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同学就是一同学习的人。1966年6月以后，同学不再一同学习，而是同学相煎的事时有发生。迫害同学的公开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错了什么，而只因为他们出身于某种家庭。
以《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为首的报刊，当时发表了很多红卫兵的大幅照片。年轻的学生红卫兵，身穿黄军装，臂缠红袖章，兴高采烈。他们或喜笑颜开地簇拥在毛泽东身边，或紧握红色语录本，眼含热泪朝天安门雀跃欢呼。在各地放映的新闻记录影片中，红日东升，红旗招展，红灯高挂，红光弥漫，《东方红》响彻云霄，千千万万的学生红卫兵走过天安门广场，发出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呼喊，渲染出一种今天看来很是特别的文革场景。
对于这种文革场景，有人看了觉得煽情、迷狂，透着邪气，有人认为热烈红火，激动人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除了这种被报导的文革场景，还存在着另一种从未被报导的文革场景：红卫兵的许多同学，不但被禁止参加红卫兵，禁止游行和庆祝，而且被骂，被侮辱，被体罚、拷打，甚至被打死，被打入劳改队。另有一些同学被迫自杀，无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同学稍作抗争即被同学严厉惩罚，甚至被乱棒打死，被判刑，被枪决。
1966年8月，北京的中学里贴得最多的大标语，除了“毛主席万岁”，就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一位被访者说，那时，她的中学里，大门外大门里，教学楼门外门里，教室门外门里，教室前面黑板两侧和后面墙报栏两侧，贴的都是这副对联。整个校园，凡有门的地方都贴上这副对联，包括食堂。其他中学的情况与此相仿。这副对联由北京贴向全国，一位当时在厦门读中学的受访者说，他们那里的学校里也贴了很多。
当时官方报纸天天发表热烈支持红卫兵的文章，但是有关这副对联的一切信息（被欢迎程度及其残酷效果）却从未见诸报刊。当时这副对联还被叫做“鬼见愁”。鬼见愁原是北京香山一座山峰的名字，在此指鬼怕这副对联，或怕这副对联的人是鬼。很多干部子弟狂热宣扬这副对联，他们认为自己的父亲是英雄，自然而然，他们自己就是好汉。
该联起源于北大附中（该校也是最早开始打老师和同学的学校）。1966年6月，有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和出身于右派分子家庭的学生发生争吵，前者自称好汉，又把后者的家庭出身抖落出来，骂后者是混蛋，就这样形成了这副对联。7月1日该校开会庆祝共产党的生日，以前这种会都是以班级为单位来安排座位，可是那天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却被隔离在一个角落里。文革前也强调家庭出身，也给革命干部子弟特别的优惠待遇，但是至少在公开场合不曾如此赤裸裸地等级分明。
与此同时，一些新词也开始流行，如红五类、黑五类、狗崽子。“只许红五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的标语到处乱贴。
到1966年7月底8月初，这副对联广泛传开。在北京，红卫兵曾召开大会和举行游行，宣扬、鼓吹、推广这副对联。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大会上，谁上台讲话，先报告家庭出身。北京四中的学生牟志京，上台对对联表示异议，在台上就被几个同学围着殴打。钢琴家刘诗昆不认可对联，在会场上被人把衬衫的后背撕成两片。在北京五中，有出身不好的学生上台表示拥护这副对联，承认自己是混蛋，也被轰下台去，因为这样出身的人没有资格上台讲话。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大会上，红卫兵反复大唱《对联歌》， 歌词如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滚他妈的蛋！（呼口号）要是不革命就造他妈的反！就滚他妈的蛋！”
北京的红卫兵曾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态支持这副对联。1966年8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天桥剧场接见红卫兵时，非常明确地对红卫兵的“阶级路线”大加支持赞美，但是却客气地建议把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实际上，从北京传遍全国、到处流行的还是原来的对联。
后来这副对联成为红卫兵组织接纳成员的标准。1966年8月，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是刘少奇和贺龙的孩子。刘、贺后来都被打倒并被关押虐待至死，但那时还在台上，是最高权力圈中人。革命干部的定义有变化，起初凡共产党员干部都是革命干部，后来变成1949年前入党的共党干部或者1945年前入党的共党干部才算革命干部。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1945年以前参加中共的12级以上的干部的孩子才算革命干部出身。
一位被访者说：所谓红五类，其实是红一类，就是干部子弟，而且还得是高级干部，连科长都不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一般的红卫兵只在广场上走过，被邀上城楼的是极少数。有幸上天安门城楼的没有工人子弟。北京石景山区工人最多，石景山区就没有发起成立红卫兵组织。
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期（1966年8月到11月），红卫兵做的主要事情是：打黑帮——打校长和老师；破四旧——烧书画砸文物；横扫牛鬼蛇神——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捍卫毛泽东思想——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的接见。这些都是特权，不是人人都能参加的。
在上海复兴中学，红卫兵每日早上守在校门口，要每一个进校门的人都报告自己的家庭出身。南京第二中学也有过同样的场景。在北大附中，红卫兵曾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交叉拦在食堂门口，进门吃饭要报告家庭出身，遇出身好的，举起木枪让其经过，出身不好的要从木枪下钻过。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学校大门隔成两部分，窄的部分贴着“狗洞”，属于“混蛋”系列的同学走此小门。一位被访者说，当时她在大门内侧看到这个格局，十分害怕。她的父亲刚被揪出来不久，虽然学校还未知晓，但是她不敢走宽的一边，同时又不愿走“狗洞”，转来转去，最后在围墙上找个缺口跳出了学校。
家庭出身变得空前重要，鉴别家庭出身也变得十分复杂。许多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被迫写了详尽的关于父母、祖父母以及亲戚的政治历史状况的报告，贴在教室里，公之于众。有的学生挖空心思去找能改善自己家庭出身的材料。是父母一辈还是祖父母一辈的阶级成分该算作一个青年人的出身？父亲和母亲中有一人成份不好又怎么算？城市贫民出身的人能不能参加红卫兵？当时都被当作十分严重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高官子弟享有种种特权是客观事实，但是社会舆论对此总是持批评态度的。《水浒传》里有高衙内的故事，这个名字后来变成依仗父亲权势为非作歹的恶少的代称。“老子英雄儿好汉”作为一句熟语，原来只是称赞父亲儿子二者都好的一种说法，并非实指父亲好儿子就一定也好。文革中，这个熟语严重变质为：革命干部子弟不但有承接父亲权力的特权，而且有迫害同学和同龄人的特权。这在古代文献中恐怕是没有先例的。文革的那些罪恶，有些历史上有先例，有些却是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比如在这副对联影响下所产生的罪恶。
当时既无电传，又无电子信，大多数人也极少用电话，可是这副对联却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各地各校，个中原因值得深思。部分青年人对这副对联有特别狂热的兴趣，另有部分青年对这个说法默然承受，这种趋向值得深思。
1966年8月，红卫兵在社会上打人抄家进入高潮的同时，打同学也更加厉害了。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被打倒，其在清华附中读初二的女儿，在全校学生排队去开会时被拉出队伍，众目睽睽之下被打耳光。8月26日，清华附中高三631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集体用铜头皮带和棍子毒打班里4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其中一个是郑光召，即后来的作家郑义。这4同学被打成重伤，又被罚劳改。有人至今记得，郑光召跪在学校操场上拔草，身后有红卫兵举着皮带抽打他。高二学生郭惠兰，父亲是右派分子，被同学斗争后喝敌敌畏自杀。还有一位初中女生，因不堪侮辱而卧轨自杀，未死，致终身残疾。
在北大附中，这幅对联一出笼，出身好的同学马上就不和出身不好的说话了，见面时理都不理。7月1日开会时，出身坏的同学被用一道纠察线隔开。再后来，就动手打出身不好的同学。初一四班女生万红，父亲是右派，该班男红卫兵要打她，她从教室中逃出，躲进女厕所。男生追来，停在女厕门外。这时同学彭小蒙正在女厕所里，她要万红出来。万红在厕所里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结果却先挨彭一皮带。万红被拉到教室斗争，被命令站在凳子上。有学生用铜头皮带抽她，又有学生把凳子突然抽走，致使她从凳子上摔下来。晚上，不准她在宿舍房间里睡觉。她满脸青紫肿块，在阳台上淋雨。高三学生朱同，父亲是右派，有一天被毒打，伤得不能走路，晚上是爬回家的。朱同还曾被关在学校厕所旁的小屋里，坐在遍地污水中，象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被围看。
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毛泽东曾写信对红卫兵“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于是其他学校也纷纷跟上，展开折磨同学的竞赛。在北京八中，初一实验班的一位女生被剃了阴阳头，关在厕所里打。在女生宿舍，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女生被关进厕所，不准回房间睡觉。初一学生李文渌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不但不准参加红卫兵，还因批评了红卫兵一句被斗，在宿舍被管制，饭里被撒沙子。
在北师大女附中，不少班里斗争了出身不好的学生。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在初二四班斗争出身不好的同学的班会上，教室里贴了“打倒狗崽子”大标语，全班45名学生，10名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10名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他们的脖子把他们拴在一起，出身不好不坏的其他学生都坐在地上。每个被斗者被勒令交代反动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并要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有人打她们，有人把墨水泼在她们身上。在初三四班，要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教室前站成一排，有人动手打她们的耳光，其中一人的眼镜被打落在地。高一三班强迫一位父母有问题的杨姓同学做以前学生轮流做的清洁工作，黑板上写着：“杨狗，勒令你每天打扫教室！”该校的学生排球队长，因为球队在中学生全国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学校领导人曾和她谈过话。文革中校长被当作黑帮打死了，该队长的父亲又有历史问题，于是同学逼她揭发学校领导，又逼她揭发父母。她服安眠药自杀。幸亏安眠药量不够大，昏迷了几天。虽侥幸未死，但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
在北京四中，高二学生开会，强迫黑五类一个一个讲自己如何不好、确实是混蛋等等。学生牟志京，还不算黑五类出身，和同年级的红卫兵发生口角，被几个红卫兵按在地上打，一颗门牙被打坏。但是他不敢还一下手，如果还手，会被说成阶级报复。在当时这是极大的罪名，完全可能导致严重得多的后果。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一个初二女生哭着被一群红卫兵追打，因据说其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无人敢出面阻拦或解救。在北京矿院附中，一个富农出身的女生被剪了光头。北京二中一位初一学生，资本家出身，被罚跪在搓衣板上，后面还有人拿棍子打。北京五中高三学生郑大力，被迫在胸前整日佩带一块香烟盒大小的黑牌子，因为他家与清朝皇族有亲戚关系。在北京一中（鼓楼附近），红卫兵把原来学校食堂冬天用来储存大白菜的地窖变成关人、打人的地方，有13人在那个地窖里面被打死。学校周边的地富反坏右资、校长、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打。
在大多数学校，只有校长和老师被打入全校性的劳改队，学生则多在年级或班级范围内被打被斗。然而在北京一中，有二三百个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入学校的狗崽子队集体关押，强迫劳改。高一三班有两个学生被打入狗崽子队，而这个班据说算是比较仁慈的。狗崽子队的学生白天劳动，晚上到班里挨斗，被打耳光是常事。高一二班一个学生，有一天在劳改队里不知说错了什么话，当晚在班里被大打。最后还把一只猫塞进他的裤子里。猫在裤子里面又咬又抓，他惨叫了一整夜。惨叫声传很远，可没人出来为他说话。
打同学之风从北京传往全国。在上海外语学校，资本家出身的学生王一民被斗后精神失常，不久死去。在上海复兴中学，初一女生李晓琳被吊打。她的父亲是教授，算是坏出身。1966年9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发布通令，规定红卫兵纠察队“有权不准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子女任意到处跑”。
在长沙一中，该校红卫兵到北京受毛泽东检阅（1966年8月18日）回来后，通知所有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到校内某处开会。一位当时是该校学生的被访者称，接近会场时，他听见里面有吼叫声。从门缝里看，红卫兵正用皮带抽打一个黑五类学生。他犹豫再三，终于决定逃开。
在南京二中，初三的两个学生吴倩和蒋宜萍，因为父母的问题在班里被斗。先命令他俩打扫教室，其他同学坐着看。打扫完以后，又命令他们写交代，交代家庭问题。此后，他俩被罚天天清扫教室。
在厦门八中（现双十中学），开会时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命令坐在一个角落里。有个学生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的老师，被勒令写交代，交代老子干过什么坏事。
据一些当年是大学生的被访者说，大学生对打同学的兴趣没有中学生大。但是比如在清华大学，也贴过很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参加红卫兵，抄家，剃牛鬼蛇神的阴阳头，看管教师劳改队，这些“工作”只有出身好的学生才有资格做。电机系六年级某班学生去抄过班里两个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的家，但是没有打这两个女同学。
小学里的情形和中学相仿。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五年级学生刘一之也被揪斗，因为她不是红五类出身，而她的作文曾被拿到外班甚至六年级当作范文念。一些男生上去打她，她吓得哭。有个出身好的女同学（刘学燕）站到她身边说：“刘一之的文章拿到别的班念，和她有什么关系？”刘学燕叫人送刘一之回家，有同学还追着打，西红柿砸在她的背上，白衬衫上满是红浆。
北京皇城根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学生，父亲有一点历史问题，同班的干部子弟打他。他逃进厕所锁上门，趁后面追赶的同学砸门时，他爬出窗户，手扶落水管从三层楼下到平地逃走。此后他几个月没敢上学校。
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惨的可能是北京大兴县的地富反坏的子女。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共325人。被杀死者中，最老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户被杀绝。
有的孩子被煽动或被强迫反对父母。1966年8月25日，北师大二附中的共产党书记姜培良在学校被打死，他的在本校学习的儿子参加了打父亲。姜被打死后，儿子也精神失常了。更多的情况是，子女想跟“黑”父母脱离关系而不被允许。他们必须跟父母一起受难，一起被斗，长期充当社会中的贱民角色，甚至被杀害。
在这场同学对同学的大迫害中，理论（那幅对联）尽管粗糙，但指向（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很是明确。一大批学生由于其无法选择的血缘关系被无情地从同学这一团体中切割出去，变成残酷打击的对象；没有理由，甚至也不被认为需要理由。
这种迫害各地各校各班的严重程度不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迫害到处都发生，没有例外。发生这类事，决不是偶然的，必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
十几岁的青年学生遭受同学的侮辱和虐待，有没有反抗的呢？从收集的事实看，反抗者的人很少，因为对反抗者的惩罚极为严厉。以下是四个反抗并遭严惩的例子：
例一：直接对抗。1966年8月25日，北师大二附中高三的红卫兵去抄同班同学曹滨海的家。曹的出身原来是革命干部，但此时已被打倒。曹滨海不像大多数黑五类子弟已经受压多年，在文革更大压力下还能忍气吞声；家被抄时，曹与来抄家的同学发生争吵，并拿起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曹滨海被公安机关带走并关了起来。红卫兵把他的母亲押往学校。在校内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曹的母亲樊希曼被活活打死。同一天，该校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3个人。另外两个人是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和语文教师靳正宇。6天后，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检阅红卫兵，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被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例二：违抗红卫兵的规矩。王光华是北京六中高三年的学生，该校离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1966年8月，六中红卫兵在校内建了监狱，监狱墙上写有红色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关押殴打学校老师和从社会上抓来的人，长达100多天。王光华在文革前是班长，文革开始后曾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表示异议。王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不能当红卫兵。当北京红卫兵纷纷拿着免费火车票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连”时，王光华不是红卫兵成员却也外出串连了。这被红卫兵认为是犯罪作乱。1966年9月27日下午王光华从外地串连回家，一些红卫兵立刻去把他抓进校内监狱的小院，一进院门就被十几个红卫兵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觉。当天夜里，王光华被关在这个监狱里，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次日早上，王又被打，到晚上就死了，年仅19岁。
例三：自杀。1966年9月，北京红卫兵抄了大量的人家并驱逐了近10万人离开北京去乡下。北师大附中初中学生闻佳和母亲也在其中。1968年冬天她回北京，遭人强奸。绝望中，她来到学校，从窗户爬进教学楼二楼的一间厕所。这间厕所因在文革中变得又脏又臭而被钉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里面绝食而死。几天后，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卫队发现。根据当时贴出的批判她的大字报，她在被盘问时承认了她恨文革和毛泽东，承认了她在厕所中撕碎了《毛主席语录》。她立即被送进西城区的拘留所。10年后，1979年，她和全国所有因“恶毒攻击”而被判刑的人一起被释放。
例四：理论上反对。典型代表是遇罗克。遇父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遇罗克1962年高中毕业后，因家庭问题一直考不上大学。针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提出家庭出身不等于阶级，家庭出身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这篇文章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证明对联的荒谬。当时正是各种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可以被允许出铅印小报的时候，《出身论》被印在印有“北京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字样的《中学文革报》第一期（1967年1月18日）上，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司令部，只是几个中学生佩服这篇文章，以此名义印了这张报纸。1967月，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成是反动的。1970年，遇罗克被判死刑。
迫害同学的丑行尽管得到最高统治者的纵容、支持和默认，但就其细节和实践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红卫兵自己所为。他们为什么乐此不疲？
原因之一：可以不劳而获高级地位。以家庭出身来决定等级，一部分人可不须付出任何代价和努力即可获得高地位。文革中毛泽东用红卫兵取代共青团。作为青少年组织，二者最大的区别是红卫兵接纳成员首先看家庭出身。共青团虽然也强调家庭出身，至少从未写进公开的共青团章程。
清华附中初二一班的一些学生在对联流行前成立一个名叫梅花的小组，参加文革的活动。小组成员是同班同学，同样年龄，但是家庭出身不同。1966年8月，梅花小组被红卫兵强迫解散，理由是该小组阵线不清。文革前，干部子弟只是在进入了分数线之后才有优先录取权。文革开始，中共中央就废除了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文革前学生干部就有很多是干部子弟，但既不全是干部子弟，而且既有大干部的孩子也有小干部的孩子，不像红卫兵都由高干子弟任负责人。只要把1966年8月北京各学校红卫兵头头的父亲的地位陈列一下，就可知红卫兵追求平等之说与事实相差有多远。
这种自然获得的高等级与红卫兵对同学和老师的非人道迫害显然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把这些受害者看作低等的人。
之二：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特权。红卫兵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有特权的青少年。从1966年8月初开始，北京的学校都在红卫兵组织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学校里开会斗争黑帮和牛鬼蛇神，可以动用汽车等设施。1966年8月24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撕大字报并抄家打人，竟能动用汽车到各学校接人。他们也可动用北京的大型体育馆，在那儿斗人甚至打人。容纳十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红卫兵可以用以召开斗争“小流氓”的大会。红卫兵也有权抄家，在1966年8-9月，北京红卫兵抄了3万户，上海红卫兵抄了10万户，武汉抄了2万1千家。红卫兵组织还有权发布命令，强迫一大批城市居民离开城市，扫地出门，去农村劳动改造。
红卫兵得到的至高无上、史无前例的特权是可以打死人。在人类历史上，自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除了战争时期，没有人得到过这种权力。1966年8-9月，红卫兵在武汉打死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在北京打死1772人。从8月26日到9月1日的7天中，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都是3位数。还有一些人在遣返到乡下的火车上被打死，根本未列入公安局的户籍统计。
之三：暴力压迫中有快感。好几位被访者都谈到当时校园里的狂热亢奋气氛。红卫兵学生腰扎皮带，高卷裤管，见了往日的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根本不用正眼看一下；说起话来，不论男女，开口就是“他妈的”。有一位被访者说，她班上一个原本娇气羞涩的女同学，这时学会了抡开皮带打人，走路也变得挺胸抬头，说话带着粗口，高声大气。残酷的行为也能使人兴奋快乐，对人类来说这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体验。
之四：虐待同辈可以彰显自己。有的学生甚至对斗同学比对斗老师、斗黑帮更感兴趣。比如，有的学生不厌其烦地四处调查同班同学的家庭情况，为的是将其打入狗崽子的范围。红卫兵到社会上四处抄家的时候，往往对同班同学的家更感兴趣。比如上文写到的北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去抄同班同学的家，并打死同学的母亲。
有些学生在文革前或因体育好，或因学习成绩好，或因在竞赛活动中得过奖，或因有特长而出过名，或个性比较外向，活泼，如果出身不好，会因这些长处而挨整。而且，他们挨整的程度往往大大超过其他同样家庭条件的学生。
同辈人之间有比较，有竞争，自然也就可能有紧张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辈忌恨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情绪。但是，同辈忌恨可以由制度性措施加以限制，也可以通过自我认识和道德追求来得到克制。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本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方法来缓和、协调并解决的，但是文革期间却是煽动夸大种种矛盾，并以革命的名义纵容阴暗的忌恨，让一部分人用斗争的方法来对付另一部分人，把同辈间的竞争感转化成同辈虐待。迫害他人可以显示出迫害者的优越性，对同辈人的迫害更能显出自己高人一等的特殊性，所以同辈虐待相当有诱惑力。
红卫兵的全盛时代是1966年的8-10月，然而红卫兵运动导致的体制性变化和心理道德变化，却影响中国社会10多年。影响之一是暴力迫害的大规模使用。以青少年作打手、用群众性打斗来进行的暴力迫害，随着红卫兵的兴起达到高峰。这种方式后来被反复运用。1967年，一些共产党老干部被残酷打斗。煤炭部部长张霖被打死，彭德怀被打断两根肋骨。1968年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无数普通人被关押折磨至死。
之二是家庭出身从此被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1968年毛泽东还亲自发明了“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一专门术语，用以指称因父母“有问题”而受歧视的社会群体。与此相应的是，个人的工作态度、专业训练和才能被蔑视。这对年轻人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末才改变。
之三是公道毁坏，私德失落。在大规模的暴力迫害中，善与恶的标准不再存在。很多人知道迫害同学是不对的，但是在暴力的威胁面前，无可奈何。生活中较为平等、欢乐的同学关系被摧毁。压迫和仇恨成为生活方式。受害者的不幸被看作无足轻重。年轻人，有的学会了残酷虐待同辈人以发泄自己的怨毒，甚至以此获取社会地位，有的被迫学会了卑微地忍受侮辱，有的变得无比冷漠，对同辈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甚至对权势者卑躬屈膝，对受难者落井下石。强权就是真理，谎言大话盛行。整个社会被操纵和挑动，成为人整人的屠宰场，人性堕落了。无数无辜的年轻人曾因家庭出身被侮辱、虐待，甚至致死。直到现在，在访问中，难以听到迫害者向被迫害者道歉的故事。这种灵魂的创伤，何时才能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