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母亲当时跟我父亲（章乃器）已经分居了。父亲是民建副主委，也是工商联的副主委。这两个组织来找我母亲谈话，要她揭发他。我那时在幼儿园，有一天我母亲来接我，要我去参加一个会，并教我一些话，到会上去说。会上，前面有很多人讲话，都是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在揭发他。我父亲本人没有到场。轮到我讲话，讲的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父亲，但是我还是要反对他，跟他划清界限。全场热烈鼓掌，还有人跟我热烈握手。
上小学的时候，想进少先队，我好像比别人慢一二年才进去。那时大家都希望肩上有个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当个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我进了少先队一直就是队员。
我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毛泽东的话是绝对接受和服从的。毛主席要反右，那肯定是我父亲有错。既然他错了，那么大家就都可以来批判他。那时社会有一种非常主流的思想，就是要听党的话。这种东西，不管是宣传教育，还是潜移默化，对于一个儿童来讲，他是认同的。
学校开家长会，班主任老师跟我妈谈家里的情况。我妈这个人没什么自我保护意识，她就说了我父亲是谁。从此以后，老师就对我比较注意。我那时喜欢记点日记，爱好古典文学，也作一点诗词。后来这些东西都被翻出来了，交给老师，然后组织批判会。我不服，跟老师顶撞。后来这个老师跟我透露说：“也不是我要整你，是校领导要整你。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把你作为一个样板——这是右派的儿子，他的思想状况是这样的。”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有一天，那个老师说：“你不是爱看书嘛，你把你看过的书开个书单给我。我们现在搞教学，很想研究一下学生都看过什么书。”我呢老老实实开了一个很长的单子。过后不久就发生批判我的事。后来我很厌学，成绩下降，还留级了。我那时已经知道我没前途了，学跟不学一个样。我父亲还是希望我能上大学。我那时比他先知先觉，我知道我没戏。我跟这套讲阶级路线的教育体制格格不入。
父亲那时已经开始跟我讲一些事情，对时局有很多批评，有时候说得还比较厉害。我提醒他说：“您别这么说。咱们这儿是不是安全啊？”那时读了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我就老认为我们家隔墙有耳，或者墙上就有耳。但是我父亲却说：“我不怕。我的话到大街上也可以说。谁愿意听谁就听。”
七千人大会前后，统战政策有点松动，知识分子政策也有点松动。父亲对1957年给他扣上右派帽子不服，好像在政协提了两个提案，说他的事情完全是捏造的，是不实的，要求重新审查。1963年吧，那天我上学，班上有报纸，上头有一条消息，说全国政协常委会开会通过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政协委员职务。那时候小学同学还不太懂事，但是他们那看我的眼神就不太对了。我赶紧回家。后来父亲特别跟我讲一句：“我不会有事的。”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是“我不会自杀的”。
记得文革抄家那天是8月23还是24号。一路上就觉得清华园的气氛特别不对，已经开始有打人的了。清华二校门已被推倒，所有的校领导，什么何东昌啊，钱伟长、黄万里这些人，都被赶到那儿搬砖头。我觉得我们家要出事，就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父亲说有人来贴大字报，你留在学校，不要回来。回到宿舍一看，我的蚊帐什么的都被撕了，铺盖也被捣毁了。一张大字报墨迹未干，什么“资产阶级狗崽子滚蛋，快滚蛋！”完了，马上就来临了。我当时在学校讲了很多对文革的看法，同学就揭发我，然后对我实行专政，把我打成反革命，判了13年。我一共坐了9年半，1978年底放出来。
我心里曾经埋怨过父亲，都怪你们俩当初结合，才有了我，但是我无处诉这个怨。出身不能选择，谁让你投胎到这儿呢。一旦你的父亲被定为右派，那你就也是贱民。这个就是一种姓制度。地富反坏，它就是种姓。但是我更清楚，是这个制度使我这个无辜的右派儿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