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锋转自FT中文网
降息的综合效应总体上会刺激经济增长。但其中的一大部分刺激效应会有时滞效应。政府就以降息方式调整货币政策，对今年的GDP的实质性拉动效果不会大。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同时启动了财政刺激政策，加快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基建项目。每一轮增长趋缓，扩大财政投资成了政府屡试不爽的撒手锏。政府一般也同时会提出改善民企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政策。差别在于，扩大财政投资得到了不折不扣的、甚至扩大化的执行，而改善民企生存与发展的政策往往执行举步维艰。比如2010年政府提出全方位开放民企市场准入的“新36条”，就直至今年年初一直被基本上束之高阁而未能执行。
上述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体现了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统制风格。凯恩斯最惊人的名言就是：“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这种长期统制基于相机抉择，疏忽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民企活力的保持和增强。
今年确保GDP按照预期目标增长确实仍然需要依赖财政扩张。但这种做法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政府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公权越来越强势，“国进民退”日益严重；私人投资挤出，结构调整滞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可以投入大量财政资金的基建领域越来越少。新上的钢铁、公路、铁路、机场、水利工程等大型基建项目本身对老百姓的生活没太大的影响，其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少，但是往往挤出私人投资。它们最多只能在工程期内维持一部分临时就业。但是延误了经济的结构转型。
经济增速减缓只是总量变化的表象，背后的结构问题更加严重。海量的东部民营制造业企业集中于狭窄的、传统的竞争性行业。其他行业都被行政垄断企业所垄断。房地产被政府通过数量控制和信贷控制而被打压。与之相联系，股市不景气也颇有时日。在传统竞争性行业，产品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而成本却是在全方位地上升，尤其是劳动力工资成本的增加、社保成本的增加，环保压力加剧，原料价格上升。很多民企随着外需急剧下降和人民币升值，其经营难以为继。无论是对于转型还是升级，它们都缺乏经验和技术。而中西部地区虽然可以承接一部分转移过来的制造业，但是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在这种情形下，大量东部民营制造企业由于无法转型或升级而出现停业倒闭潮和失业潮。如果再算上很多待进入就业市场的劳动人口，无异于雪上加霜。
政府需要从现在开始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有一些办法可以改善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延长发挥中西部地区的低成本制造业优势，首当其冲就是需要减税。减税不要仅仅作为一种权宜之策，而是作为一种低税制度来推行。
经济结构的调整已到了非调不可的地步。需要为市场主体提供足够的自组织发展空间，以市场自组织的方式推进结构调整。需要减少金融和经济管制，强化产权保护，发展服务业，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科技，以及推进城市化。这些都是关键。其中科技的发展最终决定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它有赖于减少金融和经济管制，以及强化产权保护。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唐玄宗对此注释道：“小鲜，小鱼也，言烹小鲜不可挠，挠则鱼溃，喻理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乱，皆须用道，所以成功尔”。确实是到转变中国的经济风格的时候了。要放弃自由裁量的管制方式，转向面向规则的治理方式。其要旨就在于建立和维护一种面向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