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忠转自博讯网
好友Dibola为了办出版社的事想去洛杉矶一次并邀我同行,我欣然答应。因为当日赶回San diego肯定有困难,所以商定在罗省住一晚上。事先我打电话给莫逢杰先生,告诉他我们打算在4月28日来罗省到他家落脚的事，他表示了由衷的欢迎。
老莫是我同病相怜的好兄弟，我们是为了”为五七老人维权,右派工资索赔“认识的，我们都是右二代。老莫的父亲是留学美国的医生，1956年满怀报国的理想回到祖国,没想到回国一年不到就被打成右派关在监狱里，而且就在要” 释放”的前几天又被打死在监狱！留下的是被内定为右派的娇妻和七,八个嗷嗷待食的孩子。老莫自己也在高中还没毕业时被打成”反革命”送去黑龙江省劳改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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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和Dibola去卧室睡觉时在书桌上看到了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发黄的照片，那是一个俊美男子的艺术照,一问果然是老莫的父亲！“改革开放”后老莫全家人几乎全来到了美国,他的老妈现在已90多岁高龄也住在附近，这是老莫比我幸运的地方。1957年我的老爸被劳教23年,文革中母亲在单位被批斗而”畏罪自杀“，死讯一直都不敢告诉在劳教中的父亲…..一直到1979年父亲”右派改正“回到上海,他才有机会去无锡参加了母亲单位举办的“猫哭老鼠”追悼会。
4月29日上午我和Dibola匆忙赶到位于加州理工学院旁边的公司总部，和董事长洽谈了业务,在公司吃了工作午餐。回去的路上Dibola说”时间还早,想顺路去看望俞伯伯。“我已到了随遇而安之年,心想”Who怕Who？去就去吧！“谁知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兜了近三个小时才到了俞伯伯的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
俞伯父母都是80多岁的老人童颜鹤发慈眉睦眼，他们早就焦急的等在门外，我们刚坐定,俞伯母就把美味可口的海鲜饺子亲自端到了我们六个人的面前，俞伯母的腿已行走不便，这让我深受感动，我感到这是老人对我们的爱。我们边吃边聊，Dibola先对俞伯伯说:“我是流着泪看完俞牧师的传记的,每次看我都要流泪,你父亲是我最敬爱的教友。”话题很快的自然而然的转到了俞伯伯的父亲俞成华牧师的身上。
俞伯伯（俞崇信）是俞牧师的二儿子，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那是1956年1月(他已不准回家五个月了)的X天,他突然被放回家。他知道这是政府要整父亲和其他教会负责人的前奏，当他刚把这消息说完,二十年来尽心操练与神同在的父亲又沉着又刚毅地以主的回答作回答：“它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俞伯伯的话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那时我不满十岁,只记得上海市到处贴满了“几个公安人员拿着枪对着一个举着双手从地下室里钻出来的人”的画，据说那是钻进教会的反革命份子龚品梅！现在知道那是1955年继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后在宗教界里开展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先在天主教,后在基督教。龚品梅是天主教徒,俞医生是基督教徒。
俞医生在1956年1月底被捕后被关押共约70天(教堂20天,监狱50天)政府干部强迫他交代平时一位互敬互爱的兄弟,但他始终一言一字不交代。每天晚上都是白卷一份摊在桌上。面对政府官员的拍案怒吼，他始终泰然自若地回答：“我俞医生，饭吃得下,觉睡得着,良心平安!”在教堂关了20天后,政府说他抗拒交代。”为了进一步帮助他”，把他押送到监狱作拘留审查;这所谓的帮助是“车轮转”。据说在监狱的五十天内,竟昏迷了三次,他还是不交代。
俞医生第三次昏迷后,眼看活不成了,监狱医生说,他活不过24小时。当局可能想:若本人无罪,又死在监狱，将来毙命之责由谁承担?立即电告俞医生夫人，叫她赶快“保外就医”，好叫他死在监外。约21小时后,即4月13日,俞医生终于实践了“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俗话说“时过境迁”，“时间是最好的疗伤剂”，但在俞伯伯一个多小时的讲述中我看他老人家始终沉浸在回忆的悲伤中。一直到送我们离开，他始终没有听劝进一点晚餐。
集“三权”宠爱于一身的习近平如果不能跪下真心诚意的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认罪道歉求得老百姓宽容的话，什么“中国梦”，“民族梦”都只是一句空话。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