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共识网
如今五六十岁以上经历过“文革”、尤其是曾因“出身不好”的国人，对当年“黑五类”之类的政治歧视和迫害记忆犹新心有余悸。但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此知之甚少。为了让惨痛教训永志不忘不在重犯，我们有必要再简单回忆和反思这段历史。
“黑五类”的由来
“黑五类”是一个俗成词，是当年“阶级斗争为纲”路线下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的缩语称呼。
其实“黑五类”在“文革”前还没有这个词。从建国后的“镇反”、“农业合作化”、“工商改造”到“反右”，这五种人始终是斗争和打击的重点。在传统的你死我活阶级斗争的相互绞杀中，早已形成一种特有的残酷定论：凡是被打倒的这五种人都是阶级敌人，是敌我矛盾；对他们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许他们老老实实接受人民监管和劳动改造，不准乱说乱动；稍有“越轨”言行或“莫须有罪过”，就会遭到毫不留情的镇压。上世纪60年代初，在历经“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和与“老大哥”抓破脸皮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了党的基本路线。随后的“四清”和“文革”运动，又把这种斗争哲学发挥到巅峰状态。说来几十年各个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基本指向这五种人。他们是和平时期“与国外帝修反遥相呼应”的最危险敌人，是专政铁拳和打击斗争的反动派对象。
这就形成一种永世不得翻身的“天网”：无论这五种人走到哪里档案里背着污点。城乡无论是官还是民，对这五种性质一样的“反动人员”处处防范，不管你属于哪种身份一概统称为“五类分子”；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和“红头”，也多把这些人列为监视重点，通常多以单列“五类人员”的专条叙述，以此特别警示人民群众，要提高警惕随时发现他们蠢蠢欲动“要变天”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而城镇“小脚侦缉队”们监控和汇报功能尤为突出。
这种严厉的政治歧视和专政管教传承思想，不但领导有，群众也有，是当时的占据主流统治的“举国意识”。不但制裁了“五类分子”本人，还波及到他们被骂为“狗崽子”、“混蛋”的子女，不加区别也统称为“黑五类”。尽管他们也出生在新中国，也受到革命理想传统教育。但在升学、参军、就业、入党团等等方面，均遭受到极为不公正不平等对待。即便有极少数“与反动老子划清界限”、“与剥削家庭彻底决裂”稍微改观处境，往往也要付出不知高出多少倍的努力。
“黑五类”真正叫响成专用词，得缘于“文革”初期一批曾得到毛泽东赞许的老红卫兵之口，是与随之而来的“红五类”褒义相对应。所谓“红五类”，就是他们自诩炫耀的“根正苗红”“自来红”优越，就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和下中农的缩语词。在清华附中的几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北航附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斗争直指向“黑五类子女”喧嚣中，“红五类”PK“黑五类”词汇比比皆是。
这里尤为要指出的是，当年北京工业大学一个高干子弟叫谭力夫的学生头头（即谭斌，退休前曾任副部级的故宫博物馆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以其巧如簧舌的诡辩术，将这个“血统论”对联发挥极致在全国流传极深，让这个对联“横批”发展成“绝对如此”。外加当时中央高层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继续沿用“反右”、“四清”时派“工作组”抓“三反分子”的“目标向下”势力鼓动，使“文革”矛头偏向“黑五类”的无事生非，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为再去设立“假设敌”的愚蠢。这种“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政治迫害逆流，使无数本已安分守己的“黑五类”及其要求上进的子女，遭受极大的精神摧残甚至付出生命代价。
腐朽的血统“出身论”开始形成社会认知主流，一切抵制者都将遭遇大难。书生气十足出身又不好的遇罗克不识时务，迎头痛批这种非人性论调，竟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抓，连同所谓的“私藏武器密谋杀害毛主席”的十恶不赦“滔天罪行”，最终被宣布死刑惨遭枪杀。
随着运动目标的逐渐捋顺，“黑五类”又被“黑七类”替代。
短命的“黑七类”
1966年8月“文革”的“破四旧立四新”杀向社会正如火如荼。在无知无畏下，举国开始了空前野蛮对文化遗产、古迹文物等实物和所谓“封资修”的宗教、习俗等精神意识的大毁灭大摧残，让无数国宝珍品毁之一旦。先前以农村为主的“五类分子”队伍，又扩至城市的资本家身上。而“文革”前三四年的文学、艺术、经济、哲学、历史等领域的学术“革命化”上纲上线“争论”批判，早已让翦伯赞、孙冶方、杨献珍、赵树理等等一大批专家蓬头垢面成“反动学术权威”，外加上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黑店”，遂又成了“黑帮”。于是“黑五类”又多出“资本家”和“黑帮”，成了“黑七类”。
以“红五类”自居的高干军干为主的“老红卫兵”，发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在于对准了他们的老子、尤其是他们有的老子已被冲击后，瞬间变成了“保爹保妈”的保皇派，竭力疯狂把报复宣泄在“黑七类”身上，并在1966年底成立了等级森严的以“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及一些大中院校的老牌红卫兵组织为主的“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私设劳教所和逼供酷刑室，滥批滥抓滥打滥杀无辜，打砸抢烧实行“红色恐怖”。还疯狂把矛头指向“目标是走资派”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干扰毛的“战略部署”。迫使高层不得不宣布他们为“反动组织”被取缔。而举国出现了普遍的动辄随意抄家、喷气式批斗、挂牌戴高帽游街、剃阴阳头示众等“群众斗群众”过激行动，除了“黑七类”，连所谓“白专道路”的普通老师、艺术家、学者、教授等，都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目标，许多人被残酷殴打致死、被迫自杀身亡。作家老舍、翻译家傅雷等等一大批名人，相继成了非正常死亡的悲剧人物。
随着斗争矛头指向“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党内死不改悔走资派”主流大势确立，几个月的大方向斗争指向“黑七类”偏差趋势得以遏制，又进入了“黑九类”阶段。
“黑九类”的兴起与消亡
“黑九类”是随着“文革”的纵深“揭露”和结合国内外形势“实用”的一个新补充。去掉了“黑七类”中的“资本家”和“黑帮”，在“黑五类”基础上又增添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知识分子”，遂成“黑九类”。
显然，这里新增添的“叛徒”，与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刘少奇，及一批所谓的“叛国投敌”的老干部有关；而“特务”，除了历史潜伏的外，主要指当时“里通外国”与“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有关的干部和专家。这两种叫法也没坚挺多久，也最终自讨没趣没折腾出几个便消弭了。
“走资派”就不用说了，那本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主要目标。不过随着“文革”中后期大量“革命干部”被“解放”，进入“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被重新启用，“走资派”的叫法，除了高层“定性”的刘少奇、林彪等及少数“路线斗争栽大跟头”的外，已没有什么意义了。
有意思的是“知识分子”被划为第九类，被称作“臭老九”就很荒唐。我认为有两种原因在作怪：一种是毛泽东历来不太喜欢知识分子，经常在精神上敲打翘尾巴的知识分子是他的嗜好；一种是当年“停课闹革命”、“知识无用论”等集体愚昧思维所影响。尤其是建国后诸如“胡风事件”、“整风反右”等都是知识分子兴风作浪。这些思潮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主流意识，也就导致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多知识分子被贬的严重现象。后来为适应毛泽东需要，又是他借用《智取威虎山》一句“老九不能走”的台词，重新重视知识分子，“老九”才被挽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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