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父亲是黄埔军校十七期，参加过抗战救亡，后在国民政府广西高等法院工作。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政权后返乡当教师，五二年镇反时被抓。在内蒙古劳改五年，大难不死。那一批北上劳改的有几千人，只有几个人幸存下来，父亲即其中之一。出狱后回原籍乡下，一直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监督改造近三十年。
父亲在乡村可谓牛马不如，任人辱骂殴打，几岁大的小孩子也可以侮辱他。乡村的孩子学着斗争会上大人的口吻，见到我父亲都会呼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邢谷雄！”有的孩子甚至向他投掷粪便、土块。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每年至少被批斗几十次，贫下中农或工作队干部殴打他，民兵把他捆绑起来游村游街。有一天，小学校长要我跟同学们一起参加大队斗争五类分子大会。父亲被几名荷枪实弹的民兵押上斗争台。大队书记和治保主任宣读强加于父亲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厉声问我父亲认不认罪？我父亲只叹一声“冤枉”。几名民兵在书记、治保主任指使下冲上斗争台，手持木棍枪托，围着父亲一阵乱打。父亲被打得嘴鼻流血，倒在台上。他们将父亲双手捆绑，用麻绳吊在半空。父亲在斗争台上悬空惨叫，尿屎渗出裤子。革命群众则在台下怒吼打倒父亲的口号。不多久麻绳突然断了，父亲从几米高处跌下，昏迷过去。我回家告诉母亲，说父亲死了。母亲抱着我们兄弟姐妹痛哭，安慰我们说，父亲不会丢下我们而去的。夜里，父亲竟真的爬回家，一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双腿已不能走路，靠双手爬了几公里山路。
三十年的劳动监督，对父亲来说那是一段生不如死的日子，我们这些儿女惨受株连。我十二岁就失学回家务农，那时候我的感受是惨绝人寰，绝望人生。
邓上台后，我参加高考，走上新的人生路，后在广州日报从事新闻工作十多年。八四年摘帽后，父亲重新过上算是人的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将他三十余年的劳改生活经历写成书稿，真实地将中国大陆那段伤心的历史记录了下来。他要我们将来有机会将书稿出版，或者送给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我认为这本书稿有如下几点历史价值：一是镇反运动的罪恶记录；二是揭露了当年内蒙古劳改营关押几十万国民政府工作人员的内幕；三是地富反革命分子三十年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斑斑血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