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的父亲周达夫，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奇特的一位。他先在印度泰戈尔的国际大学读书，后来得了孟买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当过记者、编辑，后来教书。他为了追求母亲，几次大发神经，还闹了一两回自杀。母亲被追得没有办法，心想此人至少将来不会亏待她。再说，父亲当时年轻英俊，前程无量，母亲便嫁给他了。
父亲心地很不错，古道热肠，但身上的缺点实在太明显了。第一，他是个医学上叫做循环性格类型的人，兴奋时口若悬河，如脱缰之野马，什么话也存不住；抑郁时则心灰意懒，悲观厌世。第二，完全不谙人情世故。世间一切人事，在他眼中都大大变了形。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费心去研究一番世事的真面目，只是凭他脑子一转，只听三言两语，就可遽下断语，而且一经决定就很难改变。别人心里想的与他眼中所看到的，经常相去极远。他对你的热心和好意，有时颇令人感动，但对你说的话却没一句能进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视极高，自以为聪明盖世。倒也非虚。他的老师、准老师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黄侃、钱玄同等，似乎都夸他很聪明。他的毛病是极浮躁，母亲说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我看他是根本无心治学，对玩政治那一套倒兴趣极浓。母亲说他不象个教授，倒像个失意政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母亲从小再三告诫我们远离政治。第四，脾气时好时坏，坏时什么人都敢骂。据母亲说是几乎骂遍了他所认识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级得罪个遍。骂人还很刻毒，专揭别人的疮疤。第五，生活习惯不良。极懒极懒，家务事从来是一根指头都不想伸一伸。他以为大教授就得别人侍候，却不想想母亲也得上班，家里并不是总有佣人。又邋遢，年轻时西服革履倒还神气，到了学雷锋的年代可就每下愈况了。这种生活习惯与母亲真是水火不相容。母亲极爱整洁。不过，我发现，不爱整洁的人常有个大优点：生活上很淡泊，无可无不可，从不挑剔，好侍候。
父亲的种种毛病，没有一样不招母亲反感。母亲原是个极能干、极好强、人缘好、性子急爱整洁爱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视甚高，于是结婚不久就开始后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亲稍觉安慰。我生在印度噶伦堡，那是个极美丽的山城，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背后就是雄伟的大雪山。主演《乱世佳人》的费雯丽就生在那里。费母怀孕时，医生让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说这样生下的孩子一定美丽。鄙人大概也多少沾了点大雪山的灵气，出生不久，父亲的朋友顾铁鈇见了，非说是抱错了——抱回来一个外国娃娃。
教育部长朱家骅许了个大学校长的职位给父亲，于是一家三口回国了。那时国民党溃败在即，父亲到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了个穷教授。说是穷教授，也还是一家住一幢小洋房。我永远忘不了楼前的大花园，绿草如茵，浓荫蔽日。那棵大英雄树（木棉树）下，不知留下多少我们玩过家家游戏时烧灶的烟痕。
不久院系调整，中大中文系并到北大。一家人举家北上。记得临上火车时，王力先生把白兰地当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父亲把他扶上了火车。
五七年反右，不知怎么搞的，父亲居然成了漏网之鱼。母亲说是多亏她从旁提醒。父亲的解释则是因为他一贯拥护共产党。但他老人家是个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当，硬是跑去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情报研究室翻译资料。没干几年，又不干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父亲对学术简直就心不在焉。原先还发表几篇象模象样的研究文章，后来就不知他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级别从来长不上去。母亲越发瞧他不起，“离婚”二字总挂在嘴边，看在三个儿女的分上，又于心不忍。
从我懂事起，父母间的战火似乎从未止熄过。吵架不必说了，动手也是家常便饭。那真是一个恐怖世界！我奉劝天下一切忍不住要动手打架的父母们，千万不要有小孩。父亲最后采取逃跑主义，索性搬到单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亲常常夜深才踏进家门，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党，又累，心情又怀，经常拿我们子女出气。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对我们除了责骂，就是大上政治课，和学校里天天教的、报纸上天天讲的一模一样。
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人际关系恶化，家庭内部也充满了紧张、烦躁、火爆的气息。如果是一个和睦团结的家庭，家长又比较明智，没有像我父母那样走火入魔，那就多少还能制造一个人工小气候，减轻些外来疯魔病毒侵袭造成的危害。我们家正相反，谁也不和谁说人话，说的一概是报纸上那套疯话，内忧比外患还要严重。
父亲政治上的癫狂程度不亚于母亲，只是更缺乏马克思主义味道，一听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可他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跃跃欲试的劲头，实在是一脑子浆糊，却又自以为得计，时不时发点人所不敢发（别人是不敢说，他却以为只有他慧眼独具）的惊人之语，骂骂斯大林，骂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他实在是一片好意，却不知对斯大林情有独钟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经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么年代！别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很快干出点名堂来了——教育部大学部悄悄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名单。
文革大潮来了，父亲一看，恨不能立显身手。四处抄看大字报，开动他那架妙思无穷的政治思维机器，伏案疾书，给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写了许许多多研究心得，如陈伯达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总理，等等等等。母亲苦苦劝他，他只是个不听，还大怒道：“毛主席说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的结果很快显露出来了。六七年的九月，他所在单位（中央民族学院）的一群造反派夜半敲门，二话不说，把父亲从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里当然是翻了个底朝天，我这个中学生的日记、信件也都统统抄走。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这之前，父亲早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多次，腰被扭伤，满身满脸洒上红蓝墨水，抄家当然不能幸免。
父亲很快被送到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我们去造反派总部打听多少次，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们交涉的时候，许多学生那种幸灾乐祸的样子。给父亲送去一床鸭绒被和一干衣物之后，他就杳无音信了。直到七四年，托了多少关系，包括找当时的大红人王海容（她当年想进北大中文系还托我父亲说过情），才知道他后来一直关在半步桥看守所，罪名是印度特务嫌疑。父亲被关进单间，监房很潮湿，两三年后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郁型精神病，大喊大骂，手铐脚镣全不济事，弄得监狱当局好不头痛。
七三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民院保卫组的通知，去接父亲出狱。保卫组的人先给我打预防针，说父亲精神上有点问题，见他时情感要克制一点。也许是拜这疯病之赐，父亲虽与长期坐牢的人一样全身骨节僵硬，肌肉萎缩，走路也是步履蹒跚，但精神亢奋，元气十足，大冬天只穿单衣裤，我带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从一露面，他嘴就没闭过一分钟，反反复复说什么“耕者有其机，回去学农机”。照他看，我这辈子是农民当定了不算，而且无上光荣。
母亲对他深恶痛绝，说这辈子全是被他害了，坚决拒绝他回家。民院也真有绝招，先是想把父亲安置在黄寺（班禅驻京办事处），大概觉得还是不放心，便把我们送到青龙桥北边的黑山扈，那里半山坡有民院的一个供传染病人短期疗养的休养所。虽美其名曰休养所，其实不过是几排破败不堪的平房，门窗都朽烂了。先是把我和父亲安排在一间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里，借给我们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蜂窝煤炉。山风呼啸，屋子里冷得象地狱。父亲亢奋不止，根本不睡觉，连吃饭时嘴都不停。我被疲劳轰炸了几天，就觉支撑不住，坚决要求民院再拨给一间屋子，父子两人得分开住，不然我活不过一星期。
于是我们被暂时转移到电话间里。他们在那间大屋子里加一堵墙，隔成两间。那电话间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桌一炉，我是绝对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车数小时，往返于休养所与北大（母亲的单位）之间，如上下班状。等到隔墙砌好，预支了一点工资（父母的工资都冻结着），买了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具，父子两人总算初步安顿下来。没想到，在这荒山野岭牛马棚般的破屋子里，爷儿俩一住就是五年。
补白：兰州有位女士，两岁时父亲被押送到夹边沟劳教，死在戈壁荒漠。母亲与父亲离婚改嫁。她多次打电话给我，想通过夹边沟幸存者了解生父的情况，好去给父亲磕个头烧个纸。每当清明时节，家家户户祭扫先人墓地，她的这种思念更为强烈。在电话里听她声泪俱下的诉说，我心痛欲裂。毛时代的罪恶，至今仍遗祸无数家庭。她说她的继父虽是工人，可由于生父的关系，当年她仍然被看成狗崽子。如今夹边沟的真相还被保密，无处可查，我无法告知其父到底死在何方，埋在哪里，只能仰望苍天，面对戈壁，祈求夹边沟那些游魂野鬼：给你们的家人托个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