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点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另一点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父亲要我们从小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在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
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给延安地区两个名额，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工作由刘冰同志主持。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20年后，我又在职读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问题，进行系列研究，发表文章著书立说。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