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平转自对华援助新闻网
2011年基督教在中国大陆境内遭受政府逼迫的简况报告
- 1. 2011 年基督教在中国大陆境内遭受政府逼迫的简况报告 ——“教会在暴风雨中成长” 对华援助协会 傅希秋牧师 2011 年 12 月 01 日于荷兰的人权论坛 在 2011 年过去的 11 个月里，中国的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的恶化状况，达到了自 1989 年天安门运动后最严重的程度，这也是自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持续升级的第 4 年。在此，旨在旨在关注和帮助家庭教会在中国遭受逼迫的状况，推动中国的宗教自由、人权和法治发展的对华援助协会，根据所获得的资料和信息（大多数是第一手的），向本次人权论坛进行简要的报告，并对如何通过团结合作来影响和促进中国改善这些状况，提出必要的建议。一、2011 年中国政治形势大背景：人权状况恶化，法治严重倒退 胡锦涛连续 9 年的执政，代表着毛泽东的极左政治路线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辟，特别是在 2008年奥运会之后，堪称发动了一场迫害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化小革命”。今年大批的公共知识份子甚至包括艺术家都受到迫害，就是充分的说明。此外，重庆市长薄熙来作为中国太子党的代表，自 2009 年轰轰烈烈发起的唱红打黑运动，其实就是毛泽东在 1950 年代初“三反五反”镇压资本家运动的翻版。例如，重庆的民营企业家重庆俊峰集团老板李俊，2009 年 12 月 4 日被薄熙来投入大牢，酷刑加身，40 亿的资产一夜之间被剥夺，关押至 2010 年 3 月 5 日。20 多位亲友被株连遭抓捕，妻子罗淙 2011 年 10 月 22 日才刑满获释。这两场极端共产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复辟运动，都在今年达到了高潮，使中国本身发展缓慢的法治和有限的文化自由，出现严重的倒退。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有约 100 位律师、维权和异议人士遭受失踪、酷刑、监禁甚至判刑。这不仅仅是因为今年春天“非洲茉莉花革命”的影响，因为从去年（2010）9 月份，政府就开始针对“世界洛桑宣教会议”事件全面打压家庭教会，导致 200 名家庭教会的洛桑代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逼迫，并全部被禁止出境，无法赴会。接着在 10 月份，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将近 200名维权人士、民运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受到拘禁、殴打、软禁和禁止出境，等不同方式的打压。政府对茉莉花革命的反应是恐惧和强硬的，今年（2011）2 月至 7 月，全国范围内遭到警察和国保约谈喝茶和威胁的维权和异议人士达 1000 多人。 针对维权律师的镇压，始于对基督徒宪政学家范亚峰在去年（2010）12 月初的抓捕、关押和酷刑，以及获释后被长期软禁在家，至今未获自由。之后，这种从高智晟、陈光诚就开始的失踪、酷刑和软禁模式，借着茉莉花革命时期的严打方针，开始迅速应用到其他基督徒或维权异议人士身上。 1
- 2. 除了上述的案例说明了严重的人权和法治的倒退，今年 10 月 29 日中国通过的《身份证法》修正案和 11 月 9 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进一步为这种倒退提供了法制性依据。或许是因为自 2010 年 9 月全面打压家庭教会、维权运动和异议运动以来，政府在这一年里深感一些法律条文的不方便，于是在《身份证法》中增加了“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应当登记指纹信息”，从而拓宽了警察查证和暴露公民隐私的权限。此外，《刑诉法》修正了第三十、三十六和三十九条，说明了如果“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可以延长拘传时间、在软禁和逮捕后，可以延迟通知家属，没有时间限制，从而为秘密拘捕和关押提供了充分的法律空间。著名异议人士胡佳认为，这三条的修正内容属于“克格勃条文”。 尽管法治出现了全面严重倒退，中国已经沦为一个警察国家，以及由家庭教会宪政学家范亚峰等人创始的法律维权运动在中国遭受全面镇压，但是，这种法制内的维权模式仍然可行，并且是公民非暴力不服从的最佳公开模式。中国政府修正两项重要的法律，说明了这种依法维权模式是相当有效的。二、基督教和天主教遭遇强硬逼迫 迄今为止， 2011 年前 11 个月的逼迫涉及中国家庭教会 11 个省、1 直辖市和 3 自治区，逼迫的家庭教会将近 30 个，受到影响的信徒 1500 多人。被抓捕的基督徒人数高达 300 多人，如果将守望教会的 33 次户外崇拜的抓捕人数全部计算，将高达 1 千人次。 北京守望教会自 4 月 10 日以来，已经连续 33 个星期日在户外举行崇拜聚会被打压。政府动用大量的公安人员、国保以及治安人员，每次都将聚会的信徒抓捕、关押、甚至暴力对待、通过工作单位和房东施加压力，还动用官方的三自爱国基督教系统进行统战。教会的主要领袖们被软禁至今，每个周末被软禁在家的信徒达数百名，基本的生活自由也被剥夺。 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也遭到专门打压。会长张明选牧师多次被抓捕、强行遣返、解除住房合同。副会长施恩浩牧师于今年 7 月被江苏省宿迁市公安局判处两年劳教，正在服刑。 著名基督徒维权律师高智晟继续失踪，生死不明。今年 1 月 10 日，美联社记者韩村乐（CHARLES HUTZLER ）发表题为《失踪的律师讲述遭受虐待折磨》的独家新闻次访报道，详细披露了高智晟于 2009 年 2 月 4 日“被失踪后”的 14 个月里，所受到的中国政府的恐怖酷刑折磨。 著名基督徒宪政学家、中国法律维权运动的先锋人物、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团的创建人范亚峰博士，自去年（2010 年）12 月 9 日遭抓捕和酷刑并于 12 月 18 日获释之后，一直被软禁在家至今，所有的通讯方式都被切断或控制。 新疆维吾尔族基督徒家庭教会领袖阿里木江已经服刑已经 3 年 10 个月。今年 2 月他的妻子等家属获得通知，去年提出的复议被驳回，维持 15 年徒刑原判。 西藏开始罕见地出现基督教会遭受逼迫的案例。10 月 7 日，有 11 位汉族教会领袖和宣教士被抓，后获释。 2
- 3. 11 月初，山东省泰安市的一座隶属于三自教会的百年老教堂遭到强拆，信徒奋起维权却受到逼迫。 11 月 11 日，北京“沙漠之花”影视公司企业法人蒋雅西女士，因发行经过政府审批合法的基督教纪录片，而被抓走并已刑事拘留。 不仅是基督教，天主教在今年遭受逼迫的形势以及北京和梵蒂冈的关系更令人担忧。 3 月 30 日，未经梵蒂冈教宗任命，官方爱国天主教为广东江门教区主教梁建森祝圣。 6 月 26 日，河北省邯郸教区一位即将被梵蒂冈任命的天主神父孙继根，被警方带走拘押。 6 月 29 日和 7 月 14 日，在未经梵蒂冈教宗任命的情况下，中国天主教四川省乐山教区、广东省汕头教区，分别祝圣了雷世银、黄炳章两位主教。 今年 8 月，甘肃省天水的地下天主教会数十名领袖被抓捕关押。 根据上述的案例，以及中国一些资深教会维权律师的反应， 最近几年特别是 2011 年，中国政府在打压家庭教会方面，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新变化： 过去，公安局、宗教局打压家庭教会时，采用的罪名一般是：非法聚会，采取拘留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如果印刷品很多，按照非法经营罪判刑或劳教。但从 2011 年开始，公安局、宗教局打压家庭教会时，开始采用“组织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或“冒用宗教名义非法聚会”等罪名，并且除了罚款，还进行判刑或劳教。这是新的现象。 2008 年前，对家庭教会进行行政处罚的案子，去起诉公安局或宗教局，法院一般还能立案。但从 2008 年后，到法院立案一般比较难了，提起行政复议也很难，政府一般不受理。 总结以上 11 个月的逼迫状况，以及在今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 90 周年前后，政府命令三自教会等宗教团体参与演唱会大唱红歌赞美共产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所谓的宗教自由，其实是宗教只有跟随共产党的自由。 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势中，我们也看到了积极意义的出现。那就是，北京守望教会纯粹为了信仰的非暴力抗争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效果，标志着中国的家庭教会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宗教自由、法治和人权的中坚力量，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房脚石。三、有效帮助中国遭受逼迫的家庭教会的建议方案 在过去的 9 年里，对华援助协会一直致力于关注和帮助中国大陆境内受到逼迫的教会和基督徒，主要是以家庭教会为主。我们主要是通过媒体曝光披露，在国内提供法律援助，在国际上呼吁奔走。许多成功的案例说明，我们需要团队工作的协作，调动多方资源力量。总结可知，具体的操作方案包括下列三大板块： 3
- 4. 1、国内家庭教会和基督徒律师团体的维权运动 由于中国政府在法律上的种种限制，在中国注册的 NGO 很少，而且无法公开从事任何促进人权和法制的工作。然而，中国家庭教会的蓬勃发展，以及对华援助协会所支持的基督徒维权律师团体，实际上扮演了没有注册的“非官方机构”的角色，并促进产生了在教会和社会范围内的维权运动。 因此，自 2010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严厉打击基督教维权团体，导致今年的法律维权运动转入低潮。尽管如此，今年出现了教会行为的自发维权，以及基督徒律师个人的参与，效果仍然是显著的。例如，北京家庭教会守望教会的自发维权活动，已经持续了 33 周；而山东省泰安市的一家三自教会的基督徒们，面临教堂遭到强拆，也自发进行维权。 此外，一些公开注册的具有基督教背景的非官方机构，不论是本土的还是来自海外的，也能扮演辅助的角色，推动基督教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例如，这些机构在四川 2008 年大地震后，能够配合教会进行救灾工作。同时，一些基督教背景、或者负责人是基督徒的智库型机构，能够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推动基督教伦理文化对社会的影响。2、西方政府、教会和非官方机构的大力支持 西方政府、教会和非官方机构，在帮助中国受到逼迫的教会和基督徒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方政府敦促中国改善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并帮助具体受逼迫的案例。西方教会在受逼迫教会的关注、祈祷、民调舆论、资金支持，等方面，功不可没。非官方机构在舆论、外交斡旋、引导媒体和民众的关注视野，办事快效率高。 目前，我们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力量联合起来，付诸下列的行动，共同致力于保护教会的合法权利不受到逼迫： 首先，美国和欧盟需要联合起来，采取更多切实有效的办法：（1） 通过外交手段敦促中国释放一些重要的良心犯。（2） 定期在使领馆内举行派对，邀请代表社会各界包括政界的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的人士。（3） 驻中国使领馆可以致电话给遭受迫害的人士；（4） 使领馆官员邀请受到逼迫的人士喝茶；（5） 重视与中国学术界交流，在使领馆内举行以“文化交流”为题的学术座谈会，涉及中国 政治、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学术方式能够推动思潮，影响深远。（6） 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直接对话，敦促其个人对欧盟的要求作出反应。 其次，教会要积极参与，发动广大信徒，共同参与反对逼迫的行动中：（1）继续配合进行舆论宣传，让西方社会关注那些遭受逼迫特别严重的个人和教会。可以通过打电话给政府官员、议员代表，发电子邮件给亲朋好友。 4
- 5. （2）根据对华援助协会网站提供的信息，写信或打电话给受迫害的教会、基督徒及其家人，让更多的人参加签名呼吁释放被囚者的活动。（3）继续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入狱基督徒的家属，以及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律师的法律维权运动。（4）发起专项代祷活动。例如，在社区范围内、城市、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通过教会发动大规模代祷活动，针对北京北京守望教会、阿里木江、高智晟、范亚峰、施恩浩，等尚未获得自由的基督徒们。 最后，海外的 NGO 能够配合行动： 对于智库性的 NGO，进行专项主题论坛，就具体的逼迫案例邀请专家发言，形成书面的出版物。例如，可以举行守望教会逼迫研讨会，邀请学者、知识分子、官员等参与。可以尝试与中国境内的 NGO 联合，低调且合法举行类似的活动。 对于抗议型的 NGO，可以公开举行游行等户外抗议活动，呼吁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向逼迫者传达明确激烈的信息。 对话型的 NGO，可以通过温和的方式，与中国政府、商业团体以及 NGO 和进行对话，说服释放具体被关押的受害者。这些活动，不仅在海外，也要到中国国内举行。3、对华援助协会的总体协调工作 对华援助协会在整体的援助活动中，扮演信息发放平台、联络各方、制定策略，等总体协调的角色。下面是主要的操作方式： （1）通过协会的网站，发布第一手的逼迫消息，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媒体、政府、教会和 NGO的关注。 （2）帮助和指导遭受逼迫的教会和个人，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3）通过长期建立的安全渠道，将援助资金转交到受害者的手中。 （4）在美国和欧盟通过积极的外交斡旋，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促使逼迫中止。 （5）联络国内和国外的力量，发起签名呼吁运动和专项援助。 （6）定期在家庭教会中组织举办信仰和维权的法律培训。 （7）举办海外访问培训团，发行刊物、书籍和影视资料。 5
- 6. 结语： 通过以上三大板块的有效联合运作，就能够为中国正在遭受逼迫的教会进行全方位的强大支援。不仅能够实际援助和装备受迫害的教会和基督徒，还能够促进教会维权活动的发展，教会在逼迫中的成长，并鼓励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们在逼迫中不致丧胆，反倒坚强，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并非是孤独的承受逼迫。 谢谢！-------------------------------------------------------------------------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者和会长简介： 傅希秋牧师，籍贯山东省。本科毕业于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外语系，双学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后任职于北京市委党校。在美国威敏斯特神学院研士毕业后，现攻读神学博士学位。 傅希秋牧师早年曾因参加 1989 年天安门学生运动而遭受逼迫，并因此绝望以至于心灵觉醒，接受《圣经》真理，成为热心传播福音的基督徒。1996 年，傅希秋夫妇因在北京从事大学生家庭教会的带领工作而被捕入狱 2 个月，后逃亡美国；并于 2002 年创办“对华援助协会”。 傅希秋牧师及其事工在国内和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是中国境内基督教遭受逼迫和宗教自由领域中的权威专家，经常接受世界媒体的采访，在美国国会、欧洲议 会和联合国作证；频繁旅行会见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基督教机构、智库、其它非政府组织的领袖，广泛交流与合作，竭力促进中国的宗教自由、人权和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