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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忠:中国人为什么需要宗教信仰/信力建

2013年05月07日 综合新闻 ⁄ 共 5247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陈永忠转自博讯网

来源:信力建的博客 作者:信力建 推荐:王澄

整部《西游记》,描述了孙悟空从一个性情顽劣的猴子,变成一个佛门圣者的故事。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无父无母,没有接受任何文化教养。他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习惯了顽皮捣蛋,惹事生非,最后竟然大闹天宫,搅得天地不得安宁,玉帝拿他都没办法。最后,得到佛祖和观音菩萨的教化,孙悟空保护三藏法师赴西天求取真经,终于得道成佛。使“猴子”变成佛,显示了宗教的“教化”之功。

人一旦失去“教化”,纵然有知识,也只能当猴子。1919年,中国人开始捣毁古代偶像,焚烧古代的典籍,切断历史,灭绝传统。在文化上,中国人变得“无父无母”了。这不正是刚出世的孙猴子吗?孙猴子是要大闹天宫的,所有人都怕他,拿他当妖怪。可是猴子自我感觉却很好,可以享受自由,无需敬畏任何东西,什么都可以打翻、什么都可以打倒,残酷迫害异己、甚至同志也不必有顾虑。折腾够了、累了,要想重新变回人,就只能靠宗教、靠信仰了。

宗教是人类数十万年智慧的积累,是文明的象征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根据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300万年前,森林古猿进化为人类,旧石器时代的中期,距今20—30万年以前,宗教就开始出现。随后,宗教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和发展,为人类在世界上的生存提供精神与智力支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民族或部落是不存在的,即使未开化的人也不例外。今天的澳洲、非洲等地仍然存在着一些原始部落,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在这些未开化的部落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宗教现象。

有一种观点认为,宗教是人类思维能力低下,无法理解和战胜自然的产物。这一点不可过分强调,否则无法解释人类产生的前200万年为何没有产生宗教现象。原始宗教必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第一,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有了提高,产生了一般概念和较强的想象力。第二,人的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有了提高,能较多地向自然界索取到生活资料。那些有宗教现象的民族或部落,比如非洲南部的猿人能够使用粗糙的生产工具,中国猿人会制造多种工具和用火,尼安德特人有了石刀、矛头、石钻、刮削器,这表明宗教观念是在对自然界斗争的胜利中而不是失败中诞生的。第三,人的认识的迷误,人们遭遇了无法解释的现象,需要某种理论对之进行解释。

巫术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近亲。宗教经历了自然宗教、巫术宗教、伦理宗教的发展过程。弗雷泽则认为,原始人最初企图用巫术来控制超自然的力量,巫术失效后,转向了对神灵的祈求,产生了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巫术与现代科学,在思维方式如出一辙。巫术相信有某种非人的力量对世界包括神灵的支配作用,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操作和利用这种力量。科学同样是要发现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利用这种联系为人类的福祉服务。与巫术不同,宗教不是利用神灵,而是采取祈祷、祭祀等温和的谄媚手段,取悦于神灵获得福报。巫术发展到宗教,巫师就转变为祭司。马克斯•韦伯说,宗教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理性化的进程。弗雷泽则认为,巫师在对自然界长期探索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关自然进程的规则,其中有些是珍贵的。今天,这些珍贵的规则被我们称之为技术的应用科学的主体,那些谬误的规则被称为巫术。

文字,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作出的一大发明。目前已经最早出现的文字是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从这些最早的文字记载中,人们可以知道,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还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并预测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他们承担极为重要的水利灌溉管理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造及维修等等。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祭司的出现还大大促进了各种技艺的发展,因为当时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寺院的需要。

人类最早的学校,也是苏美尔的祭司创办的。祭司和管理人员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能,需要学习文字,苏美尔人在神庙附设置了学校,教授楔形文字和祭司们需要掌握的其它知识。后来,祭司或教士一直承担着人类文明传承者的角色,宗教是人类知识传承的机构。

大学,是宗教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有些人会纳闷,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怎么成了宗教的?实际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这些世界闻名的大学都是教会创办的。大学诞生于被称作“黑暗时代”的西方中世纪。12世纪后期,城市中出现了大学组织,“大学”(Universitias)原意为“统一体”,是教者与学者的共同体,它拥有相对于教会和政府的独立管理权。1158年,罗马皇帝费迪南德一世颁布法令,规定大学是一个不受任何权力影响,可以进行独立研究的地方。大学一般按专业分为神学院、艺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四部分。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都以神学院著名。起初,一名神父在巴黎圣母院讲授神学和逻辑学,形成了一个自由讲学的群体。1150年,依托巴黎圣母院,巴黎大学在塞纳河畔诞生,成为“世界大学之母”。1168年,一批从巴黎大学回国的英国学生创办了牛津大学。1209年,牛津大学的部分学者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逃到了剑桥,创办了剑桥大学。1636年,在美国的清教徒创立了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其后的康奈尔、耶鲁、普林斯顿等知名大学也都是由教会出资创办。

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大科学家都是信仰宗教的。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科学家信教。2004年,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调查表明:美国有40%的科学家信教。其实,这并不奇怪。早在西方的黑暗时代,基督教学校里就在讲授数学、逻辑学、天文学等课程,这些课程是现代科学的基础。教会大学的诞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条件,尤其大学教学包含“授课”与“争辩”两个环节,提倡师生间自由争辩,求真是大学的基本精神。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诞生。人们当然可以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教会的宇宙观,动摇了教会的权威。人们却不能忘记,哥白尼头脑里拥有的一切知识都是来自于教会学校的传授,哥白尼本人也是神学院的神甫,哥白尼的科学成果实为理性主义在教会中长期孕育的产物。布鲁诺也是如此,他虽然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却根源于宗教学术内部的分歧。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上帝是无限实体,万物是上帝的“展开”,是上帝的杰作。人要认识上帝,就要到“上帝亲手写的书”中去寻找。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是用数学写成的,宇宙万物间充满了和谐的数学关系。这些观念,把信徒对上帝的虔诚转化为探索自然的热情,“用数学研究自然”的观点也成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

基督教内还孕育着人文思想。中世纪基督教学校不仅教授基督教神学,还包括“七艺”,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它们对后来的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这就可以解释,文艺复兴何以首先是文学和艺术的复兴。实际上,“人文主义”的最初意思就是指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atatis),它大致相当于古罗马传授的博雅学科(liberal arts)。通过文艺复兴,人不再是匍匐在上帝脚下的被造物,而是上帝的杰作,世间最宝贵的生灵。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尊严获得了崇高的价值。基督教还是“人人平等”的倡导者,它宣称,在主内,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今天,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使人呈现异化的趋势,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是保障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有力武器。

基督教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伟大贡献

1839年11月1日,布朗夫妇在澳门设立“马里逊学校”。该校是近代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第一所学校。在随后的日子里,基督教学校在中国迅猛发展。

1898年,“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拥有155个教会和849个分会,4万余名中国教徒,有初等学校1032所,学生16310人,有中等以上学校74所,学生3819人”。

1912年,全国基督教会举办的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为约14万人,加上当时天主教所办的小学在校学生人数约8万人,以及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外国人在华办学学生总数约22万余人。

1917年,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的学生数占中国学生总数的情况是:初等教育4%;中等教育11%,高等教育80%。

1926年,全国有基督教小学5000多所,中学200所,大学16所,学生30万名;天主教小学和神学约9000所,中学200多所,大学3所,学生50万名,两者合计,共有学生80万名。

中国早期的大学都是教会创办的,如1845年创办的之江大学,1879年创办的圣约翰大学,1888年创办的私立岭南大学。教会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成为近代中国的中流砥柱。如东吴大学有金庸、费孝通、潘汉典、李政道,金陵大学有南怀瑾、方东美、程千帆、陶行知、程抱一、赛珍珠,辅仁大学有王光美、叶嘉莹、周一良、王光英,燕京大学有冰心、周南、黄华、俞大纲、萧乾,圣约翰大学有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宋子文、孔祥熙、顾维钧、荣毅仁、曹云祥、俞大维,岭南大学有陈荣捷、梁羽生、钟荣光、林思齐,沪江大学有徐志摩、李公朴、李道豫等。遗憾的是,所有教会大学都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而合并到公立大学。从此,教会大学在中国绝迹了。更让人痛心的是,它们不仅没有沿袭成为中国近代大学,西方大学的优良办学传统也随之失传了。

中国人失去宗教后,已经呈现出病状

祖辈们凭借着祖先崇拜、儒家伦理、多神信仰得以保持了心灵的健全。近代基督教的传播为中国带来了科学昌明和现代文明的曙光。经历了上个世纪的“文化大扫荡”,所有这一切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丢,被打为“四旧”、“封建”、“迷信”、“大毒草”,甚至一度成为“文化专政”的对象。钦定共产主义为唯一正确的信仰。实际上,祖辈的信仰在一定意义上起了宗教“替代物”的作用。虽然看上去不是很完美,却维持了社会的基本伦理与底线。祖先崇拜,让民众心灵有一个最终的归属,承载了一个人最终的价值。儒家思想,维护者社会基本的道德秩序。多神信仰,惩恶扬善、敦化风俗。基督教则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

随着宗教、传统的覆灭,中国人失去了一切信仰。上帝宣扬的世人之爱被遗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自我主义”横行,社会风俗凋薄,乱象丛生。中国人变得有权就腐败,有钱就霸道,出现了人人为私的世界奇观。文革中,政治人物扯下遮羞布,肆无忌惮地进行迫害;读书人斯文扫地,他们不仅向官员讨好献媚,甚至揭发迫害与自己素无瓜葛的知识分子,把自己“从人变成魔”;普通百姓也被动员起来,上演了一幕幕父子相残,夫妻相讦,兄弟反目,学生蹂躏师长的人伦惨剧。今天,我们的社会仍然在承受由此带来的伤痛:人而无信,相互猜疑,亲情淡薄,自私自利。当官的,只知道贪赃枉法、包养二奶、有意无意地欺压良善。暴富者,鲜有怜悯之心,对弱势群体的处境无动于衷,反而以炫耀自己的财富为荣。中纪委委员康日新家里堆放着7000万欧元、“我爸是李刚”都是社会蕴藏危机的危险信号。更严重的也许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敢于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被消灭了,没有人敢再批评中国社会,中国失去了社会的良心。

自我改良机制就此丧失了。逢此乱世,真可谓:官不官、士不士、父不父、子不子。

没有信仰,人只会变成争权夺利的动物,有知识而无文化。失去信仰的人,没有任何敬畏之心,没有任何行事的准则,为了私利,他不择手段,任何事情都做得出来。即便他得到了他谋求的东西,他也不会满足,他忍受着烦恼的折磨,生活空虚而无意义。人生活的意义不在任何物上,而在于人的灵魂之中。李洪志能够一呼百应,开山立教,正表明中国固有的“文化生态”被破坏后,人们的信仰出现空白的饥渴状况。

恢复宗教信仰,走上幸福生活之路

要医治社会的弊端、补救信仰的缺失,唯有恢复宗教信仰。不仅要提倡传统的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还要鼓励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一些宗教,早已为人类确立了“平等”的理念,比如基督教、佛教。它们都能为建设现代文明国家提供信仰基础。佛教认为人的本性相同,“人人皆具佛性”,这是人类平等的基础。佛教甚至主张众生也是平等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在现代看来,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宗教使人心中产生敬畏,有了敬畏,做事就会遵守一定的规则,产生道德,为社会建立底线。对个体而言,宗教在个人心灵中建立信仰和价值,使生活充满意义。这是个人幸福生活的源泉。

实际上,早在传统覆灭之际,国父孙中山就曾大力提倡基督教。在《日知会与耶教之关系》一文中,孙中山表示:中国“要用基督教作为一个基础,建筑一个新的文化”。孙中山是明智的,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伟大贡献,以及基督教对世界文明乃至现代政治文明的功绩。孙中山皈依基督教了,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在生命弥留之际,孙中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

本文来源:信力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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