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徐田 转自博讯网
今天早上一起来（多伦多时间的1月4日上午应当是北京时间的1月4日晚间），笔者将本人前天发出的标题为“斗胆给习近平总书记提两个具体的建议”的博客文章在新浪微博中搜索，想看看博友们对此文的评价。忽然发现，昨晚还有大量博友将此文转发到新浪微博，但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抱歉，未找到相关结果”的提示。再用“习近平”三个字检索，依然是这个提示，难道说“习近平”也被微博封禁了？进而，笔者再转回到新浪博客，才发现，笔者的“斗胆给习近平总书记提两个具体的建议”一文，也被加密了。
再回到新浪微博，笔者进而发现，不禁“习近平”的检索结果被微博封了，“胡锦涛”、“李克强”等12月底刚刚解禁才10来天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名字，也全都在微博上检索不出结果了。笔者知道的，手机上的微博程序和电脑上的不一样，是不是手机还没有封？一查，果不其然，在微博手机版上，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依旧和过去一样，仅仅是“温家宝”的名字被封，其余都很正常。看来，一夜之间的变化还很匆忙，封禁的指示还没有彻底落实到位……
我想，历史一定会记住2013年1月4日这一天的，因为在这一天里，中国媒体中所体现出的政治气候变化，实在太滑稽了。
在这一天，前《南方周末》的几十位记者编辑就“新年献词事件”发表公开信，要求事件当事人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引咎辞职，并公开道歉。但就在同一天，环球时报却发出了“有必要冷静思考《南方周末》事件”一文，并警告说，中国媒体要接受新闻审查制度，所有媒体人加入媒体行业时都要考虑清楚。但也在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就此事回答记者提问时，却否认中国有新闻审查制度存在，并称政府充分保护新闻自由。
也就在同一天，1月4日上午，《炎黄春秋》编辑部透过其官方微博表示，其网站已于当日上午9时被关闭，这不禁让人们联想到，这大概与该刊元旦发表的新年献词《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有关。但接下来的新闻报道则显示，其实早在去年12月31日，也就是《炎黄春秋》的新年献词发表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备案系统”就已经给该网站发送了短信和邮件，称其网站已被注销。北京通管局1月4日下午则表示，这是由于由于《炎黄春秋》未及时更新备案信息，“在当地通管局办理相关备案手续之后，即可开通”。看来，这或许仅仅只是一个偶然的个案，与政治无关。
还是在同一天，中共在北京召开全国的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在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的条件下，要树立政治意识，要有“正确的立场、鲜明的观点、坚定的态度”。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在2013年1月4日这一天里，前不久刚刚开禁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姓名之微博检索，可能又重新被封禁了。但笔者依然抱有幻想：也许，这一“高层领导人姓名之微博检索”之封禁，仅仅只是一时的技术操作失误？因为新浪微博的手机版，并没有重新封禁。所以，我们有必要再观察几天，看看明天的1月5日，后天的1月6日，中国的媒体会透出什么新的信息出来？
在本文最后，笔者要通过本人博客文章被加密的这个远远要小的事件，来进而谈谈为何2013年1月4日，的确是中国媒体值得记住的一天。笔者这位不常写博客的非知名博主，1月2日之所以写了这篇“斗胆给习近平总书记提两个具体的建议”的博文，是感觉到《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所涉及到的宪政问题过于敏感，这样的题目太大而且并不内容不具体、可能很难被中国当局接受。所以，笔者作为一位移民加拿大10几年的老移民，才想到了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些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建议。笔者的这篇“斗胆给习近平总书记提两个具体的建议”博文就是基于这个想法写下的。
不料，此文却意外地被新浪博客作为首页推荐，进而，此文还被列入了1月3日打开当天其他任何新浪博文的推荐列表之中。于是一天之内，此文的点击量居然高达3万。这是笔者的绝未想到的，因为笔者其他博文通常只有几百、上千的总点击量。可见，直到2013年1月3日，至少新浪的编辑们都认为，笔者的这篇文章是没有任何问题并值得推荐的，怎么到了1月4日，此文就要立马被加密呢？我不明白，这一天中国政治的风向，是否发生了某种变化。
以下是笔者的这篇“斗胆给习近平总书记提两个具体的建议”博文之主要内容：
一个建议是提出了中国目前维稳的法制思路：鉴于中国上访问题中拆迁征地问题不仅在数量上过半，而且涉及的金额也最大，所以中国应当设立《拆迁征地法》。其基本出发点是，任何契约签订的双方，如果实力不均衡，将一定导致不平等的条约，犹如当年晚清政府与海外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以，目前地方政府连同开发商与单个拆迁征地户签约，是很难达成公平契约的。为此，必须仿照目前中国目前正在推广实施的“工资协商制度”之集体合同，来以法律的形式促成开发商与拆迁户集体签约。在集体签约之前，地方政府之土地财政必须公开透明，政府的所得与拆迁户的整体赔偿金额，必须事先协商出一个固定比率，这样才能保证地方政府与拆迁户的利益一致，并与开发商的实力均等，才能导致公平契约。这样的立法显然能保障拆迁征地民众的权益，并显然吻合“三个代表”中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和谐思想。
另一个建议，则是提出了商讨解决中国官员财产公示问题的新思路。为此，从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民主传统出发，笔者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再召开一次全国县委书记以上“七千人大会”。1962年中共召开的“七千人大会”虽然并未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并提出体制改革的思路，但毕竟加强中央政府与基本干部的沟通，倾听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从而导致中央政府不再坚持高指标的极左错误，中国当时的经济困难局面，也从这次会议之后迅速得以恢复。所以，中共中央在新形势下解决贪腐问题，也有必要再召开一次“七千人大会”。解决贪腐问题的核心，并不是简单地惩处贪官，更重要的是各级官员要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共同商讨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目前存在着哪些制度上的漏洞需要堵住，这才是廉政建设的关键。但愿再召开一次“七千人大会”，能够让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讲真话、提方案，以找到治理中国目前贪腐问题愈演愈烈之顽疾的方法，这包括但不限于财产公示。
我迄今也不明白这两个具体建议有什么不妥，新浪网在首先推荐此文到博客首页之后，为何后来又要将此文加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