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娟慧转自博讯网
中国的“公民运动”与“宪政运动”结合之前景/王策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0月26日 来稿)
作者：王策
一、引言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公民运动”与“宪政运动”结合之前景，也就是来回应这次大会的主题：“我们引领变革”。那么我们要引领什么样的变革呢？就中国目前来说，就是要积极推动和参与作为社会层面的公民运动和作为政治层面的宪政运动，通过这两个运动来引领中国变革的到来。
大家知道，今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政治整肃事件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倒公民社会，特别是对“新公民运动”的镇压、先后拘捕了许志永、王功权、以及丁家喜、赵常青等“财产公示十君子”和其他的多名成员。
二是倒宪政，对自由派“宪政”言论的围剿。 首先是对《南方周末》元旦社论“宪政梦”的窜改，继而有官方接连发表杨晓青等人批判宪政的文章，强调宪政不适合中国国情。
三是倒微博，以打击谣言的名义，整治互联网，严控民间言论，拘捕了薛蛮子等微博名人。其目的也就是要掌控舆论与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以打击前二者的社会政治活动。
这三条战线的斗争，其实是三位一体的官方和民间的较量。
我今天在这里主要想简单地梳理一下中国目前的公民运动和宪政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的状况，并展望他们走向结合的意义和前景。
二、中国的公民运动
先来谈谈中国的公民运动。
中国的公民运动是由于近年来在中国形成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后而产生的现象。人们一般把2008年的汶川地震看作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开创性时刻。汶川大地震时，大量非政府的慈善救助团体纷纷参加救援活动，推动了民间组织的发展。同时民间的维权活动也因公民意识的觉醒而逐步向公民运动提升。
最近遭到打压的、在2012年开始命名的“新公民运动”，其前身就是以维权闻名的公民组织：“公盟”。新公民运动提倡以“自由，公义，爱”作为新公民精神，是中国大陆目前公民社会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公民运动。其领军人物许志永在《中国新公民运动》一文中指出：新公民运动是一种政治运动，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
作为政治运动，它要彻底告别专制，建立民主和法治健全的自由中国；
作为社会运动，它反对强权垄断、贪腐横行、贫富差距、教育失衡，以建立公平正义的新社会秩序为目的；
作为文化运动，它要彻底改造腐朽、堕落、猥琐、敌意的专制文化，缔造自由、正义和爱的新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提升到世界文明与和平进步的境界。
同时在方法上他提倡一种温和理性的社会运动，结束专政，不是敌意的推翻，而是以爱来消除仇恨，追求真相和正义，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追求和解。
新公民运动主要从事的项目有：“教育平权”、 “财产公示”、“公民同城聚餐” 与“公民守望工程”等等。
从新公民运动所提倡的观念和所从事的行动来说，它符合中国发展的历史需要，就是个人要从臣民或奴隶转为公民，社会要从奴隶社会，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人民社会”，转向公民社会，从而为中国的政治从专制政体转为宪政政体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们知道，“公民”一词，本身就带有政治的意涵。
公民的字义来源自古代“城邦”一词，公民是指有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是古代希腊、罗马相对于奴隶而言的自由人。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全体公民是统治者，参与政治，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公民地位相对平等。亚里士多德就把“城邦”视为是“公民的组合”，也就是一个公民遵守共同法律、共同参与公共事务、共同分享权利义务的“公民自治共同体”。
在一个公民共同体之内，城邦的有关法律和政策，以及重大事务，是由“公民大会”通过直接民主表决的方式来决定的。公共事务由他们直接选举出来的执政官主持。每个公民还可以通过抽签，担任一定的官职，来亲自参加国家的行政与司法的管理执行。
对照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所谓的人民，实际上被剥夺了政治参与的权利，其社会地位等同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没有权利参与和监督公共事务。所以中国人民要求成为一个新的公民，就是要恢复作为一个自由人的权利，参与公共事务，恢复自己的公民政治主权地位，这是是天经地义的。要知道，中国的公民运动就是要告诉共产党，中国人民不是中国共产党从战争中俘虏来的奴隶，我们要做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行使自己的政治主权。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公民运动就是人民个体，作为政治主权的主体，组织起来要求从奴隶转为公民的一场社会转型运动；这场运动和要求政治体制从专政转型为宪政的宪政运动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所以，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形形色色的公民运动都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都是值得提倡的。
三、中国的宪政运动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宪政运动。
中国历史上的宪政运动开始于晚晴，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主张“君主立宪”的变法、孙中山领导的“共和宪政”的革命，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了。由于宪政在中国大陆一直未曾实现，所以它又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下面我想简单地来叙述一下近年来海内外民主运动对中国宪政追求的理论与实践的大致脉络。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在1982年由王炳章发起“中国之春”运动，提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四大口号，标示了对宪政民主核心价值的追求。随之创办的《中国之春》杂志和成立的“中国民联”，都是为了推动对这些价值的宣传与追求而努力的。
1989年国内发生“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学生们在反官倒、反腐败的同时，也提出争民主、争自由的口号。但是总体来说，这时期海内外的民主运动基本上还处在对宪政价值理念的宣扬与探索，尚未涉及在制度层面，中国应如何向宪政转型的具体诉求。
进入1998年，王炳章首先闯关回国，串联国内民运人士，推动国内组建政治反对党。 6月下旬，浙江的民运人士王有才等首先发起中国民主党的筹建工作，旨在突破中国一党专制的体制，推动向多党宪政的转型。
同年的5月，在中国民联阵-自民党和《中国之春》杂志社合办的澳门会议上，本人提出“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把中国如何由眼下的一党专制的体制，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向宪政体制过渡。该方案是参考了戊戌变法所提倡的君主立宪的精神、慈禧太后预备仿行宪政的方法，以及邓小平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精神而设计的，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党主立宪”的方案。
该方案将启动政治改革的头五年称为“预备期”，实行社会大和解，如平反六四死难家属，但不追究其政治责任及参与镇压的官兵等等。此外，完成相关的立法改革、调整国家政权为议会制，设立相关政府部门，开放党禁和报禁，允许有意参政的社会人士组织政治团体以为日后参政之准备等等。第二个五年则开始实行国会选举，开放百分之十的席次由非共产党人士参选。第三个五年则将国会席次开放到百分之二十，依此逐渐增加至百分之四十九为止；政府的官员也按此精神，逐级递进，开放民选。此方案以法定的方式确保中共的三十年执政地位，以三十年的时间为期限，最后开放全部议席和官员自由参选，以完成宪政转型之目标。
本人作为当时在海外最大的主流民运团体—中国民联阵-自民党的负责人，在同年的10月，继王炳章之后，经越南边境秘密返国，准备赴北京上书，将该宪政改革方案递交人大和政协讨论。在杭州会见王有才后，事发被捕，被投入监狱。
现在回顾起来，1998年发生的海外民运人士接连闯关回国、推动组党和上书宪政改革；国内民运人士发起筹建中国民主党等一系列活动，正标志着中国民主运动从早期着重宣扬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的泛民主运动，转向追求政治制度层面建设的中国宪政运动的开始。
2008年是中国奥运年。在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之后，中国民联阵-自民党与中国民主策进会在9月份联合向社会推荐本人提出的宪政改革方案：《奥运后的中国－民主宪政之二十年重建方略》。
该方略指出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矛盾，具体表现在由于“主权在党”的原则所造成的“党权”和“民权”的矛盾，人民所有的种种“权利”得不到保障，是因为人民根本的政治“权力”被剥夺；解决的办法就是要进行：一、权力和市场进行切割，二、“党权”向“民权”作转移回归；实施这两大举措的途径就是确立 “议会制”，向“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政政体和平过渡。在方上仍然采用前方案所设计的政治权力移交的“增量递进”模式。通过这一模式，中国以二十年的期限进行权力转移和民主实践，最后达成全部议会席位和各级行政首长的开放直选，达成民主宪政圆满实现。
这篇文章在海外发表后，国内的网站也有不少转载，像牛博网、新浪博客等等。到了去年，我发现还有人在国内博客上发博文，来评论这篇文章，认为这是中国倒薄熙来后的光明出路。
同年12月9日，即世界人权日的前夕，刘晓波等三百零三人起草发布了《零八宪章》，这是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在国内提出的一个纲领明确的宪政文本。
《零八宪章》提出了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包括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人权保障、公职选举等等基本主张。
它呼吁中国人民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 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可以说《零八宪章》的发表把中国的宪政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中国宪政运动的政治诉求在国内已旗帜鲜明，初步成型。
2010年10月，国际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该年度的和平奖颁给了刘晓波先生，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宪政运动的认可与奖励。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为此本人撰写了《新共和宣言》，提出一个“新共和”的宪政改革蓝图，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实现孙中山先生关于国家的治理乃是众人之事的“共和”原则，使“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得以实施，从而取代“一党独治 ”的旧共和政体。
“新共和”模式的国家宪政体制，是一个基于“四权宪法”下的总统制、两院制、四权鼎立与人权立国构架的“共和制”。对国家权力再分配的过渡形式是“党民共治”。构建此一新共和政体的具体建制主要涉及到：党政分开、党民复职 、官员民选、 分权制衡、与人权立国等几个大的方面。具体的内容在这里就不作详细的说明了。
《新共和宣言》发表后得到了海内外的积极反应。为了使多年来中国民主运动一系列的共和宪政之思想论述能得到进一步的推广，为之奋斗，付之实施，我们一批同仁们于2012年初成立了中国共和党筹备委员会，准备在条件成熟时正式成立中国共和党，为推进中国的宪政运动，做出我们的一点努力。
到了2013年，宪政终于成为官方和民间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从《南方周末》元旦社论的“宪政梦”引发争论，5月份官方媒体发起反宪政围剿，8月份到达高潮。另一方面，民间则在6月份推出首批由123人联署的《公民宪政共识》，对反宪政论进行了反制。
至此，中国的宪政运动在正反双方的公开辩论中正式登场。
中国当代政治学的泰斗严家祺先生洞烛先机，他在1994年一篇题为《新宪政运动》一文就中就预言说：
“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在这变革中，有一个运动正在中国大陆静悄悄地兴起，现在还只是轻声细语，它将逐渐提高自己的声音，当它通过各种大众媒介传遍中国时，这个运动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起来，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地，从台湾、香港、澳门到西藏，它不需要依靠暴力和强制，而仅仅借助于人的信念和理性，就足以实现它的目标。这个运动，就是新宪政运动。”
这个运动，今天终于在我们海内外民主运动，以及各界持有宪政共识的团体和个人的合力推动下出现了。所以中国今天正在蓬勃兴起的宪政运动，也可以称之为“新宪政运动。”可以说，中国的民主运动现在已经进入到“新宪政运动”的历史阶段了。
四、展望
那么，从上面的梳理中，我们看到目前在中国兴起的新公民运动和新宪政运动有着共同追求的目标和殊途同归的前景。这两股运动必须要互相配合，求同存异、寻求共识，努力打破中共对网络的控制，积极而巧妙地运用互联网的力量，分进合击，创造时势，制造变局，才有希望达成共同的理想。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一个有趣的语言学现象，就是一个“新”字。一百多年前的梁启超就提出了“新民说”，认为那是当时“中国之第一急务”。他呼吁一种具有现代公民道德、公民人格、公民意识、公民思想的“新民”的出现，去完成社会的革新转型，从而建立起一种新文明、新国家。随之而来的中国有“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建立“新中国”等等，无非就是反映了中国社会要从传统的旧形态向“现代性”的新形态转型的要求。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脱旧变新”的过程漫长曲折，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不知如何才能到达彼岸。
现在百年轮回，又回到了历史的新起点。可以说，历经百年沧桑的中国人民，从历史的挫折与失败的教训中，已经认清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路在何方。今天我们再次呼吁“新共和”、“新常识”，重新兴起“新公民运动”和“新宪政运动”，正是联接起了一条求新求变的历史之链，百年奋斗，从头再来！
盼望不久的将来，广大的站起来的中国“新公民”们，能够凭自己的双手实现“新宪政”，迎来一个喷薄而出的“新共和国”！
（该文为中国共和党筹委会总召集人王策于2013.10.21在多伦多出席第六届《全球支援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我们共同引领变革》大会上的演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