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67年我7岁，正是文革浩劫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父亲被定为有历史问题的当权派、走资派之后，我们举家迁往距省城200多公里的一座小城。刚到那座小城的时候，可能是由于父亲在当地资格老、级别高的缘故，全家被安排到一座很安静的小院居住。我记得那座小院里有一个不小的葡萄架，上面缀满了一串串青紫相间的葡萄，几棵桃树、梨树也都结满了果实。春天来时，院子里落满了桃花、梨花，煞是好看。这座小院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此外再也没有值得我留恋的童年生活了），尽管它非常短暂。在当时暴风骤雨的环境中，这座小院子也显得格外宁静。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父亲的问题也进一步升级为“反革命特务、叛徒”案，被押到洛阳龙门山上劳动改造。我们全家也被赶出了那座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童年回忆的小院（造反派新贵霸占了小院，我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赶进一座破烂不堪的大杂院。
大杂院里住着几十户人家，房屋年久失修。几年间，单是我家住的房子就倒塌了两次。吃水靠两口混浊的水井，厕所是用土坯墙围起来的大粪坑。住在这座大杂院里的大都是右派、走资派，还有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三教九流。大杂院里生活着一大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有一百多个。与我常在一起玩耍，关系最要好的有两个。一个叫小强，8岁。一个叫小宝，比我小两个月。
小强父亲也被关押在龙门山劳改。小强的母亲3年前因病去世，小强与13岁的姐姐相依为命。小强的父亲在50岁上才有小强，而且是三代单传，所以小强很得父亲的宠爱。在父亲未到龙门山劳改前，小强的父亲经常让儿子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在大杂院里玩耍、走动。小宝的父亲同样也被关押在龙门山劳改。小宝家里的人多，有母亲、姥姥和几个哥哥姐姐，小宝是家里最小的宝贝儿。
小强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孩子，是大杂院里同龄孩子中的娃娃司令。小强胸前总是挂着用两只小竹筒捆扎成的“望远镜”，腰里插着用小竹板做成的“战刀”，头上戴着他父亲当年在军队时戴过的一顶大盖帽。他常常煞有介事地举起“望远镜”瞭望一番，再挥舞着“战刀”，带领一班小武士们东冲西杀，好不威风。那时文革正在火头上，学校瘫痪，长期不开学。我和小强、小宝天天在一起疯玩，无忧无虑。小强是我们的头儿，我和小宝都很崇拜小强，因为他不但比我们长一岁，更重要的是他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那时候没有玩具可玩，我们就在沙堆上玩造碉堡、垒城墙的游戏，到河滩里游泳、打水仗，开心极了。我们3人共有一只价值3分钱的乒乓球，那可是我们的宝贝。除了我们三人，其他人是别想摸到的。
当时流行一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在政治上的兴衰也自然波及到孩子们的身上。那些凭借造反起家的政治新贵春风得意，他们的孩子们也同他们的父辈一样飞扬跋扈，时常到大杂院来骚扰欺负我们这帮孩子。他们来了之后，把我们在沙堆上精心制做的碉堡、城墙跺塌，并且在上面拉屎撒尿。大杂院的孩子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在那里使坏，却敢怒不敢言。家里大人有交待：“这些人我们惹不起。”弄不好在外面受了他们欺负，回到家里还要挨大人的打，被大人揪着耳朵到那些新贵家里去赔礼道歉。
每当新贵的孩子们来大杂院骚扰挑衅，小伙伴们都不约而同地围绕在小强的周围，期待着他的反应。小强总是眼含泪水，紧紧攥着一双小拳头，怒视着这些使坏的孩子们。等他们把我们的劳动成果破坏殆尽心满意足地离开之后，小强再回身安慰身边的小伙伴们。他总是能找到让小伙伴高兴的话来活跃气氛。有一次，那些坏孩子又来使坏。当他们看到小强手里拿着一只乒乓球时，便一拥而上把小强按倒在地，去抢那只乒乓球。小强的手被抓破了，衣服也被撕烂了，可硬是没让把乒乓球抢走。他们走后，小强发现乒乓球被压瘪了，我还看到乒乓球上沾着小强手上流出的血。小伙伴们看到乒乓球被压瘪，都心疼极了。小强说：“没关系，走，到我家去，放到开水里煮一下就好了。”我们一群小伙伴就跑到小强家，打开炉子，烧开了水，然后把乒乓球放了进去。不一会儿，只听“彭”的一声，乒乓球竟炸开了。许多小伙伴都掉了眼泪。为这只小小的乒乓球，我们难过了好多天。
1968年夏季的一天，小强把我和小宝拉到水井旁一座废弃的破房子里，神秘地对我俩说：“我准备明天到龙门山上去看我爸爸，你们俩去不去？”我俩一听高兴得直拍小手：“去呀！去呀！”小强说：“今天早点睡觉，明天早晨6点钟在大院门口集合。记住，要准备好干粮，不要告诉家里的任何人。”
第二天早晨，我们3个小孩子每人怀里揣着红薯面混合白面做成的窝窝头和花卷馍，准时在大院门口集合后就上路了。我们沿着洛河边的公路向龙门方向进发。从小城到龙门山有18公里路程。事先我们都不知道要走多远的路，只知道只要沿着公路朝北走，就能走到龙门山。我们走啊，走啊，累了坐在公路边歇一会儿，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跑到河边喝口水。边走边玩，边走边问，大约在中午时分，终于找到了父亲劳改的地方。
顺着高大的围墙，我们找到了大门。在门口，门卫挡住了我们。问明情况后，门卫拒绝我们进入。我们向门卫哭诉着软磨硬泡了好久，最后还是被撵到了一边。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小强说：“我有办法，咱们可以爬到树上往里面看呀！”我们一起互相推拉着，爬上墙外的大树，透过树枝往大墙里面张望。里面是一排排的窑洞，我说这是我爸爸住的窑洞，他说那是他爸爸住的窑洞，越说越兴奋，好像是故意气那个不让我们进大门的门卫。可能大人们都去干活了，我们看了好久也没有看到自己的父亲。
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小强说：“我们该回家了，不然天黑路就不好走了。”我们仨恋恋不舍地下了树，离开龙门山，踏上了返程的路。
返回的路可就不像来时那样轻松了。3个八九岁的孩子，一天要走70多华里的路，又累又饿。早晨带的窝头在来的路上已吃完，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渴了我们也不敢离开公路到河边去喝水了，因为河边太黑。我们只好忍着饥渴匆忙赶路，再累也不敢停下来歇息一下。后来在学校里学到“忍饥挨饿”这个词时，我的体会特别深。
走着走着，看到前面有一辆拉沙石的马车。小强小声跟我俩嘀咕了几句，我们仨就急忙追上去帮助推那辆马车，目的是讨好赶车的把式，让我们能坐会儿他的车。车把式看穿了我们的小把戏，同意我们坐车，但一次只能坐两个人，因为要保持马车的前后平衡。小强提出让我和小宝坐车，他自己走路，因为他年龄比我们大。这一路他总是像一个大哥哥那样照顾我们。我们也不示弱，一定要让他先坐。3个小伙伴互相推让一番后决定轮流坐车，俩人坐车，一人走路，依次轮换。小强在车上呆的时间总是最少，他要照顾我们这两个小弟弟。
马车行了几公里后就拐弯了，我们只好沿着公路继续步行。天色已经很晚了，四周漆黑一片。我们又渴又饿，又累又困，实在是走不动了。这时隐约看到前方路边有灯光，赶到后发现是路边农民办的小饭铺。我们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两腿发软，个个东倒西歪的。饭铺里最便宜的食物是一毛钱一碗的“杂个”（一种近似杂烩菜的汤食），我们3个凑来凑去只凑了7分钱，用这7分钱买了大半碗“杂个”。
“杂个”端来后，小强说他一点都不饿，要我和小宝把它吃完。我和小宝说，如果小强哥哥不吃，我们也不吃。最后，3个小伙伴你一口我一口，互相谦让着把那大半碗“杂个”吃得干干净净。当然，小强吃的最少。吃完“杂个”，我们又匆匆上路。大约在晚上十二点的时候，3个精疲力竭的小伙伴终于回到了大杂院。这一天，如果没有小强的照顾和鼓励，我和小宝恐怕无论如何也走不了那么多的路。
当我们迈着几乎瘫软的小腿踏进大杂院时，发现很多人都没有睡觉。小强家门口围站了很多人，一只很亮的大灯泡挂在小强家门外。这时人们发现了小强，急忙把他拉了过去。我和小宝也随着跑过去，挤进人群。只见里面摆了一张小竹床，小强的爸爸穿了一身很破烂的衣服躺在上边，小强的姐姐趴在小竹床边上哭得死去活来。
原来，昨天小强的爸爸在龙门山劳改的地方自杀了。上午尸体已经运了回来，而那时我们还在去龙门山的路上。小强站在爸爸的床前，没有眼泪，只是拉着爸爸冰凉的手反复叫着：“爸！爸爸！…爸爸……！”在场的人们也都跟着留下了眼泪，一片抽泣。
多年后，每想起此情此景，我心里还是有一种发颤的感觉。
父亲平反后，我们全家迁离了那座小城，与小强再也没有见过面。父亲官复原职后，我和姐姐也都安排了工作。大姐在一个研究部门做工程师，二姐在一所大学做教师，我从部队复员后被安排到检察院做检察官。多年后，一位来自那座小城的人到家里做客。当我问及小强的情况时，他说，小强在父亲去世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与姐姐一起靠收破烂维持生计。后来，姐姐下乡插队因为生活作风不好，嫁给了一个年龄比她大很多的农民，现在大山里做农妇。小强因为盗窃被判了两次刑，刑满释放后又参与抢劫，前年“严打”时被判了死刑，枪毙了。
听了小城来客的话，我懵了，脑子一片空白，一夜未眠……
补白：黑五类不能转换成红五类，但是红五类或其他人很容易变成黑五类。刘少奇本是国家主席，红到极点，因得罪了毛泽东，一瞬间就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成为黑五类之首。北京市一位工人，文革期间呼口号，将“保卫毛主席，打倒刘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马上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笔者的一位亲戚，本身是贫农，在60年代初大饥荒时期编了一句顺口溜——“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来了吃不饱”，随即被打成坏分子。因忍受不了批斗、侮辱、打骂各种残酷折磨，他选择自杀，死后被指控为畏罪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