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23年10月,父亲出生在三里乡二龙湾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9岁时父母双亡。成了孤儿的父亲,经外婆介绍,给一陈姓地主放牛当长工。1940年,17岁的父亲来到何坡村杨家湾同母亲结婚,当了倒插门女婿。
1941年出生的大哥,上世纪50年代考到建始三中读书。父亲风雪天穿着偏耳草鞋,挑着70公斤木柴,走10公里山路,到三里坝一斤卖0.5分钱,给大哥交伙食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卖一次柴。1957年,正读初三的大哥和班上10多位同学,因为常聚一起谈论《水浒传》梁山好汉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故事,被学校一位热衷于阶级斗争的书记借题发挥,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学校派人将16岁的大哥遣送回家,父亲抱着大哥号啕大哭。
大哥读初中时已显示出众的才华,写的诗歌被男女同学传抄,教室墙上画的凤凰栩栩如生,一直保存了十多年,直到文革时才被涂掉。当时像大哥这样读过初中的青年人如凤毛麟角,大哥的同班同学,除了他们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其他几乎都当上了国家干部。大哥的满腹诗书被阶级斗争消磨殆尽,最大限度的发挥之处是为乡亲写写红白喜事的对联。
哥哥被定性为反革命,父亲一夜间由给地主放牛的长工变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合作社会计的职务被撤消,中共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
1960年,大牌小学从五年级中选出4名尖子学生,随同六年级毕业生参加升学考式。2人被录取,其中一人是二哥。父亲一边挖草根、剥树皮维持生活,一边打草鞋供二哥读初中,常常要打完五双草鞋,鸡叫了才睡觉。
初中毕业时,二哥成绩优异,被县高中录取。谁知,县高中收到一封检举信,说反革命分子的弟弟不能读高中。建始一中以政审不合格为由,将二哥挡在学校大门外。父亲紧紧搂抱着二哥放声大哭,足足哭了个把钟头仍然伤心不已。末了,父亲噙着泪水劝二哥:“别恨你哥,这是命中注定。不能读高中就努力自学。”
泪水未干,母亲积劳成疾,患上肺结核。父亲卖猪羊、拆楼板,筹钱送母亲到县医院治病,但是最终未能留住母亲。1964年冬,母亲病逝。心力憔悴的父亲找邻居何老汉借棺材安葬母亲,何老汉见父亲一贫如洗,担心父亲这辈子无力偿还,不肯答应。大哥便找何老汉求情:“大爷,您做个好事,将棺材借给我母亲安睡吧。今后认我就是。”何老汉这才借了棺材。安葬母亲后,面对着人财两空的凄凉惨境,父亲失声痛哭。那时小妹只有一岁多,我和四弟均不满十岁。
中年丧妻,父亲已遭致命一击,更为可怕的是灾难接踵而来。1965年春天,二哥右腿疼痛,膝盖下的骨肉间化脓长达半年。父亲先是千方百计借钱,背着二哥进五家医院求治,后来又请医生来家给二哥开刀,刮出毒液脓汁,天天遵照医嘱,用药捻子从二哥疮洞拔毒,护理6个多月,二哥才渐渐康复。这年10月,二哥腿病刚好,四弟又患眼病,三天时间便眼睑闭紧看不见物体了。父亲急得团团乱转,找到生产队的出纳想借10元钱。出纳员说:“你这两年已经欠下队里口粮款280多元,再借了钱猴年马月还得清楚?”父亲扑通一声跪在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出纳面前,泪如雨下:“我实在没有办法,连续转了两天,没有借到一分钱。你行行好积个大恩大德,借10块钱救救我小儿子眼睛,不然就会瞎!”出纳员被父亲感动,破例借了10块钱。父亲背着四弟走了8公里路,到三里坝住院治疗。父亲早上给四弟买两个馒头,等医生给四弟打针吃药后,便跑回家吃几个红苕,再返回医院护理四弟。提起这段苦难日子,大哥心情沉重地说:“父亲不下狠心治病,二哥会成瘸子终身残废,四弟会双目失明成为瞎子。”
此后40年里,许多好心人要给父亲介绍续弦,父亲怕娶了后妻带不得娃儿,全都拒绝了。父亲既当爹又当妈,为我们做饭洗衣,挖树根、葛根当饭。在这种困境下,父亲仍然供我们兄妹读书,六个儿女有五个初中毕业。从小学到读完初中,我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浑身上下的补丁如宝塔重重叠叠。有一件蓝布便衣,上面有274个补丁,二哥穿了五年,我一直穿到1976年才扔掉。这补丁都是二姨和大姐补的。
家中没棉衣穿,父亲将母亲留下的二哥又穿了多年的蓝布袄子(从右腋下扣布扣的女式便衣祆子)要我穿。我说丑得很,穿到学校里同学要笑话。父亲心情沉重地说:“只要穿着身上暖和,管它丑不丑。实在是没有办法。等有钱了保证给你们缝新棉衣。”隆冬严寒,冰天雪地,父亲要我们给脚上裹几片棕穿进草鞋里上学。冷风肆虐,全身打寒战,脚后跟长满冻疮,裂开的皴口里能放进一支铅笔杆,一走路生血恶流。父亲看着心疼,得到几块狗皮,自己舍不得用,让我和四弟绑在草鞋后跟上抵挡冷风。
我在班上最穷,但学习成绩一直拔尖,从小学三年级当班长,一直到初中毕业,被称为老班长。可是,老班长仍然没有逃脱株连的厄运。毕业时,我的语文老师找到大队管学领导,请求网开一面,推荐我读高中,但管学领导不采纳。班上21名学生,有16人被推荐上了高中。通知书发到村里,一名红得发紫的贫下中农实话实说:“杨老汉想供儿子读高中,四个儿子又个个都能读,政府却不准他们读;我儿子不想读,政府却硬要发通知书要他读。这世上的事也真玄乎!”父亲听了这话,怄得两天没出工,伤心得号啕大哭。
文革时期,阶级斗争更加残酷,父亲仍然昂扬着顽强的头颅,继续供四弟和小妹读书。成绩优秀的四弟初中毕业后,大队领导不推荐他读高中,要他干生产队长,后来参军体检合格,又被大队领导以无人干生产队长为由,挡在军营门外。
父亲曾经雄心勃勃地舍命供四男二女读书。他不止一次地对儿女们说:“你们晚上只管点灯看书,天天看到半夜也行,我不心疼油钱。我卖萝卜、卖草鞋也要供你们灯油看书。看书是好事,书能化愚啊!只要你们有本事,读到大学我供到大学。我小时候想读书都没人供啊!”如今父亲先后有14个子孙成为国家干部,看到孩子们个个干出了不错的成绩,心里甜滋滋的。年过古稀,父亲历经磨难的身体开始衰弱。1997年10月,74岁的父亲眼睛患了白内障,看不清物体。我和二哥筹款将父亲送到恩施州医院住院20天,做手术给父亲换上晶体,使父亲重见光明。
1999年二月初一,父亲不慎从6米高的三楼摔下来,右手臂和后腰脊梁骨砸在硬物上,青乌紫黑一大片,心腹内遭受到剧烈震荡,呕吐不已,一会儿便昏迷失去知觉。我们兄弟姐妹硬是拧成一股钢索铁绳,请好医生精心治疗,买云南白药、蓝田三七和许多贵重药品劝父亲吃。用火热真情,创造了反哺报恩的孝道奇迹,将75岁高龄父亲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促使父亲康复后又延续了54个月的快乐生命。2003年秋天,父亲一病不起,终于春蚕丝尽、蜡烛泪干,带着他对人世间的无限眷恋和子孙们的无尽牵挂,告别人世。父亲走了,但他永远活着!
补白:父亲丁守和,50年代初调到中央编译局。文革前父亲写有《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一书,康生说是利用研究历史搞反党。父亲被批斗关押,送河南五七干校劳动。我从东北兵团回京探亲,想去河南看望父亲,被拒绝。给父亲捎点东西,悄悄藏一点瓜子也被掏出来。他给家人的信件都被拆检。我家六个子女的单位或学校都被告知我们是反革命子女。大弟弟初中毕业不能上高中、技校、中专,不能参军,不能当工人,只能下乡。小弟弟上小学,动不动就被老师推出教室。母亲去找老师理论,老师说我父亲是反革命,他的孩子当然可以被随意推出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