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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非政府组织:(相反相成的“两种全球化”)

2013年10月24日 综合新闻 ⁄ 共 2942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中国民主党 玉成 转自 论坛

相反相成的“两种全球化”


当今国际上第三部门运动基本上是两类组织的整合:一类是成员利益维护组织,例如各种行业组织,象工会、农会、行会、商会之类,以及各种社区组织、消费者组织等等。这类组织的起源较早,早在人们不知第三部门为何物的历史时期就已经有了。工会争取的福利对于投身工会运动的个人而言是具有外部性的(与受雇于企业可以是单纯为自己打工挣钱不同),亦即具有公益性。但对于工人群体或会员群体而言这种利益又是内部性的,因此它并非纯粹的公益组织。一般地说,这类民间结社是现代第三部门的历史渊源,如今也是广义第三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仅有这类组织是不能构成现代第三部门的。


另一类是纯粹公益性志愿者组织,有的学者称为非成员的志愿公益组织。所谓“非成员”不是说没有成员,而是说它追求的目标,或者提供的公共物品并非光由成员内部来享受,而是更广义的公共利益。这方面的例子象环保组织、人权组织、妇女权益保护组织、少数民族权益保护组织,以及形形色色的扶贫、慈善、公益基金、发展促进、文化交流组织,等等。这类组织可以说是现在所谓第三部门的核心,也可以说是狭义第三部门。它的兴起是现代第三部门运动真正形成的标志,也是使前述成员利益维护组织具有第三部门运动性质的关键,尽管它们的资源总量可能并不比成员组织拥有的资源总量多。


但无论哪一类第三部门组织都必须有“以志愿求公益”的机制,包括志愿者的人力服务和自愿的公益资金捐助。尽管除此之外这类组织往往还有非纯粹志愿资源(如间接来自权力系统的政府拨款和部分带有交易性质的受薪职员)和非纯粹公益目的(如前述的成员利益维护)的成分,但如果完全没有“通过志愿提供公益”的机制,那是不能算第三部门组织的。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NGO反对WTO”的历史背景了。按照以前的分析,NGO本身存在着一个由成员利益到非成员利益的过渡问题。从工会、商会这类比较早期的成员组织,到现在超越成员利益、为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例如环境保护、绿色和平这些目的,这正是所谓全球社团革命的方向。但西雅图事件以来的进程表明,这种演变恰恰与WTO代表的“市场全球化”相关。


比如在西雅图抗议中表现得非常活跃的美国工会组织。美国工会为什么反对全球化?最直接的原因是全球化造成了美国传统产业的转移,导致了工人失业。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历来反对资本外迁,因为本国的资本外迁,不仅可能增加工人失业,还会形成工资相对下降的压力。农业中也有类似问题,农业保护一直都是世贸组织谈判的关键。而且主要还不是中国这样的农民大国跟发达国家之间的争执,而是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美国和欧洲为农产品出口吵得一塌糊涂。西方的各种民间组织在这些争论中扮演了施加压力的角色。


在某种程度上,这里面对的不是所谓国家之间的矛盾,也不是单纯的强势对弱势的问题,而是一个富余要素代表者对稀缺要素代表者的问题。富余要素拥有者希望发展全球市场以便通过输出这些要素来降低富余度,或者输入其他要素以相对降低本要素的富余度,从而提高要素投入的回报率;而稀缺要素拥有者则相反,他们希望限制全球市场,阻止外来要素输入,或者阻止本国其他要素的输出,以便维持其拥有的要素之绝对或相对稀缺度,从而维持这些要素的高回报率。


因此不难理解:美国的工会跟我国的汽车、保险大王都很担心WTO于己不利,而美国的出口商、投资商又跟我国进城打工族都很欢迎WTO可能带来的机会(投资机会与就业就会)。因此从表面看,似乎美国的工人跟中国的企业家具有某种利益一致性,美国企业家又跟发展中国家的劳工似乎有某种利益一致性。这种新形势下的冲突,跟以往所说的民族冲突、阶级冲突都不同,不是所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美国的工会反对美中贸易关系,本来并不是替中国工人着想的。


但恰恰是市场全球化的趋势,推动NGO运动向着非成员利益方向发展。这使得WTO的反对者不能不超越成员利益的局限,这就体现了全球化公益的诉求。现在美国工会反对全球贸易自由化,主要理由并不是说它影响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而是说他们要求一个全球统一的劳工标准,也就是说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实行发达国家的劳工保护标准。从这一点看,他们超越了本国工会成员利益。老实说,美国工会以前并没有怎么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劳工保护问题。美国工会史的研究者都指出该国的工会历史上一直有浓厚的行会排外传统,对新移民劳工十分敌视,害怕这些廉价劳工损害本地劳工的谈判地位。华人史的研究也指出:历史上美国几次排华与迫害华工的风潮,都是美国工会而不是资方(它才巴不得廉价劳动力更多呢)推动的。但是现在全球化了,你不让别国劳工进来,却挡不住本国的资本跑出去。换言之,在全球化时代,只要世界上某个地方还有处境悲惨的“廉价劳工”,那些“高价劳工”的利益就受到威胁。排斥移民既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不能不关心别国的“廉价劳工”境遇了——原则上讲,只有把人家也变成高价劳工,自己这个高价劳工才能做得稳。


这就是说,恰恰正是WTO机制或曰自由贸易机制,使劳工问题全球化了,也使美国工会不能不把成员利益目标扩大为超越成员利益的公益目标。从而也使工会本身从传统行会色彩浓厚的组织变成更多具有现代NGO意义的组织,这样也才使西雅图式的国际NGO联合运动成为可能。所以从某种角度看,“WTO的全球化”与“NGO的全球化”是看似相反实则相成的。如果没有了贸易自由与投资自由,美国工会没准又会回到只知道欺侮新移民包括欺侮华工的行会传统去,它才不管你中国的失业问题或劳工受不受保护呢。


如上所述,西方的经典现代化过程是在消灭“第四象限”的基础上产生现代化的第一部门即民主政府,和现代化的第二部门即自由企业。第三部门运动在那里很大程度上是“后现代”的事。而中国则不然,“两种全球化”不论表面上如何对立,对我们都不可或缺:没有自由贸易与自由投资我们很难建设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没有“NGO的全球化”我们怕就只能当“国际资本”在中国的第四象限允许下任意对待的“廉价劳工”了。所以,美国工会在西雅图可以搞“NGO反对WTO”(尽管没有WTO美国工会本身就很难说是NGO,而我们只能是:既要WTO,也要NGO。“两种全球化”对我们来说不是相反的,而是相成的。


工会是如此,其他如环保问题也是这样。虽说环保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但是民族国家与个人一样有个“搭便车”的问题,谁都希望能够从为自己带来直接利益的角度来要求环保事业,用环保限制你而不限制我。于是有势力的如美国就公然退出京都议定书。这种行为当然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从体制上讲,这说明单向度的经济全球化或曰“市场全球化”确实是有弊端的。因此与三个“部门”相应地,人类也需要三种全球化:市场全球化要求民主全球化与公益全球化也势必兴起。如果WTO算是“市场全球化”象征的话,那么各民族国家民主化基础上联合国机制的改革可能意味着民主全球化的进展。而公益的全球化,或曰第三部门的全球化也在形成势头。“西雅图现象”只是以激进反WTO的形式成为新闻热点,实际上NGO组织跨国联合行动早已出现,中国人熟知的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的全球NGO论坛就是一例,2001年12月在法国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和此后在巴西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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