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那天早晨，生产队长派父亲去犁荞麦地。荞麦地两边都是深沟，沟边长满野草。每犁到沟边，两头牛都会死命伸着头，舌头透过牛笼嘴，去揽沟边的野草吃，全然不计摔到沟里栽死的危险。一个早晨父亲都提心吊胆，生怕牛滑到沟里去。可是就在他准备收工，犁最后一个来回时，两头牛不知哪来的蛮力，只顾揽草，父亲怎么也拉不回它们。眼看牛的前腿一点一点向沟下滑，可它们全然不觉。父亲手中攥的牛鼻绳是断成两截后接续到一块儿的，拉了一个早晨，此时从接口处松脱了。两头牛没了束缚，连带着铁犁，像箭一样射向沟底。父亲出于本能，一闪跌坐到沟边……
饲养员老汉等着喂牲口，左等右等不回来，便到地里来找牛，此时坐在沟边如一滩烂泥的父亲才如梦初醒。一头牛跌下去当即就死了，另一头虽然没有死却跌断了腰，站不起来，不能再耕地了。
斗争会上，生产队长呵斥道：“狗地主，你的命有一头牛重吗？牛跌死了，还能吃肉，牛皮还能合成皮绳。你死了，狗都不吃！”上台发言的革命群众将蓄意破坏生产的罪名按在父亲头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地主反革命分子！”“老实交待！”口号声此起彼伏。父亲很后悔当初在惊恐中没有和牛一同扑下去，这样他的痛苦在那天早晨就可以结束了。
那天下午，父亲脖子上戴着几十斤重的木板，背上背着一张剥下来的牛皮，弓着腰，被我们松陵村的革命群众牵着去其他大队游街。牛皮散发的腥臭味儿被他带到了全公社的每一个生产大队。
走到朱家庄时，父亲的腰弯得更厉害了。朱家庄是我的外祖父家，披着牛皮的父亲看起来不是牛也不是人，好像一个怪物。他已无颜面对外祖父家的任何一个人。
父亲像小学生背课本似的将自己的罪行向革命群众交待了一遍。他抬起头时，眼角的余光竟扫见了母亲。母亲站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表情平静而麻木。仿佛她目击到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舞台上的一个丑角。对这个剧中人，她不同情怜悯，也不憎恶讨厌。她不过是一个观众，一个不参与剧情，只图热闹的观众。父亲还看到母亲身后站着一个男人，那男人像高粱秆一样细，有一双尖锐的老鼠眼。那男人正和母亲谈什么，母亲回过头去看那男人，一个劲儿地点头。父亲的头使劲向上一仰，扫了母亲和那男人一眼，看见那男人将细瘦少肉的右手放在母亲的肩头。父亲突然大叫两声，扑倒在地，人事不省……
父亲在炕上躺了两天，祖母请来村里的胡大夫。胡大夫捋着花白胡子对父亲说：“娃呀，心病还得心药治啊！我给你开三服药，吃吃看吧。”
祖母拿上药方去公社卫生院抓药。三服药总共1块4角6分，祖母身上只有1块3角钱。她求抓药的年轻人给她欠个账，抓药的说：“不能欠账，一分钱也不能欠的。”祖母再三恳求，抓药的还是不松口。祖母无奈，去找院长。院长来到中药房，将抓好的三服药解开，把药中的白术和茯苓分别取出两片，然后包好药包，给了祖母。
哥哥从学校里回来吃午饭，饭碗端在手中还没有下口，父亲在房间里喊他，喊得很急迫。他不知是怎么回事，就端着饭碗进了房间。父亲蹲在炕上，看了看哥哥：“想不想你娘？”“不想。”“不想？”哥哥急于吃毕午饭去学校，端着饭碗正要离开房间，父亲叫住了他：“大虎，你说，你为啥不想你娘？”“不想就是不想。”哥哥没有料到，父亲竟突然端起自己的饭碗向他摔了过来，随后自己也一下子扑倒在炕上。
儿子不想母亲，是做父亲的难以容忍的事情。我看得出，在父亲的心里，儿子的母亲就是有错误，做儿子的也要原谅她，绝不能抱怨母亲，更不能给母亲记仇，这是父亲对儿子最起码的要求！
哥哥一下子被吓住了，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过呀。哥哥一看父亲扑倒在炕上，流着眼泪一声一声叫爹。父亲摆摆手，叫他走开。祖母闻声进来，她不知怎么回事，就责备父亲：“世俊啊，你有病，又发啥脾气呢？是大虎惹你生气了？”父亲抬起埋在被子里的头，擦了一把泪水：“不怪大虎，怪我自己。”
祖母给哥哥摆摆手，叫哥哥快去学校。哥哥走到炕跟前，扑通一声跪倒，哭着说：“爹，怪我，全怪我。”父亲拉住儿子的手，用泪眼看看他，一句话也不说。父亲整天流眼泪，祖母不在的时候，就放声哭。如果祖母在家，他就拄上棍子去地里哭。
那是一个冰凉的夜晚。天一黑，父亲穿戴整齐出门。祖母问他要去哪搭，父亲说他要去朱家庄。祖母说：“你身体不好，不要跑冤枉路了，仙娥会回来的，时间还没有到哩。”祖母这句话不知触动了父亲的哪一根神经，他突然站住了。他大概在揣摸祖母所说的时间是什么。他可能在想，人活在世上还不是和时间较量吗？父亲知道，人是永远也较量不过时间的。“啥时候算是到时间了？”父亲仿佛是自言自语。祖母说：“她在娘家住不下去的那一天就算是到时间了。”父亲苦笑一声：“时间到了，我看时间到了。”父亲出了院门，祖母没再拦他。
去朱家庄这条路，父亲走过无数来回了。脚下那条灰白色的路面像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将他向前拽。到了外祖父家的院门前，父亲看了看那扇厚重的大门，手举起来，抓住了门环。他在圆圆的生了锈的门环上摸了摸，还没有动手拍，手一松，身子就顺着门溜下去了。父亲趴在门前的地上，一遍一遍叫着母亲：“仙娥啊！仙……仙……娥！”回答父亲的是无边的沉寂。大地睡死了。村庄睡死了。母亲呢？恐怕也睡死了。
在父亲自杀未遂的第二天，伯母去了朱家庄，不知给母亲都说了些什么。没几天，母亲回来了。她见到祖母，第一句话就是：“娘，你去给他们说，不要给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祖母说：“娥娥，不会的，不会给你戴帽子的。”母亲回来后，寡言少语，神情呆滞，她不和父亲争吵，也不和哥哥、姐姐说什么。她一天干三晌活儿，天一黑，就上炕睡觉。每逢晚上生产队长打铃开会，母亲就慌张，给祖母说：“娘，你去给他们说，不要给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
日子一天天过去，松陵村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母亲不再惊慌了。生活是平静的，家是平静的，即使父亲被斗争，又挨了打，一家人都不惊不诧，都习惯了，好像日子不艰难，不缺吃少穿，父亲不上斗争会，不挨打，就不是地主家了。
父亲已经“认”了——既然是地主，就应该在少吃缺穿中生活，就应该在被人欺负中生活。家里再也听不见他的叹息、抱怨，一家人每一张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平静，一样的麻木。尽管饥一顿饱一顿，有一顿没一顿，一家人照常活着，就像太阳每天照常升起一样。
父亲是地主中最年轻的地主。大队党支部叫他给全大队40多名四类分子当头儿，要他监督每一个四类分子的言行，及时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父亲平静地接受了任务，并且尽职尽责，隔一天晚上就把这几十个老汉、老太婆召集到一块儿念报纸，学毛著。谁有病，谁缺席，谁发的什么言，有什么思想动向，他都如实向上报告。有一次学习时，地主分子史耀祖一连跑了三次厕所，而且不停地放屁，父亲也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大队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