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海明 转自 博讯新闻网
赵紫阳去世，举世同悲。一悲他的主张不能在中国实现，二悲他的自由被非法剥夺直至终身，三悲国人在他身后依然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悼念他的权利。归根结底，这是中国的悲剧，根源在于中国没有走上赵紫阳所主张的变革道路，没有实现赵紫阳所设计的政治制度转型。
赵紫阳多方面的历史贡献
赵紫阳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第一，他开辟了中国走向经济繁荣的道路，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总工程师。第二，他举起了中国政治变革的旗帜，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总设计师。第三，他张扬了良知和道义的高尚人格，是中国道德重建的历史楷模。从经济发展，到政治转型，再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重塑，赵紫阳留下的遗产，极为丰富，全面地昭示了中华民族未来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
其中，他的有关政治变革的思想和实践，是中心的一环。这是因为，首先，赵紫阳有关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思想与实践，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也是将他的经济改革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以及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区分开来的根本特点，就是他强调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相互配合，通过政治改革促进经济改革，也通过政治改革来纠正单纯经济改革的缺失。其次，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宁肯牺牲一切权位和自由的道义、风骨和人格，也是根源于他对于中国的民主法治政治变革的理念和承诺。同样是这样一种理念和承诺，把他与邓小平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区隔开来，促使他在面对人民抗议的时候绝不可能选择镇压，而是选择「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从这些联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改革在赵紫阳思想中所占的中心地位，决定了赵紫阳的命运；而赵紫阳那种毅然决然与为了中共一党之私而顽固拒绝政治改革的邓小平分道扬镳的历史行动，更加凸现了他作为中国政治变革旗帜和象徵的历史地位。
亲身了解的赵的政改理念
我是从一九八六年九月开始了解赵紫阳有关政治改革的主张的。当时，赵紫阳组建了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专门研究如何设计和推进政治改革。我自办公室最初组建即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政治改革是赵紫阳施政的重心。他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向中共十三大所作的报告，当然集中体现了在他领导下中共所接受的政治改革的基本蓝图。十八年过去了，赵紫阳的十三大报告，迄今仍然是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独一无二的一份真诚的政治改革纲领。就其所承诺的政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这份文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然而，这份文件并不能完全代表赵紫阳政治改革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原因很简单：这是赵紫阳作为中共总书记所提出的一份官方报告，在酝酿、起草、讨论和通过的过程中，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决策过程，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讨论、质疑和批评，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妥协和让步。作为这份报告的起草参与者，特别是作为其中政治改革部份的两位起草人之一，我深深了解，在这个过程中，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思想，不得不与当时党内大老弄权、官僚抵制的可悲政治现实做出相当的妥协。没有妥协，连这样一个文件也不可能问世。反过来，没有赵紫阳对于政治改革的坚定承诺和深刻思考，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下，在一连串的妥协和让步之后，更不可能产生这样一份真诚而深广的政治改革纲领。可以说，赵紫阳十三大报告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论述，固然有其局限性，而恰恰是这种局限性，反而突出了赵紫阳本人（而不是十三大报告作为中共文件）在政治改革上立场之坚定、理念之清晰、思考之系统、实践之认真！
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的详细记载
对于赵紫阳的这些理念和思考，我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一九九七）一书中作了尽可能详尽的纪录。这本厚达五百六十页的书，材料来自于我当年参加赵紫阳所组织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时的工作笔记，完全是原始记录。从这些记录中，读者应该可以看到，赵紫阳在高层次的内部会议上如何发表他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看法；也可以看到，赵紫阳有关政治改革的意见是如何遭遇来自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此书当年出版之后，赵紫阳特意找人不止一次带话给我，表示这本书的记录是忠实的，他对此是满意的。
有人不了解赵紫阳却强作解人
在他晚年的软禁生活中，与并不多的客人之间，他也常常提起这本书。这从他与老战友宗凤鸣先生的谈话当中可以看到。据北京友人转告，当年刘少奇的秘书、前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村改革的大力推波助澜者姚力文先生，看了此书之后说：政治改革是赵紫阳的伟大贡献，赵紫阳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矣。八十年代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的刘宾雁先生，看了这本书之后，也多次写道，他对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政治现实条件下赵紫阳能够这样推动政治改革而印象深刻。甚至，被称为江泽民智囊的刘吉先生，也曾当面对我说：这本书为中国做出了历史贡献。我理解他想说的实际上是：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思想和实践对中国做出了历史贡献。我在书的前言中早就说过：我不是这本书的作者，真正的作者是赵紫阳、鲍彤和参加了八十年代中国政治改革设计与实践的人们。现在，当赵紫阳去世的悲痛时刻，我要再次强调这一点。
由于这本书出版之后立即列入中共禁书黑名单，难以进入大陆，它在海外的发行也并不广泛，因此，在这本书出版已经将近八年之后，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还是很少很少，了解赵紫阳政治改革思想的人还是很少很少。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这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有人明明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但却偏要强做解人，对赵紫阳的思想遽下判断，说什么赵紫阳顶多搞了点儿经济改革，没有搞过政治改革；或者说什么赵紫阳的政治改革不过就是有一点儿想法，不能触及一党专制的要害，因此赵紫阳不能算是有民主思想的人；还有人宁愿根据小道消息而不是真实的历史材料来作结论，硬要说赵紫阳主张什么「新权威主义」，等等。对于那些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说的人，我想不必去和他们纠缠；对于那些不懂得谈论一件事情先要弄清相关历史事实的人，我劝他们首先了解一点历史事实，不要在不具备基本资料的情况下妄谈那些对于中国和历史都很重要的话题；对于那些了解了事实之后对事实有不同解读的人，我愿意和他们交流、沟通、讨论甚至争辩，大家共同增加对于赵紫阳政治改革的思想和实践的了解与理解。
对中国政改的历史承担与系统思考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区区一本书，即使是当年改革讨论的忠实和详尽纪录，仍然不能涵盖赵紫阳全部的政治改革思想和实践。这不光是因为一本书的容量有限，一个人对情况的了解也很有限，而且是因为：第一，我那本书，基本上没有去纪录在公开文献和不公开的中共文件中当时已经成文的有关政治改革的内容。换句话说，当时出台的政治体制改革政策，也就是赵紫阳当年主持的政治改革的主要实践步骤，这本书并未涉及。第二，赵紫阳当年谈论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不仅仅是在我所参加的这些会议上，一定还会在其他更多场合有所表达，那也不是我所能够了解和记录的。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赵紫阳对于政治改革有不间断的思考，决不仅仅限于一九八六年九月到一九八九年二月我所纪录的那一时段。我们看到，早在一九八四年或八五年，赵紫阳已经就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有所思考，并为此写过一封信给中央领导层，要求制度化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封信后来居然被歪曲成赵紫阳攻击胡耀邦的动作，混淆视听莫此为甚（编按：该信写于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见开放杂志一九九七年元月号29页）。
我们也看到，在一九八九年五月，赵紫阳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思考，已经达到了超越一党制、探索多党制的高度，这有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的回忆为证。最近，在赵紫阳去世之后，戈尔巴乔夫发表谈话悼念赵紫阳，再次确认了这一历史事实。我们还看到，在被非法废黜之后出席中共中央领导层批判他的会议时所做的发言当中，赵紫阳坦诚地回顾了他对政治改革的认识过程，继续强调人民的民主权利。很明显，他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所谓「六四自辩书」（这里沿用海外坊间对这一讲话的习称），既是对我在那本书中记录的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的回响，也表现了他在经过了不惜抛弃最高权位而坚持民主理念的历史举动洗礼之后的思想升华。我们更看到，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之后长达十五年零八个月的软禁生活中，赵紫阳不仅毫不动摇地坚持民主改革的理念，而且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思考。这在宗凤鸣先生和杨继绳先生前不久在香港出版的相关回忆和访谈中，有部份的记录。所有这一切，都在真切而坚实地表明：赵紫阳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有多么坚定的历史承担，有多么深入的系统思考。
同样，赵紫阳在政治改革上的实践，也一样坚定和深入。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不可能全面、系统、深入地总结和评价赵紫阳的政治变革思想与实践。就思想层面而言，赵紫阳对于民主制度的承诺，赵紫阳对于一党专制的剖析，赵紫阳对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向往，赵紫阳对于法治国家特别是独立司法的追求，赵紫阳对于公民权利的强调，赵紫阳对于工会要代表工人而不是政府的利益的理解，赵紫阳对于制度、法律和程式的尊重，赵紫阳对于滥用权力和官员腐败的深恶痛绝，赵紫阳对于苏联改革的真正借监，赵紫阳对于世界政治主流文明的了解和学习，等等等等，都需要多方面的研究和论述。
就实践层面而言，赵紫阳对于差额选举制度的引进和推广，赵紫阳取消一系列共产党权力机关（包括所谓政法委员会、政府党组等等）的大刀阔斧动作，赵紫阳使用党组织属地化等一系列措施来改造共产党的举措，赵紫阳推广一长制和工人代表大会相结合的企业体制的政策，赵紫阳对于媒体自主、创作自由等的尊重，赵紫阳引进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决策，赵紫阳建设人民代表大会为现代议会制的尝试，赵紫阳对于透明政府乃至「政治公开」的推动，赵紫阳强化多种监督渠道的努力，等等等等，也都有待发掘、梳理、理解和研究。也许，今天中国已经永远失去了自上而下实行稳健的政治制度变革的机遇。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和道路来实现；也不等于说，自下而上的人民民主革命就不需要在转型动力、转型战略和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继承赵紫阳的思想和实践。在任何意义上，赵紫阳有关政治变革和制度转型的思考与实践，都是中国未来政治民主化的宝贵精神、智慧和政治财富。
何况，赵紫阳还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转型留下了最为宝贵的道义资源和人格财富！一九八九年五月，赵紫阳为了坚持民主、法治的原则而弃皇位如敝履，进一步升华了他的政治变革实践！是的，就政治变革的实践而言，赵紫阳是失败者。但是，他以中国最高领导人之身，殉中国政治制度民主化变革之道，这种境界，就远远不是什么成功或者失败所能涵盖的了。古人云：上者立德，次者立功，再次立言。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民主化转型，赵紫阳三者皆立：一九八九年以身殉道，是立德；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推动政治改革，是立功——当然，这是未竟之功（至于经济变革方面，赵紫阳更是为中国立下了不朽功业。）他关于政治制度变革的持续思考与论述，对于人们理解中国政治制度及其转型具有深刻的智慧启迪，是立言。因此，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旗帜，非赵紫阳莫属。举起这面旗帜，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并向着民主制度转型，这就是后死者不能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