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父亲是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扶犁手，一生跟在牛后面唱牛歌。父亲十三岁差六个月就学犁田种地了。那时候，爷爷病多，小小年纪的父亲看到别家种下的种子已经发芽，而自己家还没有把种子播下，急得直哭。光哭没用，父亲把念了三课的国文课本交给老先生，回家学做起农活儿。
我家的两头大黄牛力大无比，村子里最强悍的男人也拿它们没有办法。第一次下田，两头不听话的牛像玩皮的小孩，一会儿钻进别人的玉米林，一会儿在树丛中撒野。十三岁的父亲肩上扛着三十多公斤的犁，手里还牵着比他小五岁的妹妹，又要追赶牛，又要照顾妹妹，难为得要死。上犁时，牛不拢扛，村里的人都来围，还是围不过那两头牛。有人建议父亲狠狠抽打它们，用牛鞭迫使它们就范。可是越打越犟，根本无法让他们上扛就犁。一整天都没有犁成地，父亲累成个泥人。晚上喂牛时，父亲发现两头牛的身上伤痕累累，心软了，也心疼了。他用手摸摸自己被碎石划伤的脚，又摸摸牛身上的伤痕，摸着摸着竟哭了。
正在嚼着稻草的牛把头偏过来，看看蹲在他们身后大颗大颗掉泪的父亲，稻草也不嚼了，瞳孔里溢出细细的泪水。第二天，两头让村子里的壮汉们都伤透脑筋的牛，好像改变了。父亲叫它们上扛，它们就乖乖上扛。拉起犁来，不仅舍得出力，而且还顺着犁沟走。父亲高兴得唱起牛歌，牛走得更稳了。一天下来，别人犁出三分地，父亲却能犁出半亩。
父亲把犟牛教得服服贴贴的消息传开了，父亲会唱牛歌而且唱得牛与人都流眼泪的消息也传开了。父亲的牛歌其实都是一个调，里面填充的唱词却千变万化。他唱牛的辛苦，唱农事的艰辛，唱家里揭不开锅的苦日子，唱地里的庄稼与山上的爱情。父亲的歌不仅教乖了一头头犟牛，还把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娶到贫穷的小屋。父亲的牛歌的动人之处，在于他能把日常生活琐事通过牛歌反映出来。爷爷唱过地方戏，也许父亲遗传了爷爷的天份吧。父亲吃苦荞，吃野菜，喉咙磁性十足，随便一哼就是歌。
无词的小曲连接着牛和父亲，他们相互依存，生活在澜沧江边那个小山村。
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唱牛歌也得让生产队长审定内容，否则可能成为反革命。有一次，生产队让父亲到山上看苦荞。到了山上，喉咙痒痒的，父亲想，反正只自己一个人，就随便唱了两首。不料有人听到了，报告给生产队长。这下惨了！队干部上线上岗，说父亲唱黄色歌曲破坏生产，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这一戴就是三年。三年里，父亲沉默着，不让在喉咙里发痒的牛歌出口。只是夜里家人睡下时，他才在火塘边哼哼，声音极小，只有在松明火下缝补的母亲能听见。
有一天，住村工作队长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父亲牛歌唱得好，找上门来。父亲急得直跺脚：“他妈的！谁到公社告我了？”父亲木呐地坐在工作队长面前，小心听着队长的形势报告。父亲最终听明白了，原来工作队长是想让父亲上省城为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献歌。父亲一下放松了许多，毕竟还是顾虑重重。公社派专人来修改歌词，又在曲调上作了一些润色加工。
临出发前总要彩排一下，可是父亲一听到乐器响就慌手脚，一个词儿也唱不出来。他心怀歉意地对公社领导说：“我只会自己哼哼，一有乐器吵闹就乱了方寸，还是让我一个人唱吧。”是啊，父亲的听众一向是那个叫“平路”的小山村，那依山傍水的田园，那一生耕耘着红土地的老牛，那与他同样命运的父老乡亲。公社领导答应了，建议上面考虑取销合乐这一环。起程时，村里老老小小都聚集在我家，为父亲激动，为父亲鼓劲，为我们一家人能有父亲的优美歌声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父亲的牛歌居然在省城获了大奖，给他的奖品是全钢锄头一把，全钢犁头一个。公社书记亲自来到家中表示祝贺，并把公社宣传队的工作机会给了父亲。然而父亲的听众永远是劳作着的人民，只有在辛勤劳作着的人和牛面前，他才能找到兴致，找到唱歌的感觉。父亲到公社后，最后还是被辞退回来了，因为他怕乐器声，怕普通话，怕凑热闹的锣鼓，一听到这些就失声，无法在公宣队工作。
父亲的牛歌从十三岁唱到六十三岁，从大集体唱到包产到户，又唱到土地私人承包。即使那顶反革命帽子戴在头上，他还是没有停止歌唱，只不过是在心里唱罢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唱着牛歌心里好自在。”
可是当父亲足足唱满五十年时，一场小小的感冒却封住了他的喉咙。他想唱却唱不出来，连说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不急。可能是感冒作怪，他平生第一次吃了两粒克感敏，以为就没事了。直到感觉喉咙好像卡着异物时，他才用尽力气对母亲说：“我可能唱不成牛曲了，娃娃家妈帮我看看，我喉嗓子里可能卡着一团东西。”母亲听懂了父亲的话，叫父亲张开嘴。母亲惊呆：“真是的，嗓子里有一个大疮！”父亲有条不紊地安排完农活，才进城来到我家。我没想到会那么严重，带他到县医院检查，竟是喉癌晚期！尽管没有告诉父亲病情，尽管我装得若无其事，但透过满溢在我脸上的忧伤，父亲还是看到了自己为期不远的人生终点。他还是按部就班买他犁地用的犁头，砍伐用的大刀，还用嘴努力地说着自己想唱牛歌的心愿。
接到母亲的信，我回到家。父亲表面上看还与扶犁下田时一样精神，只是说话再也不能挤出一点点声音。从父亲艰难的嘴形里，我知道父亲不想就这么离开与他一起劳作的耕牛，不想离开听着他牛歌长大的儿女，不想离开他歌唱了一辈子的土地。但是现代医术没有回天之力，我们一家人没能把父亲拉过六十四岁的门槛。
就在父亲要走的前一天，一家人围绕他的墓地位置争论不已。人们说，为病重的人打理棺材，或商量下葬的地方，可能扭转病情，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谈死谈活，还是没能阻止父亲身上癌细胞的脚步。父亲听说我们在谈他的墓地问题，来到我们面前，用颤动不已的手写了一段话：“你们都不要争扯了，我死后你们就把我埋在我学犁田做活的村子边，随便一个地方都行，不要占了粮食地。只要是在我唱过牛歌的地方，我的灵魂都会找到天堂。”
补白：那是一个下午，只见同学们纷纷往学校门外跑去，我也好奇地跟着跑出校门来到大街上。我从人群外钻到里面，只见一队戴着高帽子、敲着锣鼓、自报姓名的牛鬼蛇神走了过来。我往前凑了凑，忽然看见一个戴着黄边眼镜的牛鬼抬起头朝我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我惊得差点叫出声来，他竟是我亲爱的爸爸。快初中毕业时，我随父亲在大年三十那天一同被遣送到农村。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农村的地富子女除了和我们一样不许入团、入党、参军、招工之外，处境竟和他们的地主富农的祖辈完全一样，天天挨批，“磨子不转打驴子，生产不上斗分子”。没有了地富分子的村子，地富家庭的子女就成了斗争对象。有一个地主的儿子，解放时才是个15岁的中学生。由于他父母解放后早早去世，村里少了斗争对象，抓革命促生产时，他就头上顶着高帽子，脖上挂着地主分子牌子，弯着腰供贫下中农唾沫飞溅地谩骂批判。斗争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竟然是他中学的一个同桌，而该同桌那时之所以能上学，还多亏那个死了的老地主的慷慨资助。这个地主的儿子一直打光棍，40岁刚过的人背已驼了，眼神呆滞无光，脸上的皱纹看上去足有60多岁，每天低着头干队里最脏最累的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