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父亲张维良因托派案于1952年12月22日夜全国统一肃托时在重庆被捕。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的判决书上说：40年代初他曾经是重庆托派最高组织的领导人和托派中央临时组委会组委。被捕后他先被关押在重庆歌乐山松山劳改队，1957年被转往重庆南岸孙家花园监狱，后一直没有音讯。1960年母亲写信去孙家花园监狱打听，狱方告知去西昌劳改科查询。后经查询，收到短短数字的答复：“查张犯维良已于58年3月22日病亡。西昌劳改科。”
父亲为什么由重庆转押西昌不到半年就因病去世，我们心中一直是个疑团。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我们不敢，也不可能，去查清真实原因和具体情况。改革开放后，托派问题也一直是个禁区。这样一拖就是近五十年。最近学术界对陈独秀有了一个较为公正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学术研究也有所松动，我们才有可能去弄清这个问题。
2006年10月9日，我与哥哥张曼平由重庆启程，经成都到西昌，去了解父亲真正的死因和安葬地。次日早晨六点多，火车到达西昌。刘志超叔叔在所住小区大门口等我们。1958年刘叔叔离渝时我见过他一面，虽几十年没见，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十分亲切。刘叔叔四十年代与我父亲在一起工作，后同因托派案于1952年12月被捕，判刑5年，在重庆服刑，1957年刑满后在西昌劳改科所属的一个监狱工厂就业。
第二天由刘叔叔的女婿(其父母是当时西昌劳改局的领导，他本人从小在劳改局家属区长大)带我们到了现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监狱管理局（过去的西昌劳改科），找到他过去的邻居，现任监狱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的李晓曦女士。李女士已经50多岁了，她告诉我们，那里只有当时监狱劳改人员的简略档案（包含姓名、出生年月、籍贯、从何地转来、转来时间、关押地点和备注等栏目），类似花名册，可以试试看能否找到张维良的资料。
在档案室，李女士很快找出那个名册，按姓氏排序。从张姓关押人员中找到了父亲张维良的名字，栏目所记内容与上述西昌劳改科回信所写内容大致相同，即1958年3月22日病死。档案也提供一些新的消息：比如，他是1957年9月25日转押西昌的，关押地为会理县通安铜矿劳改队。
通安铜矿离会理县城100多里，距西昌更有300多里，交通十分不便，与云南接壤。当地确曾有一个铜矿，至今通安还有个叫铜厂的辖区。1958年时，那里人迹罕至，十分荒凉。在那荒山僻野中，即使无人看守，任何犯人都难逃出。档案上记载，父亲就是在通安铜矿劳改队病逝的。
就名册看来，凡关押在西昌各监狱的人员，不论是政治犯（反革命犯）还是刑事犯，通通按姓氏列在一起。可以想见，政治犯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无任何区别，一律监督劳改。父亲当时年已43岁，身体不十分好，在那种恶劣气候和劳动强度下，难免得病，得了病也得不到任何治疗，命丧西昌是必然的。
李女士说，文革结束后，常有犯人家属来查找其亲属的下落。“你们为啥不早些来？”如果再晚一二年来，她退了休，这些档案由谁保管就不好说了。她也不是专管这些档案的，只是出于责任心代为保管。我们十分感激她，也庆幸我们来得为时未晚。我们何尝不想早点来查找父亲的档案啊！
我们问李女士现在通安是否能找到父亲的遗物或安葬地，她说通安铜矿劳改队早已撤消，工作人员都分配到其他地方。当时对犯人死后的安葬只是挖一个坑，将尸体放进去用土埋了就行，不做任何标记，所以我们即使去通安也不可能找到任何踪迹。我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父亲也只能得到如此的“安葬”了。
看来我们的寻访也只能到此结束了。此后两天，与刘志超叔叔交谈，他介绍了不少父亲早年的情况，使我们得以了解父亲生前不为我们儿女所知的一些事情。这次西昌之行总算没有白来。
补白：父母大约1961年结婚。母亲对自己的婚姻十分不情愿，因为父亲家是富农。母亲当年17岁，家庭成分是上中农，当然可以笑傲父亲家了。但是这桩婚事我外婆做主，母亲一点办法没有。母亲表达反抗的方式就是好几年不跟外婆讲话，甚至有了我姐姐后，也还不搭理外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