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23年10月，父亲出生在三里乡二龙湾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9岁时父母双亡。成了孤儿的父亲，经外婆介绍，给一陈姓地主放牛当长工。1940年，17岁的父亲来到何坡村杨家湾同母亲结婚，当了倒插门女婿。
1941年出生的大哥，上世纪50年代考到建始三中读书。父亲风雪天穿着偏耳草鞋，挑着70公斤木柴，走10公里山路，到三里坝一斤卖0.5分钱，给大哥交伙食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卖一次柴。1957年，正读初三的大哥和班上10多位同学，因为常聚一起谈论《水浒传》梁山好汉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故事，被学校一位热衷于阶级斗争的书记借题发挥，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学校派人将16岁的大哥遣送回家，父亲抱着大哥号啕大哭。
大哥读初中时已显示出众的才华，写的诗歌被男女同学传抄，教室墙上画的凤凰栩栩如生，一直保存了十多年，直到文革时才被涂掉。当时像大哥这样读过初中的青年人如凤毛麟角，大哥的同班同学，除了他们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其他几乎都当上了国家干部。大哥的满腹诗书被阶级斗争消磨殆尽，最大限度的发挥之处是为乡亲写写红白喜事的对联。
哥哥被定性为反革命，父亲一夜间由给地主放牛的长工变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合作社会计的职务被撤消，中共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
1960年，大牌小学从五年级中选出4名尖子学生，随同六年级毕业生参加升学考式。2人被录取，其中一人是二哥。父亲一边挖草根、剥树皮维持生活，一边打草鞋供二哥读初中，常常要打完五双草鞋，鸡叫了才睡觉。
初中毕业时，二哥成绩优异，被县高中录取。谁知，县高中收到一封检举信，说反革命分子的弟弟不能读高中。建始一中以政审不合格为由，将二哥挡在学校大门外。父亲紧紧搂抱着二哥放声大哭，足足哭了个把钟头仍然伤心不已。末了，父亲噙着泪水劝二哥：“别恨你哥，这是命中注定。不能读高中就努力自学。”
泪水未干，母亲积劳成疾，患上肺结核。父亲卖猪羊、拆楼板，筹钱送母亲到县医院治病，但是最终未能留住母亲。1964年冬，母亲病逝。心力憔悴的父亲找邻居何老汉借棺材安葬母亲，何老汉见父亲一贫如洗，担心父亲这辈子无力偿还，不肯答应。大哥便找何老汉求情：“大爷，您做个好事，将棺材借给我母亲安睡吧。今后认我就是。”何老汉这才借了棺材。安葬母亲后，面对着人财两空的凄凉惨境，父亲失声痛哭。那时小妹只有一岁多，我和四弟均不满十岁。
中年丧妻，父亲已遭致命一击，更为可怕的是灾难接踵而来。1965年春天，二哥右腿疼痛，膝盖下的骨肉间化脓长达半年。父亲先是千方百计借钱，背着二哥进五家医院求治，后来又请医生来家给二哥开刀，刮出毒液脓汁，天天遵照医嘱，用药捻子从二哥疮洞拔毒，护理6个多月，二哥才渐渐康复。这年10月，二哥腿病刚好，四弟又患眼病，三天时间便眼睑闭紧看不见物体了。父亲急得团团乱转，找到生产队的出纳想借10元钱。出纳员说：“你这两年已经欠下队里口粮款280多元，再借了钱猴年马月还得清楚？”父亲扑通一声跪在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出纳面前，泪如雨下：“我实在没有办法，连续转了两天，没有借到一分钱。你行行好积个大恩大德，借10块钱救救我小儿子眼睛，不然就会瞎！”出纳员被父亲感动，破例借了10块钱。父亲背着四弟走了8公里路，到三里坝住院治疗。父亲早上给四弟买两个馒头，等医生给四弟打针吃药后，便跑回家吃几个红苕，再返回医院护理四弟。提起这段苦难日子，大哥心情沉重地说：“父亲不下狠心治病，二哥会成瘸子终身残废，四弟会双目失明成为瞎子。”
此后40年里，许多好心人要给父亲介绍续弦，父亲怕娶了后妻带不得娃儿，全都拒绝了。父亲既当爹又当妈，为我们做饭洗衣，挖树根、葛根当饭。在这种困境下，父亲仍然供我们兄妹读书，六个儿女有五个初中毕业。从小学到读完初中，我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浑身上下的补丁如宝塔重重叠叠。有一件蓝布便衣，上面有274个补丁，二哥穿了五年，我一直穿到1976年才扔掉。这补丁都是二姨和大姐补的。
家中没棉衣穿，父亲将母亲留下的二哥又穿了多年的蓝布袄子(从右腋下扣布扣的女式便衣祆子)要我穿。我说丑得很，穿到学校里同学要笑话。父亲心情沉重地说：“只要穿着身上暖和，管它丑不丑。实在是没有办法。等有钱了保证给你们缝新棉衣。”隆冬严寒，冰天雪地，父亲要我们给脚上裹几片棕穿进草鞋里上学。冷风肆虐，全身打寒战，脚后跟长满冻疮，裂开的皴口里能放进一支铅笔杆，一走路生血恶流。父亲看着心疼，得到几块狗皮，自己舍不得用，让我和四弟绑在草鞋后跟上抵挡冷风。
我在班上最穷，但学习成绩一直拔尖，从小学三年级当班长，一直到初中毕业，被称为老班长。可是，老班长仍然没有逃脱株连的厄运。毕业时，我的语文老师找到大队管学领导，请求网开一面,推荐我读高中，但管学领导不采纳。班上21名学生，有16人被推荐上了高中。通知书发到村里，一名红得发紫的贫下中农实话实说：“杨老汉想供儿子读高中，四个儿子又个个都能读，政府却不准他们读；我儿子不想读，政府却硬要发通知书要他读。这世上的事也真玄乎！”父亲听了这话，怄得两天没出工，伤心得号啕大哭。
文革时期，阶级斗争更加残酷，父亲仍然昂扬着顽强的头颅，继续供四弟和小妹读书。成绩优秀的四弟初中毕业后，大队领导不推荐他读高中，要他干生产队长，后来参军体检合格，又被大队领导以无人干生产队长为由，挡在军营门外。
父亲曾经雄心勃勃地舍命供四男二女读书。他不止一次地对儿女们说：“你们晚上只管点灯看书，天天看到半夜也行，我不心疼油钱。我卖萝卜、卖草鞋也要供你们灯油看书。看书是好事，书能化愚啊！只要你们有本事，读到大学我供到大学。我小时候想读书都没人供啊！”如今父亲先后有14个子孙成为国家干部，看到孩子们个个干出了不错的成绩，心里甜滋滋的。年过古稀，父亲历经磨难的身体开始衰弱。1997年10月，74岁的父亲眼睛患了白内障，看不清物体。我和二哥筹款将父亲送到恩施州医院住院20天，做手术给父亲换上晶体，使父亲重见光明。
1999年二月初一，父亲不慎从6米高的三楼摔下来，右手臂和后腰脊梁骨砸在硬物上，青乌紫黑一大片，心腹内遭受到剧烈震荡，呕吐不已，一会儿便昏迷失去知觉。我们兄弟姐妹硬是拧成一股钢索铁绳，请好医生精心治疗，买云南白药、蓝田三七和许多贵重药品劝父亲吃。用火热真情，创造了反哺报恩的孝道奇迹，将75岁高龄父亲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促使父亲康复后又延续了54个月的快乐生命。2003年秋天，父亲一病不起，终于春蚕丝尽、蜡烛泪干，带着他对人世间的无限眷恋和子孙们的无尽牵挂，告别人世。父亲走了，但他永远活着！
补白：父亲丁守和，50年代初调到中央编译局。文革前父亲写有《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一书，康生说是利用研究历史搞反党。父亲被批斗关押，送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我从东北兵团回京探亲，想去河南看望父亲，被拒绝。给父亲捎点东西，悄悄藏一点瓜子也被掏出来。他给家人的信件都被拆检。我家六个子女的单位或学校都被告知我们是反革命子女。大弟弟初中毕业不能上高中、技校、中专，不能参军，不能当工人，只能下乡。小弟弟上小学，动不动就被老师推出教室。母亲去找老师理论，老师说我父亲是反革命，他的孩子当然可以被随意推出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