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锋转自博讯网
30多年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是由政府推动进行的。在中国政府由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型过程中，由权力推动的市场化，天然决定了企业家不可能离开权力独立经营，能进行合理的边界划分者，已属有智慧者。柳传志这方面的智慧，是广受承认的。分寸拿捏不当，而翻船者，亦是屡见不鲜，正如在历次宏观调控中被“祭旗”的那些企业主们一样。
在与官员和政府关系中，中国的企业家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种是财富积累完全是寄生式的依靠官员，比如刘志军案中的商人丁书苗，完全依靠作为权力的中介收取中间利润。还有一些虽然有自己主业，但完全靠与某些官员的特殊关系才能获得商业机会者。从每一次高官被抓背后，必然有一群企业家同时被逮捕，可以看出其涉及范围之广。
一位高层官员就曾对《南风窗》记者感慨，在现在的中国，要挣钱，最好还是依托政府关系。而另一位较低级别的政府官员，在与记者交流时，则对“老板”表示出警惕，他发现，自己身边的不少朋友和同事，完全是被这些老板控制了，很多时候，对方想干什么，只要说一声就行。
对上面这类商人而言，“在商言商”，不与政府官员勾兑，有的是完全不可能，有的则必须经过痛苦的转型。
另一种主要依靠市场而生的企业家，包括像马云这样的新兴科技企业，也包括一些日用品、电子产品等完全市场化的行业。这些企业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凭借的是自己的“企业家才能”。作为社会发展30多年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他们有希望社会更开放，获取更大参与社会治理的愿望，也有很强的政治上的保守性。
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的一个合理解释是，市场化发展起来的企业家们，有的开始具备改写行业、产业等游戏规则的能力（正如马云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称金融行业需要搅局者），他们更需要谨慎把握和政治的微妙关系。不仅在面对“民粹主义”时，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借以缓冲，在参与全球竞争过程中，政府的许多支持更是非常现实的。想“搅局”，就要碰到政治的边界，不讲政治，实际上不可能。
而尹明善、梁稳根等获得中共认同的企业家，都曾公开表示，愿意将企业“献给”政府。无法了解这是一种特定情形下的政治表态，或是内心真实想法的流露。但至少显示了他们对于自己与政府边界的模糊，或者是刻意模糊。
对中国的企业家进行分类，让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好，可能是更现实的选择。与政府关系紧密的，有违法性质的进行查处；灰色地带者则逐步退出此类关系；市场类的企业家，则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更关注政治和社会的进步，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不同政治见解，并非必须遵守某种特定模式政治理念的关注才叫“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