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父亲贺汉祥，字子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生，阆中县崇实中学首届毕业生，土改时被划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后来换户口本时，抄写的人认为这个成分太长了，索性简写成工商业兼地主，并说反正都一样，于是工商业兼地主的成分就铁下来了。父亲一生善于经商，处事中庸，清贫廉洁，和气待人，热心公益，好管闲事，乐于助人。早年参加过四川省公民训练班，先后兼任县商会副会长，国立阆中县平民工厂厂长，阆中县商会附设初级商业职业中学副董事长，阆中县城厢镇名誉副镇长，县参议员，县市民图书馆副馆长，县银行监事，国民党员，代理商会区分部书记。1956年公私合营后，在阆中县糖业烟酒公司任营业员。
1953年我考进西南师大数学系。大约1955年，从家信中得知，父亲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关押。我往家写信，宣告与父亲断决关系，划清界线。关押不久，父亲又被放回，仍到副食品商店作营业员，一直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群众管制，过着另册的生活，直到1970年病逝。他在副食店从无假日，难得回家。实际上也没家，子女们都与他划清了界限。有时抽空回来看一眼，多半是给母亲带回他省下的舍不得吃的凉面之类，吃口冷饭就走。家里大事小事，没他开口的份儿。子女见他也从不理他，比路人还不如。他的三儿子结婚，他不能露面。普通小民也都如此讲政治，这是咱中国人祖传的传统。
1967年我们结婚时，我拿着“工商业兼地主”的户口本，她拿着“工人”的户口本，去组建一个二人的新家庭。这个新家庭应填写什么成分呢？派出所毫不迟疑写上“工商业兼地主”。我多次写信询问各级公安部门直至公安部长。我的理由是：根据这种剥削阶级成分优先传承的做法，我国剥削阶级必将越来越多，致使消灭剥削阶级的革命任务永远不可能完成。这封信转给了当地派出所，片警蒲光华把我叫去，所长马洪青回应说：“都是这样填写的。在没有新办法出来之前，只好按老办法办。这已经不代表现在家庭实际成分了。”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家庭成分一栏印成‘父辈成分’或‘原有成分’呢？”所长回答说：“这本子是原先印的，不便改动。等中央开了四届人大后，看看是否会有变动。”
我又问另一个问题：“那么，我这户口本上写的工商业兼地主从何而来呢？”他答：“根据你老家的户口本。”“是指我父亲的户口本吗？”“是的。”“可我父亲已经死了呀！”“你母亲还在，也就是你母亲现在的户口本。”我说：“据我所知，我母亲现在的户口本上不是这个成份。不信，请你马上拿出来看看。”他故作惊讶地说：“是吗，不会吧。”但又不敢当面拿出来看。老家的弟弟妹妹们知道了我追究这个问题，对我大为不满。原来此前他们早已瞒着我，偷偷从大姐那儿弄来了当年农会开的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的证明，找关系到派出所，已把成分恢复为原来的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这一切他们都不让我知道，于是只有我一家多年继承着父亲的工商业兼地主成分。那个时代，兄弟姐妹的亲情就是如此丑陋。
1971年秋，父亲在店铺里售货时，突发头痛，倒在地上。那时病历本上不仅印有语录，还要写明成分。父亲的历史反革命身份人人皆知，医生坚持革命原则，不给他治疗。母亲无法，只好去请来有表亲关系的中医肖忠辅。肖医生诊脉后，叫准备后事，父亲就这样死了。都说死得好，一则他本人彻底解脱了，二则也减少对家族的株连。没有任何悼念仪式和丧葬礼仪，就连我母亲也没有哭出声来。我和四弟到烟洒公司要了一口棺材钱，请人装棺入殓，抬到蚕种场后面的无主公地上埋了。
父亲在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六十年代，母亲亲眼看见父亲在副食店抬甜面酱时，半句话没听清，同抬的人就用一支沾满面酱的手抽了他一耳光。他脸上带着带酱的指印，继续无怨无言地抬着甜面酱。除了外来的歧视与侮辱，更深的伤害来自亲人的划清界限。亲人们把自己一切不如意都归结于他的连累。他无言地承受了这一切。家中每一小点短暂的安适与欢乐他都刻意躲开。活到这个份上，真不如早些死去。死后，母亲把他穿过的一双还有几分新的布胶鞋给了我，只有我不会嫌弃。
补白：哥哥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文革初就以小学生的身份混入 只有中学生才能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在他的倡导下，红卫兵总部居然成立了小学分部，并同意他自荐当部长。我因字写得工整，虽读小学四五年纪，也被他拉进去当上了分部的宣传部长。我们白天上街抢传单，黑夜回来刻蜡版、推油印机，第二天到繁华街区撒传单。虽然上面写的狗屁内容根本不懂，但我们好歹也算轰轰烈烈风光过。不久父亲倒台，我们都被清除出红卫兵队伍，一下子成了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黑崽子。哥哥岂能甘心？在他带领下，我和弟弟开始硬干蛮干，用不断的斗殴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只要有人喊我们黑崽子并且嘴硬，兄弟便大打出手。虽然有时打不过人家，鼻青脸肿衣服稀烂地回来，或者被人家告到家中还要挨父亲的打，可我们还是屡败屡战，愈战愈勇。慢慢的，我们用拳头赢得了尊重，欺负我们的人渐渐少了，过去的一些对头也向我们示好。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们又成了首批玩刀棍之类冷兵器的人，随时带着刀子准备打架。有一次从墙上跳下来落地时，弟弟别在腰带上的刀子插入腹中，肚皮翻开的口子像一张红红的嘴。我们既不敢告诉父母，也不敢到医疗所去包扎缝针，还要坚持每天上学，最后居然也没有感染，自然长好了，真是奇迹。就这样，我们终于在父亲被打翻在地的情况下，依靠好勇斗狠重新找回自己的地位。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在我看来千真万确，入心入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