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秀梅转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国的增长如此之快，事实上每家每户都从中获益，贫困率也随之大幅降低。然而，不同的人从中获利的程度大相径庭，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平等现象也随之加重。这个现象不仅仅是指家庭收入和开销方面的不均等，也反映了社会开支方面（诸如教育和卫生）的不均等。就家庭开支而言，基尼系数自改革之初的0.31增长至2004年的0.45。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贫富差距增大是产生巨大增长的市场力量的自然结果。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这种差距的增大也是“人为的”——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加剧了贫富差距。一些政策的改变可以停止，甚至扭转这种差距扩大的现状。[11]
1954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指出“发展一定是不平等的，因为发展不可能在经济的每个方面同时开始”。中国显示出刘易斯脑中的两种经典发展特点：发展刺激教育，和乡村向城镇的移民。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中国的改革始于相对较少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和那些生活在两倍于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城市里的小部分（20%）人口。
改革开放之初，教育的回报在工资上完全体现不出来——出租车司机和大学教授赚着差不多的钱。而经济改革创造了一个劳动市场，其中人们可以找寻到有较高薪水的工作，这使得受教育的人的工资得以显著的提高。1988年至2003年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所受的教育每增加一年，相应回报的工资附加值从4%增至11%。这种发展在最初会导致整体的贫富差距增大，因为最初收到过教育的人口数量偏少，且集中于收入分布的最右端。但是一旦有了合理的受教育的途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会得到更好的教育，进而最终可以缩小这种差距。
城乡之间的巨大的生产力和工资差距也导致了从农村到城市的高移民率。刘易斯指出，在一个80%人口都在农村的环境下，从低生产力的农业向高生产力的城市工作的转变最初是会导致不平等的。然而，如果人口流动一直持续直到50%的人口都在城镇时，进一步的移民反而会使社会更加平等。这种模式正是美国历史的佐证——1870-1920年间不平等随着快速的工业化急剧加速，又在之后得到缓解。因此，同样的带给中国快速增长的市场力量也可以预见的带来不平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有很多政府政策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的趋势，限制了一些最终可能会缓解贫富不均现象的机制所带来的影响。[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