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鹏转自议报：
汝昌盛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国，不仅有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一批上访维权的下岗工人成为创意大师。民间说“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现在上网也不好使了，网上维权已经升级到创意版。没有创意的上网，得不到网民的围观，就得不到传统媒体的呼应，进而得不到领导的“高度重视”。在中国，解决任何问题，都要靠领导“批示”，没有创意的维权是得不到领导“批示”的。
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期间，又一个下岗工人创意大师产生了。2012年11月12日，中国大陆天涯、猫扑等多家社交网出现一个内容基本相同的帖子，但标题不同。一则标题是以“南京大屠杀，鬼子杀我30万同胞”为引题，主标题为“辛庄大屠杀：又杀我30万对海参宝宝”；另一则标题是“暴力强拆——杀光、抢光、铲光”。
“鬼子”是谁？2012年8月17日8时许，山东招远市国土局副局长杨桂杰和辛庄镇副镇长吴清文带领300多人，像“鬼子进村”一样闯入陈秉红的海参育苗场，他们绑架了陈秉红的爱人孙福亮等五名亲属及一名邻居，塞进警车押到当地公安派出所。8时30分，陈秉红从龙口市中心医院打车回家取钱给弟媳住院生孩子用，她看到现场有警车、救护车、客车、铲车、挖掘机、高压电力抢险车和数辆摘掉牌子的车辆，并得知亲人被抓走，马上打电话向“110”报警求救，“110”不但未出警，她自己也被塞进警车押到派出所。他们被限制人身自由5个多小时，直到下午1时多被释放。这时候孙福亮夫妇发现自己的海参育苗场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池塘里的30万尾海参被活埋，地面价值千万元的厂房被夷为平地，几百万的设备和物资被洗劫一空，家人的身份证、孩子大学入学银行卡等证件、现金、首饰、衣物、食物、生活用品，所有东西都被掠走,导致他们无家可归。
孙福亮与陈秉红夫妇曾经都是下岗职工。2001年，省政府大力扶持海产品养殖业，政策宽厚，审批手续从简，他们响应号召，集家族之财力，来到辛庄镇东良村与村委会签订了30年承包合同,租用29亩海滩地建海参育苗场，先后投资500多万元用于基础建设。现在招远市要在海滩建设“金都海天大世界”旅游项目,市国土局与陈秉红夫妇洽谈拆迁补偿问题时，要给360万元，并在另地加批十几亩海滩地，陈秉红夫妇接受了这个条件。2012年5月25日，国土局副局长杨桂杰与孙福亮达成协议：“将委托有关机构对其资产价值进行评估，经双方协商在补偿金额都能接受且于2012年6月15日前全部付清给孙福亮的情况下，孙福亮同意于2012年6月16日拆除育苗场及相关设施。”但是，招远市政府违背协议中的承诺，在没有财产评估、没有兑现“加批”海滩地、没有双方“都能接受”、没有兑现一分补偿款的情况下，使用了流氓和黑社会的手段，一边通过“中间人”逼迫孙福亮另签补偿协议，一边在22天内连续下达了违法占地处罚、违章建筑处罚、环保罚款、听证会和行政复议的通知，在孙福亮夫妇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进行了暴力强拆。
孙福亮的“大屠杀”，属于“标题党”类型创意；天津女民工模仿外交部发言讨工钱，属于“移花接木”类型创意；抚顺市老汉站在自家房顶上举国旗阻挡暴力强拆，属于“爱国主义”类型创意；湖北十堰下岗工人彭宝泉策划“女子卖身救父”救出被关精神病院14年的上访人郭元荣，属于“娱乐至死”类型创意。无论什么类型的维权创意，只有摸到受众的“兴奋点”才有“卖点”。孙福亮“大屠杀”帖子的“兴奋点”在“仇日”上，融进了“南京”“鬼子”、“30万”、“三光”等历史元素，容易吸引“保钓”愤青的围观。彭宝泉“女子卖身救父”帖子的“兴奋点”在“孝”字上，为了对父亲尽孝心而不惜卖身，其创意融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同时还有“年轻美貌”、“有文化”、“处女身”三个价值取向要素做支撑，这样的创意能不给力吗？
“女子卖身救父”是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毕竟还是谎言，加上“善意”二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像一个医生欺骗一个癌症患者一样。彭宝泉面对当今社会“被精神病”这个癌症，他不得不策划“新闻点”，以引起更多的人来围观，再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虽然，彭宝泉的谎言没有法律上的“恶意”，也不对网民造成伤害，在“公共利益”成为我国立法原则的背景下不会受到法律追究，但是，依靠“黑色幽默”来维权，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现象。
创意是一种高智商的脑力劳动，其知识和信息准备、运用过程及其复杂，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本应该是文化传媒公司和公关策划公司干的活，现在让下岗工人来完成，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是谁把孙福亮式的维权下岗工人逼成了创意大师？
一、根本不存在的“法治国家”，逼迫维权者成为创意大师。信访办这个机构本身证明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在法制国家，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为主要的形式，而中国的信访制度，是继承了封建社会告御状的文化传统，试图用行政权力救济替代司法救济，人治色彩浓厚，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从体制上动摇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中国的上访案件绝大多数是涉法案件，各地司法腐败导致公民不能得到正常的司法救济是其主要原因。彭宝泉策划“女子卖身救父”救出的上访人，从被关进精神病院到被放出都是靠领导的一句话“批示”。
二、根本不存在的“正常上访渠道”，逼迫维权者成为创意大师。笔者曾经在《民主中国》发表的“美国驻华使领馆成为正常上访渠道”一文中说到，所谓的“正常上访渠道”是指通过当地政府信访办向当地领导反映问题，但信访办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部门，只能在上传下达、左右协调过程中充当“控访办”和“截访办”，他们的职能就是把秦香莲的上访信转发给陈世美。在很多信访案例中，一些政府自身就是矛盾的制造者。孙福亮之所以成为策划大师，因为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协议。面对孙福亮的上访，要想政府公开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比登天还难。即便政府不是问题的始作俑者，由于政府官员认为上访就是闹事，就是精神病，就是破坏社会和谐和稳定，加之出于“伟大、光荣、正确”的考虑，对上访人员推诿欺瞒甚至镇压的情况屡见不鲜。深圳市四大政法机关做出的《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规定了“14种非正常上访行为”，其中明确规定越级上访就是违法。这个通知只对上访者的行为作了限制，但对接访者的“非正常接访”的行为却没有任何界定和约束处罚措施。所谓的“正常上访渠道”就是一条弯路，甚至是一条“不归路”，它是走不到头的，只能走进驻京办、上访学习班、黑监狱、精神病院、看守所、劳教所，甚至连自己的家也被变成监狱。为了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为了得到中央领导的一纸批示，访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勇闯美国使领馆。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只有一块租界是唯一说理申冤的地方，是唯一阳光打在脸上的地方，是中国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王立军如果不去美国领事馆上访，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了。但是，勇闯美国使领馆的成功概率，比飞机失事的概率还低。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孙福亮进京上访，在进入战争状态下的北京，坐出租车都要登记，他无法靠近国家机关，别说闯美国大使馆，就连公交车到天安门广场站点都不停。所以，孙福亮只能在创意上寻找突破口。
三、根本不存在的“舆论监督”，逼迫维权者成为创意大师。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都是事后监督和有选择性的监督，因“新闻纪律”规定，对同类新闻不可连续和集中报道，新闻记者的麻木和冷血就是从这里来的。孙福亮在北京找中央媒体投诉，人家说中宣部有禁令，十八大前后不报道强拆案件。具有戏剧性的是，彭宝泉本身就是一个“被精神病”。2009年4月，他因拍上访群众集会的照片被关进十堰市茅箭精神病院，与郭元荣是“病友”。 彭宝泉的妻子在网上发帖救丈夫，在全国网友“围观”下，几天后便得以出来，但他仍记挂着那位叫郭元荣的“病友”，在他眼里，郭“看上去是正常人。”彭宝泉模仿妻子在网上发帖就“病友”，但初级版的维权已经不灵了,他的帖子“放在网上半年没反应”。找记者，记者“觉得没有新闻点”。在围观不给力的情况下，他认识到维权“需要不断创新”。郭元荣被“强制治疗”14年，当地媒体失声14年，外地媒体又有“不准跨省”的难言之隐，只能以“没有新闻点”来搪塞，舆论监督变成了“22条军规”。说到这里，笔者想到了2010年末《南方周末》上的一个大标题——“围观让媒体更有力量”，这个标题反映的是事实，也很精彩，但不符合一个正常社会的逻辑和规律。正常社会的媒体应该是“船头的瞭望者”， 不能把彭宝泉和孙福亮推到船头上，应该是“媒体让围观更有力量”。
维权者成为创意大师，连中国的左派都知道这种“错位现象”是政治体制造成的，但党的“斯巴达”已经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笔者坚信，随着中共宣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必将进入一个全民创意时代，到那时孙福亮夫妇不必再养殖海参，可以与彭宝泉及天津女民工合作创办一家创意公司。笔者提醒刚刚登基的“七常委”，要重温1989年12月21人罗马尼亚首都十万人在党中央广场的集体创意：齐奥塞斯库讲话时，掌声与呛声交织，“万岁”与“打倒”的口号交织，军队的撤退与警察的假挡交织，集会群众冲进党中央大厦把伟大领袖“送”到楼顶，“送”他驾鹤（直升飞机）而去。
2012年11月16日
《公民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