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转自醒客网
今天，在广阔的中国农村，学校课堂是什么样子？而那些课堂又预示着中华民族怎样的未来？
今年（2009年）8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向社会公布。眼下，对教育的各种谈论颇多，但对日益荒漠化、边缘化，甚至异化的农村教育，却关注甚少。 当下的中国农村，无论是从社会治理、伦理价值、生活形态，还是物质层面的田野耕地、树林植被、水利设施、文物陈迹等方面，都被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所牵引，呈现出一种加速“消失”的状态。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乡村教育亦呈现出一种与上述现象相应的吊诡异象。 村民外出打工，带走了自己的生活，也“带走”了乡村的社会。在社会异化与留守儿童“失守”的过程中，偌大的中国乡村，已经快放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了。
今天的源山学校，还剩下4个班，但全校学生不及城里学校的半个班的数量——只有区区41个学生；最少的一个班是四年级，只有8名学生
“饥饿”的校园
今年56岁的江阳生，已经在自己村里的学校教了23年书了。 2003年下学期开始，他成为源山学校的校长，当时，这个学校还有6个班，约200多名学生。但半年之后，乡镇办了中心小学，学校的五六年级全部迁入那里，进一步加速了这座日渐式微的乡村小学的衰落。
源山小学是湖南祁东县白鹤镇的偏远山村小学之一，为国民革命军17军军长、陆军上将、原代理湖南省主席周斓先生于解放前所创办。据闻解放前，县城的干部很多都在这里读过书，时名汝旺学校，曾名噪一时。 今天的源山学校，还剩下4个班，但全校学生不及城里学校的半个班的数量——只有区区41个学生；最少的一个班是四年级，只有8名学生。
“濒危”的乡村小学
35岁的屈湘祁刚刚担任四年级的班主任。一个星期前，他从镇中学调来这里支教，使学校师资“激增”了20%——从4个变成5个。他的出现，让原本“包班”的校长减少了一半的教学负担。记者过去采访时，他正在给8个孩子上语文，他跟孩子们说，“你们都该买一本新华字典了。”新接手这些孩子，他发现他们的基础都很差。 53岁的江湘生是二年级的包班老师，习惯用大嗓音上课的他，每天上完6节课后，都感到筋疲力尽，上课的时候学生们不听话，或是接受知识慢一点，他更是心里着急。 年迈的老师构成了乡村小学的“主力军”，精力不济、知识更新较慢成了阻碍教学发展的重大障碍。同属白鹤镇的荷花、云霞、桃红、源山、排山、鸣鹿等小学，师资状况更为糟糕，有些连基本老师的编制都不能满足，该县消失多年的“代课老师”又重返讲台。 代课老师是另一种形式的、“体面”的“农民工”，但他们每月只能拿到300元钱的微薄工资。每天上课回家后，还有农活与家务等着要做，备课、改作业能否得到保证可想而知。据说，有些学生的作业长达半个月都没有改过，有些作业也是改得错误百出。 记者来采访前的一个星期，县教育局刚刚对白鹤镇的义务教育作了一个调查。他们发现，一些偏远的小学，很快就要面临没有老师上课的局面，如云霞小学，4个班，公办教师2人，代课教师2人，最年轻的也有40多岁了。如果局面不能改观，可能出现与该县离县城3小时车程的最远边界地区小学一样的尴尬局面：一个老校长，带几个代课老师上课。 调查组还发现，乡村小学大部分只上语文、数学课，其他课虽上了课表，但都没有开课，乡村学校连带班的老师都无法满足，更无从谈何来美术、音乐、体育等专业课老师。教育局调研的官员说，城里的小学高年级按要求全部开设了英语课，乡村小学全县几乎都无法开英语课，就算个别学校开了课，上初中去纠正孩子们错误发音要付出的代价甚至更大。
“失守”的留守儿童
与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湖南的大部分农村都是人多地少。年轻力壮的父辈绝大部分都要外出打工，但大多数都没有把小孩带出去跟随在身边。不是父母们不愿意，而是相当多的农民工并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年四季，到处漂泊，带着孩子在外头上学，根本就不现实。 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父母选择了把孩子留给祖辈或者其他亲友照看。中国的农民工，为了生计，为了培养下一代，表面上牺牲的是亲情的离析，家庭的“不完整”，但最根本的是，他们为了孩子的教育外出打工，反而牺牲了孩子的教育。 四年前，县教育局的有心人士专门针对留守孩童问题对一所城关镇中学、一所乡中学和一所村小学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三所学校留守孩童占全校学生的数量均达到40%~50%。主持这项调查的县教育局基教股负责人凡非说，根据他们的摸底，事实上的数量还远不止于此。而且，最近几年还在呈明显上升的趋势。 这项调查显示：留守孩童中优秀学生的比例要低于有父母在身边的孩童至少10个百分点，而中下学生的比例却高于后者达到25个百分点。 调查还发现，留守孩童在人格培养上非常缺乏，兴趣狭窄、厌学、缺乏自信、意志薄弱，并不同程度地表现抑郁、冷漠、怯懦、自卑、狭隘与偏激的心理问题。留守儿童中，相当多的学生品行不端正，甚至离家出走，聚赌斗殴，状况令人堪忧。
被掠夺下的生源危机
白鹤镇是离县城最近的一个镇之一，322国道穿越全镇蜿蜒而过。县教育局的调研发现，322国道沿线的学校平均班额达50人，白鹤镇中学平均班额更是高达84人，而地处偏远的几所小学，平均班额仅10来人。 国道边的学校生源富足不过是城镇学校生源、师资发生集聚效应的一个缩影。此间教育界人士普遍承认，早些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造成农村学校生源减少的客观原因之一，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农村的生源这些年迅速向县城、地级市与省城以及其他大型城市流失。 除了父母外出打工带走了一部分生源，更有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县城学校去读书，使得县城的学校班额严重超标，前一时期更是曝出一个班高达130多学生，几个学生共用一张课桌、拥挤在一个狭窄的教室里的新闻，而乡村学校生源，却处于极度的“饥饿”状态。 最近这些年，地级市衡阳以及省城长沙的一些学校把目光聚集到了“广阔农村”，他们达到了对县城初中与高中尖子生了如指掌的地步，一旦发现目标，就现场设考场直接招走。 尖子生被掳掠，成了这个县城老师们最为担忧的事情。应试教育的尖子生，是这个教育体制下最珍贵的资源，亦如同浮在水面上的一层薄薄的油。
对于此间师德师风的败坏，有不少人士把它归结于社会风气的败坏，也有人把它分析为这些老师对自己的“投资行为”的“交割”
一个县城的新“师说”
记者来到祁东县城采访的前两天，县教育局的党委书记与一位副局长在局里的会上被检察机关带走。更早的时候，县教育局的原局长已被有关方面抓捕。 这个曾为衡阳地区财税收入首屈一指的县城，今天已经全市“垫底”了。原县委书记在这个县城执政前后长达十年，人称“祸害一方”，这个窝案被爆出之后，人心称快，老百姓希望，祁东能通过从严治吏找回过去的那些荣光。 此刻的祁东教育界，已经被异化了多年，人心思变。但也有不少人流露出深深的担忧：今天的师德师风已经堕落如此，怕是积重难返了？ 有老师对记者说，昔日是清水衙门的教室学堂，今天已经变成了人心险恶的名利场。 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无数令人扼腕的现象被人无数次的提起。一个中学副校长跟我说，乡村中小学的班主任没有愿意当，我们得求着老师当班主任，但县城的老师为了争当班主任，挤得头破血流，向校长送财送物，甚至找教育局的领导，市里、省里的领导打招呼，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旁边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城里的一个班主任，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一二十万元，乡下的班主任，只会更加多操一些心。他向记者指点迷津，在县城读书的孩子，家庭条件都比较好，一般的班主任，都会在自己家里或学校旁边租房子“家养”不少学生，一年一个学生近万元，一年下来的“家养费”收入就相当可观。 “乱办班、乱补课、乱收费”是当下教育界的“三乱”。有的老师，上课的时候甚至留一些“保留节目”用于收费性补课时候来讲，于是逼得家长都只好把学生送到老师那里去开“小灶”，最后，补课反而成了学生的“正课”。还有一些老师，甚至对参加了办班补课的学生的分数打虚假高分，学生被家长检查起来却一问三不知，家长根本无法知晓学生的真实学习状况。
此外，班主任还掌握学生座位的调配权。这个权力，没想到也可以用来寻租。一个老教师对记者说：“有些老师，上午收了家长的钱，下午就把座位给学生换了。现在老师在社会上的声誉，已经跟这里的医生差不多了。”此言之意味，不禁让人哑然。 对于此间师德师风的败坏，有不少人士把它归结于社会风气的败坏，也有人把它分析为这些老师对自己的“投资行为”的“交割”。 据闻，前几年，县里的高级中学，一年要从下面调上来几十个老师。一些当权者用调动老师来敛财，一个老师从下面调到县城，平均要花费两三万，祁东坊间，流传“按距离收费，800元钱一公里”的戏谑。 知情人士说，县里几所高级中学，都有把小学老师调去做高中老师的现象，有些老师上课，学生叫苦不迭。 从外地调来县城的老师，为了收回投资，会通过各种方式向学生大肆敛财，以期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
非洲民谚说：“培养一个孩子，需举全村之力。”希拉里·克林顿的新书名语出于此，她的意思是整个“地球村”应当“举全村之力”来关注儿童教育。事实上，“举全村之力”放在中国的农村无疑更为贴切，因为这是一种现实写照
举全村之力
阿杰上学的那天，全村乡亲买来了一箩筐的鞭炮，一路浩浩荡荡地把他送到数公里之外的镇上，然后去县城坐火车南下广州上学。 阿杰得到了全村乡亲们给予的全部荣耀，因为他是这个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自然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那一天，村里面与阿杰家有血缘的、没有血缘的，相亲的、相疏的，甚者是有矛盾的，都放下芥蒂过来庆贺了。一起凑钱买鞭炮送阿杰去上大学，是这个老村庄极少“举全村之力”共同做的一件事情，自打人民公社解散之后，这个村庄已经极少发生集体行为。 “分田到户”之后，中国的农村由原来的极端的“集体化”走向另一个反面，日渐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状态。 阿杰所在的村，是一个微缩了的中国农村的图景。这些年，阿杰过年回家，看见村子里每年都在发生一些变化，除了前两年村子的路变成了水泥路，其余的都是“坏消息”：如农田水利失修越来越严重；成片成片的耕地被荒芜；流过村前的小溪被一些村民种菜而人为拥塞；村口的良田被用来建房子；就连家门口的水塘，也被垃圾与塘泥堆积而在一天一天的消失…… 在农家人的眼睛里，孩子离家乡去越远的城市，就越有出息，乡亲们希望自己的子弟在市里、省城找一份工作，如果能在上海、北京谋一份职，那更是家族与全村的荣耀。 非洲民谚说：“培养一个孩子，需举全村之力。”希拉里·克林顿的新书名语出于此，她的意思是整个“地球村”应当“举全村之力”来关注儿童教育。这是一种期盼。事实上，“举全村之力”，放在中国的农村，无疑更为贴切，因为这是一种现实写照。 阿杰以及阿杰之后考上大学的孩子，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农村教育与中国三农问题的一种关系。他们的生活背景大致是相同的：一个数口之家，父母带着两三个孩子（可能上面还有老人需要赡养）。为了供孩子上学，父母中的一个或者是双双外出打工做苦力（是为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把几个孩子陆续培养到初中毕业之后，此时，父母可能年纪已大，干城市里的苦力活越来越吃力，无力再供所有的孩子继续上学，只能让家中的一个男孩或成绩最好的孩子继续去念高中，其余的孩子无论成绩好坏，都很可能面临辍学，并继承“父业”外出打工，供唯一的兄弟或姐妹上高中，考大学。由此，这批因此辍学的孩子，形成了有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的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群体。 阿杰每次回家，都感觉到家乡有一种越来越遥远的感觉，其中不仅仅是感觉村子里的人情冷暖不再如故，更是感觉到中国的农村社会在加速“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