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大纪元
1966年，四清工作团团长李恩普和副团长衣竹林，带领1,436名工作队员，进驻祁连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和牧区。衣是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四清工作团副团长，四清期间，以他为首的工作团捏造了一个惊天大冤案——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
郭振国是门源苏吉滩的藏族，当时是祁连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我是副县长。这个冤案从县长到各公社书记、主任和通信员，牵连了414人，涉及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公社、学校，好多干部被整掉。四清工作团专审我15天。审讯小组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再给我们穿上皮大衣、皮帽子在火上烤，汗像水一样直淌。用的酷刑有10多种，脖子上吊磨盘石，拔头发，火烤，烟熏，用烧开的酥油往头和脖子里倒，开水往裤裆里倒，有些人被屈打成招。
衣竹林原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厅长，因搞假案遭撤职，调到公安部当副科长，后来不知怎么调到青海省公安厅当起副厅长来。那几年，他在尖扎县搞出反革命集团案，在化隆县搞出反革命集团案，去循化县又搞出反革命集团案。四清时他来祁连县，又把祁连县搞成反革命集团。他是个典型的搞反革命集团假案的专家。
因为我过去对1958年叛乱和海晏搬迁说了些意见，四清运动工作团就说我是反革命，给我定了14条罪状。当时我想，我肯定有小错误，但没有大错误，更没有反革命和叛乱罪，衣竹林却说我在1958年搞了叛乱。我说：“我没有参加叛乱，没有这样的事。”我对他说：“58年你带我们公安厅工作组，你是带队的，谁去了谁没有去，你清清楚楚。循化叛乱了，我在哪儿？我在泽库，在河南蒙旗，你在循化，你难道忘了吗？你忘了我给你提醒。”他戴着眼镜，扶了扶眼镜说：“哦！1958年，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的血直往头上涌，如果他再把58年叛乱的帽子扣我头上，我就真想把他杀掉。我说：“你想起来就对了！”他又说：“那你这一次是第二次叛乱。”唉！叫我说什么好。
他又把我叫去谈话，说：“我们本来不相信你搞叛乱，你是公安厅的人哪！但是现在证明你搞叛乱的人有多少？有80多个！你就是参加叛乱了。”他又说：“你暗地里参加了海晏叛乱，一开始你就知道。你说过，海晏搬迁，一户人家3头牛，半个账房，武装押解，黑天半夜迁移，路上很苦，死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饿死了多少。你还说过，1958年判的人抓的人太多，1958年的叛乱是汉族镇压少数民族。这些都是你说的吧？还有，你为什么从马场赶了那么多的马？你为什么跑到那里去要马？这些都是你第二次叛乱的证据。”
噫！就这么给我定了14条罪状，一条一条地审问。我说：“叛乱我没有参加，没有这样的事。”他们说：“你是个不简单的人，为啥没有（参加）？你还准备请国民党。”我说：“请国民党是没有的事。”他们说：“你那时候从海晏拿来了个电台，你还拿来好多枪。”天哪！我到哪里去拿电台、拿枪呢？
他们说的电台是怎么回事呢？我慢慢想起来了。我妻子有个小木箱，上面有个老虎图案，里面装些梳妆用的东西。那小木箱是我从海晏拿来的，放在多伦我妻子的姐姐家了。后来姐姐让我拿回去，我就拿到我家了。有几个人见了这个小木箱，张XX和杜加都见了。唉！就这么个小木箱嘛！还能有啥？真真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个小木箱成了反革命罪证，他们审问我：“你的电台呢？你是怎么联系的？”哎呀！白天整，晚上整，7个人看守我。白天开批斗会，晚上睡下后，半夜整起来再审问。
托莱牧场场社分家时，我们把部分蒙古族和藏族群众安置到了祁连县的默勒、多伦一带，这也成了一条罪状。他们说：“你把你的反革命集团安置到默勒、多伦，你说那个地方地形好，攻不进来，守能守，打也能打。”我说：“那么我对谁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说：“是下面的人说的。胡某某说了，某某某的妹夫也说了。”他们指名道姓，说张某某怎么说了，邓某某怎么说了，呵呀！整得凶啊。我说：“这个事情根本没有，你们好好查查。”
衣竹林、张光汉（音）和公安厅一处的科长，都硬要让我承认参加叛乱了。很多人被打得无法忍受，就按衣竹林的要求胡乱说了。他们让我看了一些说我参加叛乱的材料。一个材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聂步腾是我们的头是哩，郭振国是比他大的头是哩。我们叛乱过了。”这是哈尔盖贝子王爷的媳妇写的。另一份材料是郭正海（音）写的：“他（聂步腾）是海晏的县长，我们的妹夫是冈察的县长，久美是祁连的县长。”“这些是谁说的？”“聂步腾说了，是他任命的。”后来我问郭正海：“在部队上的时候，你是给我当过班长的，你怎么胡日鬼，你怎胡说哩？”他说：“唉！打得我实在忍受不住，我就编了这么个事，不说你再没有别人啊。”后来，青羊沟的大队书记罗罗对我说：“阿格玛（藏语感叹词）！审讯的时候把我打得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我就说你是叛乱的头子。实在对不起啊。”我说：“你现在道歉有啥用啊？”当时审讯一个人，不仅要逼得他承认自己参加了反革命叛乱，还要让他拉上别的人，必须让他承认有别的人参加。
我算了一下，当时衣竹林等人搞刑讯逼供，吊死的干部就有十二、三个，死掉的群众还不算。扎马甚公社的书记王春龙（音），是从山东逃荒到这里的，在厕所里上吊死了，公社主任跳河死了。法院院长卓玛是札萨的蒙古人，也上吊死了。不少啊！整天说是少数民族干部搞叛乱，最后把一些汉族干部也整了。
这些所谓搞叛乱的材料是怎么来的？当时的工作开会全部成了叛乱的依据。我们曾在野牛沟的大泉开会，商量安置托莱搬迁过来的群众，划分草场和小队。就这么个事，硬编造出大泉北山叛乱会议，还有豹子崖会议。豹子崖会议在阿日开，我从来没有去过，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没有去过也可以编造出你去过，而且是叛乱会议。严刑拷打下，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些就害怕了，就说我参加叛乱了，他参加叛乱了，胡说在哪里开会了，在哪里叛乱了。那些会议本来都是安排生产、传达文件的会议。那时是人民公社时期，会议多，安排生产的事情多。唉！最后都成了什么反革命叛乱会议。
当时托莱牧场七分场牲口不够，每家安排了（分给）1只羊，共25只，后来就给那里的老根托定了个以宰杀牲口为名搞反革命叛乱，整老根托，逼大泉的劳布桑和先巴招供，说我们吃肉搞叛乱了，我们的头头是谁谁谁。这样又牵连了一大批人。
查来查去，这些人啥事也没有，根本就没有叛乱，都是刑讯逼供搞出来的。他们是怎么整人的？比如整根托老头的时候，他们挖了个坑，把老根托推到坑里，然后用沙土埋他，埋得只剩下头，然后让他交待，不交待就要活埋。
工作团要撤掉的时候，他们要我在材料上签名。我没有签。他们不答应。我又写了个材料，说我有重大错误，但死都没有承认他们说的叛乱。因为这个材料，又把我批斗了两天。
衣竹林亲自把材料拿到海北州之后，州委书记王风（音）发火了：“你们这次搞的这些案子，这么大的反革命集团，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公社主任、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全部搞反革命，那我们海北州是干啥的？我们州委是干啥的？这个材料我们不同意、不研究。”实际上就是这样，海北州10个县的县长都搞反革命，那你州委失职不失职？你州委在干啥呢？
州委说话了，最终我没有去劳改。文革开始后说我不老实，又和当权派们一起挨批斗。我一直做临时工，在自来水厂、水泥厂、砖瓦厂干，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才正式安排了我的工作。
郭振国最惨，1958年被捕，后来又释放，恢复了县长的职务。67年四清，又被逮捕，整整坐了14年的牢。
那个时候，县武装部一个干事到山里去打野牲，不知怎么就上吊死了。他的马背着马鞍跑到小八宝，郭振国的媳妇在那里的奶厂当工人。海北州军分区的两个干部来祁连调查，说这人是被人杀死的，把这个人命案毫无根据地扣到郭振国头上，说他搞反革命叛乱杀了人。整来整去，最后凭空捏造一个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集团，逮捕审讯群众和基层干部。祁连县全县7个公社的28个公社书记和主任，除了一个牛春发以外，全部打成了反革命。当时人们说“四七二十八，剩下个牛春发”，说的就是这事。牛春发是个外地人，是默勒的公社书记。其他的人，不管你是蒙古族还是藏族、汉族和回族，都是郭振国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1978年，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集团案平反了，郭被释放，安排个州政协秘书长的工作，两三年后就患癌去世了。他们一家冤死了多少人啊！他的父亲抓掉了，在监狱里折磨得只剩一口气，出来就死了。他的一个堂哥抓掉了，释放后在冈察没处去，走到阿日开，连病带饿死掉了。他的兄弟们和家里的其他人都被当成反革命家属，整惨了。
过了几年，省上和州上派工作组来查，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司令员、州委书记和州军分区副司令员都来了。查了以后，没有叛乱这回事。有个啥呢？都是开会喝酒的事，哪有啥搞叛乱活动的事啊！那个在山上上吊死了的人也查清了，和郭振国没有丝毫关系。
一个衣竹林就整死了多少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衣竹林是在西宁文化街，公安厅家属院门口。我说：“厅长好著啥！”他说：“你好著啥！”我说：“我好着哩。”他说：“你平反了没有？”我说：“没有平反。你不（给我）平反谁给我平反哩？”他说：“你没有事。我给调查组说过，你没有事。郭振国是反革命。”我说：“你怎么知道郭振国是反革命？路摆在你的面前，你怎么就不看一看啊？你有啥人证物证？”他说：“人证有吧。”我说：“人证他见了（郭振国搞反革命叛乱）吗？是怎么个情况？是参加会了还是做了啥？”他说：“这……这……，这个说来也伤脑筋得很。啊，好好好……你忙去。啊！再见！”然后他就急忙走了。你看，他还在坚持郭振国是反革命！这么一个人，他害了多少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