慧，如果你的亲生父母出现了，你会去见他们吗？”Mary在女儿四五岁的时候就尝试告诉她身世。但一触及这个话题，古城慧就变得很沉默。“妈，我去看电视了。”直到现在她都选择逃避。
古城慧现在读小学四年级，似乎只想成为一个典型的美国女孩，只交学校里的美国朋友，不愿读中文学校，懂事后拒绝参加收养中国孩子的家庭聚会。2007年Mary要带古城慧回中国参加寻根活动，她很抵触，“我为什么要回中国？我是美国人，只是长得像中国人而已。”Mary带她回镇远县的那几天，已经4岁的古城慧要求母亲一直抱着她，还紧紧地箍住母亲的脖子。
“慧慧比较逃避，其他很多家庭的孩子，从很小就想深入了解自己的过去，会参加各种中国的活动。”Mary收集了关于女儿过去的各种资料，“未来她想知道的时候，一点一点地告诉她”。Mary最希望的是能找到慧慧的亲生父母，“我想和他们建立联系，他们可能遭遇的经历让我不安”。
计生干部：我就是按上面的政策办
陆显德、李泽吉等夫妇在中国西南的这个山区县所承受的痛苦，是远在美国的Mary难以想象的。
原焦溪镇计生股股长、田溪村的驻村计生专干石光应曾经是最让村民畏惧的人。李泽吉回忆，“2004年前后，他一个月可以到村里来十几次，一个人在村里到处转悠，如果发现了超生户，下次就带几个十几个人来，把房子出口团团围住，进去查人，交不上罚款的，牵牛牵羊，或者上房顶把瓦全部敲烂，有时还把你家被子给烧了。”
为了躲避石光应，杨水英、李泽吉都曾带着女儿在山坡上过夜。杨水英的小儿子和第四个女儿都是陆显德接生的，完了就带他们住到山坡上的窝棚去，每天中午12点才下来屋里吃早饭。李泽吉生了第二个女儿后没有办准生证，为了逃避罚款和结扎，他也带着小女儿在山坡上住过两年。
2004年6月杨水英带着意外出生的小女儿在山坡上放牛，终于遇到了石光应。他第二回才带人上门去收罚款。“我们家没钱，交不上几万块的罚款，他就说那政府把孩子养大，长大了送去美国，就不用交罚款了。”杨水英说。
石光应从镇里叫来了车，把杨水英和才半岁的小女儿一起拉到了县福利院，当时陆显德不在家。这甚至是杨水英第一次去县城，直到今天，他们家的房子仍悬在村子的最高处，大女儿出嫁后，父母带着3个孩子住在仅有两张床的一间卧室里，生计就靠务农。
2010年杨水英的大女儿陆香香16岁，嫁给了本村的村民，2011年就怀了孕。陆香香没到法定年龄没法打结婚证，也没法办准生证，属于“计划外生育”。杨水英回忆，这年4月的一个凌晨，镇上来了几个人，把女儿婆家的屋头围住，来了两辆小车要把女儿拉去镇上引产，“那个时候她已经快要生了”。
杨水英在这里再次见到石光应，“我问他你为什么把我的小女儿拿去卖了？他没做声。”杨水英只能苦笑，“卖了我的小女儿，现在又来弄我大女儿的孩子。”石光应坐了头车看住陆香香，杨水英在后面一辆车跟着。到了镇计生站，婆家四处借了7000块钱交了罚款才把事儿了了。
4月7日，记者趟了溪、爬了山去找已经退休还乡的石光应。58岁的老人和老伴在村屋后的农田里犁地，陪同记者来的李代武、李泽吉兄弟见了他又激动起来。
“你到底把我们的孩子送哪里去了？”
“我就是按上面的政策办事嘛。”
石光应从裤兜里掏出两枝烟，兄弟俩接过来点上。如今村里的计生工作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李泽吉和杨水英也不那么怕石光应了，卸下了镇里的职务，驻村计生干部和他们一样都是农民。
计生压力遇上收养动力
从镇里、县里到州里，计生干部都认为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事”。征收社会抚养费难，每年的计生超生指标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就落实领导干部提拔、评优“一票否决”。
对于2004年弃婴事件，2009年联合调查组成员、现黔东南州计生局纪检组石组长说：“当时有些考核指标要求过高，害怕被扣分，基层个别计生干部弄虚作假，隐瞒政策外出生人口，鼓动个别家长将政策外出生的多孩以捡拾弃婴的名义送去福利院。”
而相对牵牛牵羊、上房揭瓦之后出现的超生婴儿被抱走的现象，福利院成了安置所。“那个时期福利院都比较愿意接收弃婴。”黔东南州福利院院长陈国红说。而在该州，州福利院和镇远县福利院是仅有的两家可以涉外收养的福利院。
1992年《收养法》颁布之后，中国的福利院开始出现涉外收养，“到2000年达到一年近10000人的顶峰，其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残疾孩子，一半以上都送去了美国”，曾经在美国做国际领养社工的张雯介绍说。
领养协议中规定领养家庭应该给福利院一笔捐赠资金，一个孩子的支付金额大概相当于该家庭一个月的工资，“如果是涉外家庭，2000年左右是3000美金；到2005年左右提高到3.5万元人民币。”张雯说，“这大大刺激了民政部到地方福利院的涉外收养倾向”。
而2010年以前，各地的福利院除了县市下拨的一点人员经费，没有国家财政投入儿童福利。“涉外收养的捐赠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费困难。”镇远县福利院院长况国军说。
计生达标的压力，遇到了福利院涉外收养的动力，在一些地方开始操作变形。《新世纪》曾报道，在湖南邵阳，“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的婴幼儿，不仅仅是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筹码。有知情者称，每送一名婴幼儿到福利院，计生干部可得到1000元甚至更多的回报。”2002年以来，利用涉外收养渠道，湖南衡阳等地还出现了多起福利院参与贩婴牟利的案件。
2009年4月1日，针对公安、民政、计生等五部委出台的国内公民未经登记私自收养子女新规，各地福利院开始执行，“所有的弃婴都要送福利机构，通过福利机构办理收养手续”。陈国红说，“过去收养法也是这样规定的，但很多没有遵照执行。”
这一年联合调查组对镇远“弃婴”事件通报处理之后，李泽吉、杨水英乃至整个焦溪镇的超生家庭的孩子都给上了户口，还免除了社会抚养费。因为超生孩子的持续减少，村民外出打工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计生工作也越来越向强调服务型转变”。镇远县计生局副局长杨代军说。
养老、医疗等独女户、二女户的奖励政策，征收社会抚养费法院依法执行，严禁大月份引产等做法都在改善计生干部在村里的形象。黔东南州创新的村民和村委会签订《诚信计生双向承诺书》的做法，似乎也在赋予村委会更多的自治权限。“村自己制定细则，今年州、县、乡将各拿出事业经费和社抚费的10%投入村级双诚信双承诺工作。”石组长说。
“比如超生户将得不到建造房屋需要的砍伐证。”4月6日，车溪村计生主任罗林在李泽吉哥哥的新居里说，“这叫一环扣一环。”
国家计生委和卫生部合并后，杨代军刚刚在州里的计生干部培训会上得知省内计生工作的“三不变”：“国策不变、党政一把手负责不变，一票否决制不变。”
看来计生的大手，仍将继续制造出奢谈权利的父母，也将把更多超生孩子的命运推向迷途。
原作手记谁是制造者？
《“制造”弃婴》这则新闻讲述的是贵州省镇远县多名超生婴儿被“制造”成“弃婴”后，被国外领养人合法领养的故事。故事里的主要人物有“弃婴”的父母、领养人、计生干部、福利院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等等。
文章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后，很多人指责父母的麻木。可是他们无法对此辩驳。无法辩驳的原因是，他们确实参与了制造“弃婴”的过程，他们无法面对这个心灵的创伤。更重要的是，他们找不到和外界对接的表达方式。
“2009年6月19日晚，在昏黄的灯光下，徐林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却是为她自己的，‘不知道我老了怎么办？’”(摘自《“制造”弃婴》)
这是徐林珍的表达方式，也是他们这个群体的表达方式，此种表达方式必然会引发城里人的批评：麻木、自私。但是如果用知识分子的语言来解读，可能引起的非议就会大为减少。比如，他们可以这样解释：他们到死才算退休，他们没有被国家纳入养老等福利体系，他们仍然要靠“养儿防老”，自古以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如果没有男丁，将来他们靠谁养老呢？
以此类推，用同样的表述方式，可以这样理解计生干部抱走超生婴儿的行为：基层计生干部受到政府的压力，他们为了得到微薄的工资而不得不完成计生任务，而各级政府也背负着计生指标的重压，这是影响他们政绩、决定他们政治前途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计生成绩之所以成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指标，是因为这个国家人口太多了。如果不加约束，所有生者都会毫无尊严地活着。
福利院也可以这样解释他们的行为：各地福利院是否开展弃婴收养工作，主要看当地政府重视程度。而地方财政对福利院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远远不能维持福利院正常运转。“所以，福利院只有想办法找钱救命”，而涉外领养是获得社会捐赠的重要途径。
对于政府对福利院支持不力的现状，地方政府又可以这样解释：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决定地方财政一级不如一级，而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必须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发展经济和基础建设。
其实，这些就是制造“弃婴”的源头。面对残酷现实，我当时产生的主要情感，不是同情，也不是愤怒，而是漫无边际的无奈，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制度和环境的无奈。(鲍小东)
回访手记
他为什么举报？
2008年年初到2009年年中那一年半的时间，对蒋文(化名)来说是段痛苦的回忆，“现在提起来心里都还有阴影”。2009年1月他在很多论坛发帖———《镇远县焦溪镇三名婴儿不知去向》，由此引起国外收养家庭和媒体的注意，最终令整个镇远县计生人员制造“弃婴”涉外送养的隐情浮出水面。
在此之前，他作为实名举报者，已经将三四十封举报材料寄给了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贵阳等地的媒体，“但没有一家媒体给我打电话”。他还曾将24个EMS的材料寄往从县委县政府到中央的相关部门，但都是石沉大海。
回想以一己之力试图制止荒谬的年月，他都不知自己哪来的勇气，“怒火无法扑灭，豁出去了”。
10年前就从家乡镇远到广东闯荡的蒋文，2007年准备与湖南籍的妻子添一个孩子。他回乡办准生证时，“计生办工作人员说我老婆的准生证明不合格，让我去重办；而且办理准生证需要交200元押金，做节育手术后才能退”。蒋文非常生气，“回一趟湖南不容易，这是有意刁难，我是合法公民，生养小孩还需要交押金，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他后来听说黔东南州16个县“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做的”，县城办理准生证的押金在1000-1200元。
蒋文曾经是中学老师，遇事不妥协，宁可给妻子迁户口也不愿交这笔押金，和村里的亲戚打电话谈及此事，“他们说这个不算什么，我们这亲生的孩子都被拿去卖了”。他跟村干部求证，村干部告诉他哪几户共抱走了几个。再问镇里，镇里让他别管闲事。他觉得不可思议。
办准生证的遭遇让蒋文晚上想起来都会做噩梦，“身体疲累，精神上也觉得痛苦”。花了半年的时间，他把妻子的户口落到了焦溪镇，才办理了准生证，交了200元保证金。而为妻子迁移户口的费用就花去5000多元。
2008年11月女儿出生，他已经决定要将家乡孩子被计生干部抱走的事公之于众。给女儿雇好保姆之后，他一个人赴上海工作，瞒着妻子开始寄举报材料。他害怕妻子不理解他的选择，也害怕举报会给家人带来麻烦，而面对山区村民最害怕的计生大网，他也有说不出的恐惧。
那一年半，连妻子都不知道他的手机号码，他害怕被监听泄露行踪，每一两天用公共电话给妻子和女儿打一次电话。“老婆以为我在上海有了外遇，差点跟我离婚。”他还得忍受和刚出世的女儿分离的痛苦。
蒋文变换着地址寄举报材料，镇里、村里通过家人给他传话，他害怕打击报复。举报获得媒体关注之后，他一回居所就要四下观察是否有人跟踪，甚至不敢回家。
但他还是不放弃，挨个政府部门打电话追问有没有收到材料，跑邮局查实邮件的接收情况。他希望举报能让当地政府清醒，也能让家乡人不再麻木。“山里人重男轻女，很多法盲，不把孩子的人格当回事。”
而如今回忆起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他说：“那一年半我对不起家人，现在只想平静地生活，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过去的经历忘掉。”事件引起关注后，他把公益律师、外国收养家庭和更多媒体挡在了自己的生活之外，希望恢复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快递材料、打国际长途电话、咨询律师，举报花去了他超过万元，公司的生意也因此欠账，但未来他还是决定，“要投入更多的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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