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 玉成 转自 水煮百年
“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
革命史教科书上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有学者认为，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企业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权力的附庸。用这类观点解读近代工业化前期及当代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或许可以成立；但在20世纪初新兴都市中逐渐形成市民社会以后，情况已发生变化。
怀抱“实业救国”理想投身经济事业的前辈企业家，大多有中西学的双重教育背景，对社会改良和建设现代国家怀有抱负，在内忧外患中惨淡经营。他们组成了众多的行业自治团体，抵制官僚资本压迫，参与各种爱国运动，但政治上相对低调。企业家集体走上政治舞台高调亮相，则始于抗战胜利后民主建国会的成立。
1941年，救国会创始人之一的章乃器，因在《日苏中立条约》问题上的分歧，退出了救国会。他晚年回忆：“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运动，最后总不免要流为政客活动。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后来发起了民主建国会的组织。”章乃器除在重庆经营工商业外，还积极参与大后方工商界的各种组织和民主宪政运动。其所创立的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成为当时大后方工商界的一个公用智库。
1945年抗战胜利后，民间掀起了一股组党热潮，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杨卫玉、吴羹梅、胡西园、施复亮等经多次会商，决定共同发起“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公推章乃器起草宣言、政纲等组织文件。
上述发起人来自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救国会。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教育团体，无明确政治纲领。胡厥文主持的迁川工厂联合会是经济组织，同样没有政治纲领。
民营企业家普遍不满国民党的独裁与腐败，向往民主政治，但因背着企业的包袱，希望有政治团体作为代表。胡认为“工商界的多数人不善于搞政治”，建议黄炎培与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章乃器合作。这一建议很快取得共识，奠定了民建创立初期的人事格局。
章乃器一直主张，“动员那些不靠做官吃饭、更不靠做官发财的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他和中间路线理论家施复亮(原救国会成员)搭建了组织及理论框架，是推动民建创立的实际运作者。1945年12月16日，民建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选举了理事会。大会通过的宣言称：“我们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
民建政纲反映了民营企业界的政治诉求，也在相当程度上显现出执笔者的政治理念：“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民治为其中心。必须政治民主，才是贯彻民有，才能实现民享”。“政治须以文化为指导，而以经济为基础”，“经济须以科学为指导，而以社会为基础”；反对军人武断和官僚政客包办政治，“使从事生产各阶层之广大人民拥有最大之发言权”。
|
政纲将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等之自由列为民主政治之基本条件，主张“全国武力须属于举国一致之民主政府。”实行普遍的、直接的、无记名的选举与公民投票。
政纲明确主张经济民主：“人民须有充分经营企业之自由”， 反对“国营企业之官僚化与私人企业之独占化”；按民主方式制定全国性经济建设计划，保护和扶植民族工商业；由国家征租或发行债券征购非自耕土地，分租与农民；主张逐步施行社会保险制度，实行劳资合作；普及义务教育，保障教育及文化的自由。
民建的组织原则规定，“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之”，以防止家长制和个人独裁。近年有民主党派史丛书称，民建创立时黄炎培任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又有人将孙起孟增列为民建五位创始人之一，都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34岁的孙起孟时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四川办事处主任，也参加了民建的发起工作，但年望尚浅。
民建除鲜明地提出“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外，有两点在中国党派史上最具特色，一是政纲中的“经济民主”，后来在1949年《共同纲领》中得到较多体现，但很快即被弃置；二是组织上“不采取领袖制”，随着对民主党派的改造，在1954年废止。一个有独立政治主张的民营企业界政治团体，逐渐演化为“自我改造”的场所。
延伸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