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 玉成 转自 看中国
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中论证大陆社会分布是金字塔形，塔底是占人口近84%的下层人民，塔顶是5%可以利用权势抢钱的高层。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李强教授近期发表研究论文，通过对60余万人的抽样，研判大陆的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型，即大陆人口的64.7% 处于下层，其余的人口阶层呈柱状。大陆社会绝大多数人处于下层，那这些人是否有机会改变身份提高社会地位？何清涟表示大陆社会上升通道严重受阻，让人们感到没有希望。
上学毕业都不公 社会上升通道严重受阻
何清涟认为，原来有一个机会，就是社会下层的子女通过唸大学、研究生可以进入社会中上层。西方社会称大学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就是指教育为底层人民提供了一个向上流通的通道。
何清涟引述两个调查报告将中国教育不平等问题推向公众视野。这两个报告一是《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以下称“案例研究”），另一个是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这两个正好反映高等教育的入口──升学，以及出口──毕业分配。前者反映的是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后者反映的是就业机会的不均等。
何清涟指出，中共已经人为地把中国的基尼系数凝固在0.4以上不再上升，但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却为人们深切感知。不过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
教育差距比贫富悬殊更严重
何清涟介绍，撰写该报告的课题组以北京、天津、上海3个城市的平均数作为东部水平的代表，以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5省区的平均数作为西部的代表，通过对居民消费支出与教育支出的比较发现：东部3市与西部5省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从1995年的2.8倍扩大到2002年的 3.73倍，而同期的农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则从3．71倍扩大到了3．88倍。而从城乡差距来看，同期东部3市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从1.9倍扩大到了2.34倍，而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则从1.87倍扩大到了2.97倍。西部5省区的类似差距拉得更大。
何清涟认为 “案例研究”报告揭示，中国教育差距的严重程度比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更大、更明显。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就业不平等 贫困代际传递已成现实
何清涟说，“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一次针对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
何清涟接着阐述，“由于家长可以直接通过关系网与掌握的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因此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平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即使学习成绩再优秀，也很难与家庭出身于权贵阶层的青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种机会的不平等使得出身于低阶家庭的青年产生严重的挫折感。”
何清涟认为，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一些好的职业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由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屏障、相对封闭的利益圈，如果不是由于特殊机缘，一个人仅仅依靠本身的努力无法使自己的处境在短期内获得根本改变。
上述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并未使中国摆脱身份型社会特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前中期由于新兴职业多而带来的多种职业机遇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一旦机会成长期过去，职业竞争日趋激烈，身份型社会的各种潜规则又卷土重来。官员与财主拥有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代际传递，但知识精英拥有的文化资本却只能泽及本身，他们的子女的前途并不像前两者那样可以通过血缘关系变相继承。
这种身份型社会特点卷土重来对中国未来并非福音，因为一个社会上升通道严重受阻的社会，是一个让人们感到没有希望的社会。
美国梦的魅力是社会有畅通的上升通道
何清涟说，记得她几年前刚来美国时读到一则新闻，标题是“他从街道这一边搬到对面的住宅，花了祖孙三代人四十年”，内容是讲述一位新当选州长的黑人的经历。这位黑人州长的祖父是四十年前州长官邸的仆役，他家的房子座落于州长官邸街对面。这位黑人青年通过努力，终于当选该州州长。
何清涟相信这个故事正好说明“美国梦”的魅力就是社会有畅通的上升通道。同样可做为佐证的还有现任加利福尼亚州长的电影明星施瓦辛格，这位被美国人昵称为“阿诺”的奥地利移民，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了他在奥地利难以实现的梦想。
应将国民机会均等列入与美竞争目标
何清涟呼吁，中共既以美国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最好不要将竞争的目标只锁定于军事，为国民提供均等机会的社会制度以及人权状态，都应该列为与美国竞争的目标。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学生和研究生能够找到好的职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以后呢，向上流通的管道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窄了，所以他们要想像一般发达国家以通过大学教育步入中产阶级的模式来改变，这个可能性在中国已经越来越窄。
大陆没有以抗争来提升地位的条件
何清涟表示还有一条提升地位的途径就是透过抗争。西方国家在马克思生活那一时代，工人生活并不好。但是他们可以组织工会，可以组织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进行合法抗争。这种抗争使得社会底层可以不断通过谈判等合法手段来改善本阶层处境，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就是这种抗争的产物──高福利国家的弊端这里就不讨论了。如今欧美各国的工会，还在采取合法抗争的方式保护工人的利益。
何清涟坦言，抗争的前提是必须让社会底层成员有组织本阶层成员的合法权力。所以在中国如果要想改变社会底层的不利处境，就先得让他们获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要将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还给他们。因为有结社自由，有言论自由，他们才能组织起来，才能提出他们的利益诉求。但他们所要求的，恰好就是中国政府现在死死守住，寸步不让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