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徐田 转自美国之音中文网
华盛顿—美国第十届网络政策大会本星期在华盛顿举行，与会的美国网络专家学者，对中国网络自由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建议。
由因特网教育基金会主办的第十届“因特网现状”美国网络政策大会 (State of the Net 2014) 是在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举行的。美国商务部部长潘妮•普利兹克(Penny Pritzker)，参议员约翰•图恩(John Thune)，兰德•保罗(Rand paul)，众议员鲍勃•古德拉特(Bob Goodlatte)，司法部助理总检察长米斯利•拉曼(Mythili Raman)，以及Dropbox公司创始人德魯•休斯頓(Drew Houston)等政界领袖、政府官员、业界精英和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
参议员约翰•图恩在发言时特别提到中国的互联网管制政策，以及他对网络巴尔干化的担忧。
他说：“像中国、巴西这样的国家，甚至我们在欧洲的盟国，也开始逐渐考虑实施限制、阻挠、冷待美国网络服务和产品的政策了。就像我们一直与对美国生产和出口相关的贸易保护主义作斗争一样。我们现在需要确保的是，这种网络保护主义不会将英特网巴尔干化。否则，我们将面临着造成部分地区与外部世界网络隔离的危险，并且使得很多人成为二等网民，从而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英特网上的资源。”
脸书、推特、YouTube等美国知名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站至今仍无法进入中国，取而代之的是它们同类网络产品的中国版，比如人人网，新浪微薄，优酷土豆等等。美国非盈利组织科技自由的主席贝林•索卡(Berin Szoka)说，这有着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
索卡说：“这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对本土互联网企业的保护，另一方面又使得这些企业像侍女一样遵守政府的审查制度。所以说，这是一种交换条件。那些企业能够得到政府保证的市场占有率，但作为交换，他们需要执行外国企业所不愿参与的政治审查和监控。”
米尔顿•米勒(Milton Mueller)是雪城大学信息研究学院的教授。他指出，普通的中国民众或许意识不到审查制度对他们的影响。他说：“我怀疑很多中国的普通民众，并不知道他们失去了什么。所以，审查制度最让人沮丧的是它往往是可以起作用的，尤其是让不懂英语的大量民众生活在黑暗与无知中。对于一个信息社会来说，这会大大影响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最近，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对互联网和大众传媒的控制和管理，要求个人上传的在线视频实行实名登记和内容审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补充通知》，并称发布该文件是为了防止内容低俗、格调低下、渲染暴力色情的网络视听节目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乔治梅森大学工程系教授布雷特•柏林(Brett Berlin)认为，很明显这些条款是为了加强对网络言论的控制。他说：“对于任何旁观者来说，这很明显不是因为黄色和暴力内容，而是为了进一步限制公民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在美国，我们有关于针对儿童色情的法律，而且司法系统会仔细、严格地检查这类内容。但是政府没有权利做决定，因为我们有言论自由。”
而米勒则认为，实名制是一个监控政策，以便于政府打压异议人士。他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监控政策，强迫大家实名登记，你就知道他们的身份了。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发布了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可以查出来，并且惩罚他们。”
米勒还说，中国的网络自由度在进一步恶化。“从我看到的信息来说，这个情况在恶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站上有越来越多系统性的压制，而且政府找到了很多有影响的微博大户。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受到威胁，但至少他们被警告不要传播谣言。这就意味着他们拿一些意见领袖开刀，杀鸡吓猴，而且这种方法似乎起到了作用，我感觉微博已经不如以前那么有活力了。”
柏林认为这一情况不会好转，除非政府意识到对网络自由的限制影响到了自己的利益。他说：“有一种情况下对网络自由的管制会放宽，那就是统治阶级意识到改变政策能够带来利益。比如说，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和贸易的开放，并不是因为自由，而是因为这对中国在世界所处的位置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当网络审查制度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拖后腿时，政府才会意识到需要有所改变，因为如果中国的英特网在管制下变得与世隔绝，那么这也将影响中国经济在世界的竞争力。”
索卡认为，对于中国面临的网络自由现状，美国还可以起到更积极的作用。“首先，美国应该以身作则。目前美国关于加强网络监管的打算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使得其他国家有了使网络审查和管制正当化的借口。其次，美国应该提供更多突破封锁技术的工具，但现在对于这些技术的出口还有很多限制。”
而米勒认为，要让中国的网络自由化，其改革力量必须来自内部。“这必须依靠本土的、来自中国内部的改革者，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开放度，包括经济和政策上的自由。政治改革必须是来中国内部，如果来自外部只会适得其反。当然，我们从外部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持，当他们逮捕某些异议人士时，我们可以发出声音，或者是给他们提供一些翻墙工具。但要真正做到结构性的改革，仍然必须要有来自大众和政府精英阶层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