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转自博讯
中国网络自由与公民记者权益观察
第五期( 2010年4月 )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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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整理:民生观察工作室 责任编辑:长江
一、网络自由观察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增设第九局加强互联网管理 。
2010年4月,外界发现中国当局悄然设立了一个新的网络管理机构——国务院新闻办九局，专门负责「承担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有关指导、协调和督促等工作」，与此前已存在的网络局（国新办五局）相比，九局侧重于「监管社交性网站及其它基于用户为主导的网络论坛」，彭波任首任局长。此前，彭波曾做过国新办五局副局长、《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等职。九局的设立表明，中国的网络言论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显示，新闻办公室九局职责为“承担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有关指导、协调和督促等工作"，侧重于监管新的社会性网络和互动论坛新闻相关内容；而原有的五局则保留并以向国内网站及国际媒体宣传官方说法为主要职责。
有分析人士指, 现在，国新办进一步强化与细分对网络言论的管理，似乎正让自己变成网络世界的中宣部，处于网络言论「指导」的金字塔顶尖。显然，这违背了互联网「去中心化」的本质。加强网络言论「指导」会带来什么后果，还待观察。
2、 专家指中国黑客在监控下发动网络攻击。
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说，中国黑客对包括谷歌在内的一些美国公司进行的网络攻击，都是在中国政府的监控下进行的，因为中国在网络安全和审查方面布下天罗地网，任谁都无法逃脱公安部门的监控。
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星期三举行的“中国和网络安全”座谈会中，美国网络和信息专家从军事和商业运用的层面讨论了中国的信息战和网络安全问题。有专家指,中国军方采行的战略，是要取得信息主控权以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
传统基金会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史剑道说，中国政府有办法如大海捞针般找到法轮功的活动人士，就不会查不出在网络空间对谷歌发动攻击的黑客。史剑道：“如果你是一个技术高深的黑客，你能够存活的时间完全取决于公安部。对谷歌进行的网络攻击，可能就是在公安部知情并默许的情形下进行，甚至黑客根本就是公安部的一个单位。”
3、 中国网民不在乎“被过滤”？ 。
实际上，中国的过滤审查针对的是整个互联网。早在2006年2月18日，《华盛顿邮报》就报道：“《华盛顿邮报》得到一份一个中国博客网站使用的禁忌关键词名单。在名单的235个关键词当中，有18个属于猥亵淫秽的，其它的词都与政治或者时事有关。”
这个名单列出的人名包括：鲍彤(赵紫阳的秘书)、高智晟、胡星斗、华国锋、江绵恒(江泽民之子)、焦国标(原北大教授)、刘晓波等等；有关中国政治的关键词包括：高干子女、太子党、中共高官、声讨中宣部、警察追杀警察等等；有关法轮功及其创建人李洪志的关键词全部屏蔽；海外的中文网站、出版物以及持不同政见组织有关的关键词全部屏蔽；新疆独立、西藏独立、六四事件的相关词汇全部屏蔽。
互联网上著名的《维基百科》写道：“所有境外的网站都受到关键词过滤的影响......。被固定封锁的网站类型包括：部分色情论坛和网站；所有涉及民运、法轮功或具有法轮功背景的以及在中国大陆被查禁的宗教的网站；大部分人权组织的网站；台湾的部分政府网站；大多数香港、台湾的新闻网站或综合网站中提供新闻的分站甚至与政治毫无关联的学术网站......。这些类型的网站被封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网站上发布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的政治内容或未经国内政治审查过的新闻(比如中国2003年的SARS事件在中国政府揭露事实真相前关于SARS的相关报导和讨论)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日报》3月25日的专栏文章说：“大多数中国人谁也不会花好多时间去搜索有关达赖、有关新疆的疆独分子自己宣传的那点事儿。 那些被屏蔽掉的网站仅占互联网上微乎其微的一部分。 对中国网民来说，可用的，需要关注的网站可太多了。”
然而据《纽约时报》3月28日报道：“星期二，就在谷歌开始提供未经审查过滤的中文搜索结果的当天，‘天安门’、‘法轮功’、‘腐败’等关键词的搜索增加了十倍以上。”“一大批人在谷歌刚刚开始的不过滤服务的第一天充分利用这种服务。根据谷歌趋势和谷歌关键词工具箱的数据进行估算，有大约250万个搜索词包括‘天安门’，470万个搜索词包括被取缔的宗教组织‘法轮功’。”
如果这个趋势代表了中国网民的民意，他们还应该“被过滤”吗？如果这只代表四亿中国网民的极少数，又何必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过滤呢？
4、 世博会网络"自由园区"建立首日即遭屏蔽。
4月26日，在距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不到一周的时候，总部位于巴黎的人权组织"记者无疆界"为呼吁言论自由建立起了名为"自由园区（Garden of Freedoms）"的上海世界博览会网络展厅。但是网站刚刚建立，中国国内网民就无法打开。
"自由园区"是专为呼吁言论自由而建立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虚拟展示厅 。网民可以通过中英法3种语言版本浏览该网站上的网警池馆，禁图水榭，西藏回廊，思想犯亭台，并可以在请愿书上签名要求释放刘晓波等政治犯。
网站刚刚建立，中国国内网民就无法打开。"记者无疆界"组织亚太区部长樊尚•布罗塞尔（Vincent Brossel）认为，网站在中国被封并不意味着这个网络展厅就此失去意义，他说：" 记者无疆界的网站在中国被禁数年。这个网站是面向全世界的人们，包括那些现居海外的中国人。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承诺在上海世博期间暂时取消网络审查制度。上海世博会应该围绕现代化进程，以人道主义的面貌展开。"
"自由园区"上的"思想犯亭台"展厅呼吁人们签名要求释放刘晓波、胡佳或师涛著名政治犯。请愿书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签名者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也包括许多中国人。樊尚•布罗塞尔表示，虽然签名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必须以此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我们开展这项签名活动已有数年。签名的力量并不足以使政府释放这些政治犯，但我们会将这些签名寄给中国政府，我们想让他们听到众人的呼声，以此敦促他们采取措施。我们认为，像胡佳，刘晓波这样的人并不应该被判刑。他们仅仅是在倡导民主。"
5、 温家宝纪念胡耀邦被禁跟帖。
2010年4月15日，大陆许多网站，一面置顶转载温家宝纪念胡耀邦文章，一面禁止在温文后面跟帖。
比如，凯迪网“猫眼看人”在置顶转载温家宝4月15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再回义兴忆耀邦》时，明确告诫网友：“仅供浏览，恕不开放跟帖。”
个中原因，有网友分析，可能害怕网民揭露温家宝纪念胡耀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6、 谷歌公布各国政府审查数据 中国数据留白因涉机密 。
搜索引擎巨头谷歌公司4月20日在一个新的地图工具上公布了各国政府机构因罪案调查向它索取用户数据的次数，以及各国政府要求删除搜索引擎和视频网站YouTube等谷歌服务上一些内容的次数，也列出了它遵照要求删除内容的百分比。谷歌表示试图给各国公民们更多信息，了解他们的政府都在做些什么。
名单上尤为瞩目的是中国的相关数据位置上的一个问号，对于没有数据提供，谷歌附上解释是因为内容审查要求在中国被视作国家机密。
工具显示，去年下半年内巴西和美国政府以刑事调查理由索取用户数据的次数最多超过三千五百次；而要求删除内容的次数方面，巴西以291次居首，紧接着德国和印度，谷歌对数字介绍称许多来自政府的移除信息的要求是针对儿童色情或其它非法内容，一些国家有特殊的国家规定，比如德国禁售纳粹纪念品。
名单上尤为瞩目的是中国的相关数据位置上的一个问号，对于没有数据提供，谷歌附上解释是因为内容审查要求在中国被视作国家机密。
有分析认为此举是不愿配合中国政府审查而上月退守香港的谷歌再一次反击:"别的国家互联网审查是依据透明规则，提出的要求是可以公开的，而中国却把它列成国家机密。”
7、“自由之家”：中国压制言论自由情况仍然严重。
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4月29日发表2010年《媒体自由年度报告》，报告指出，过去一年，亚太地区的新闻媒体自由度明显好转，但缅甸，朝鲜和中国则是例外。由于2009年在中国是一个政治敏感年，是89年六四二十周年，中共建政60周年，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
「自由之家」的报告对全球196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进行了评估。中国在19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81。今年有69个被评为“自由”、64个为“部分自由”、63个为“不自由”。中国继续被列为不自由国家。
自由之家的报告还指出，尽管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加强了对互联网的控制，但中国网民通过博客和推特等网站突破新闻封锁，揭露了一些官员腐败和滥用权力的案件。
中国香港在2008年从“自由”级别下跌至“部分自由”，原因是中国政府对当地媒体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今年香港仍然被列为“部分自由”。
「自由之家」《年度报告》还指出，整体而言，中东和非洲北部是全球媒体自由度最低的地区。
在全球范围内，新闻媒体受到压制最严重的国家有缅甸、古巴、厄立特里亚、利比亚、朝鲜和土库曼斯坦等十个国家。
8、 研究机构再度发现中国网络间谍。
来自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事务学院的研究团队经过八个多月的跟踪，成功将来自中国的一个基于互联网的间谍网络信息编译完毕，并发表了名为“影子网络”的报告。该报告定位了这个间谍网络所发起的窃取行为都来自于中国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这个网络的成员和相关联的电脑程序，通过入侵Twitter、Google群组、雅虎邮箱及百度博客等途径控制目标个人电脑，并趁机窃取其中的文件。研究人员查出哪些文件被窃取，其中包括印度国家安全评估报告、印度导弹资料以及达赖喇嘛的个人电子邮件。
加拿大的这份报告虽然不能从技术上确定此间谍行为与中国政府的直接关联，也无法确定相关的报告是否传递给中国政府，但是希望中国政府针对此结果作出反应，或停止类似的行为。
星期二，中国官方《新华社》否认中国官方参与网络间谍行动。
9、 微博推动中国新闻进步 。
多位来自上海与广州等地的媒体人士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与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有关中国互联网与新闻自由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网络急速发展，为媒体与社会带来巨大变化。他们说，微博的出现与流行，更是不容忽视。
在研讨会上发言的广州南方都市报编辑邓志新表示，尽管他在传统媒体工作，但他每天上班展开工作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微博，寻找新闻线索。他说，很多媒体人士也在微博上互相交流，看到更多的观点。邓志新表示，他个人很依赖微博来开展工作，消息的真伪也能得到证实。
邓志新说，推特(Twitter)在去年伊朗的群众上街示威运动中发挥了效用；微博在中国推动社会的原动力上，虽然不能与之相比，但也值得注意。他提到，艺术家艾未未两年前的四川大地震中利用博客发动志愿者收集遇难者名单，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出席研讨会的南开大学新闻系副教授熊培云也是多份报刊的评论员。他认同微博在中国社会中上升的力量。熊培云指出，评论的效用不一定立竿见影，未能使政府立即改变政策，但它对民间思想确实在发挥着影响力。
与会多位媒体人士都希望，中国网络力量能更促进传统媒题的新闻事业发展，长远促进彼此的社会监督功能。
10、 澳大利亚电讯公司称遭中国黑客攻击 。
根据澳大利亚第二大电讯公司奥普特斯透露的消息，来自中国的网路攻击使该公司对一些大型公司客户的网路服务一度陷于几近停顿的状态，但攻击的目的不是属於黑客性质，只是为了阻塞网路。
这次攻击在专业上被称作“屏闭服务攻击” ，是指用大量电脑同时联接和登陆某一伺服器，使其流量暴增而造成堵塞。
据奥普特斯的女发言人证实，4月12日下午约1：10，该电讯公司的一家公司客户受到“屏闭服务攻击”，但她以保护商业机密为理由，拒绝透露受攻击的公司。
不过据当地媒体报道，受攻击的是一家金融公司。攻击的来源地为中国，使奥普特斯的一条国际线路阻塞，该线路经中国中转通到美国。
这一攻击导致一些使用该线路的奥普特斯的公司客户连带受到影响，它们互联网的网速下降和电子邮件的发送被耽误。
受影响的澳大利亚公司有股票交易所和一些银行，澳大利亚通讯社，以及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的新闻网站，另外，奥普特斯声称占有澳大利亚70%的销售点电子转帐系统，但尚不知这些电子转帐有否受到影响。
二、公民记者权益观察
1、 福建三网民被以“诬告陷害案”判刑 。
备受关注的福州三网友发帖涉嫌“诬告陷害”一案，2010年4月16日上午在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继续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以诽谤罪判处被告人范燕琼有期徒刑二年，以诽谤罪判处被告人游精佑、吴华英有期徒刑各一年，罪名由先前的“诬告陷害罪”，变成了“诽谤罪”。
2009年6月至7月间，福州市多名网民因记录、传播“闽清严晓玲遭8人轮奸致死”等相关文章与视频（严晓玲之母声称，社会人士聂志雄等人轮奸其女儿致死，闽清公安局长期不处理；并称闽清县公安局、县检察院相关人士与此案存在牵连），被福州警方拘留，其中游精佑、范燕琼、吴华英三人最终以“诬告陷害罪”被福州马尾区检察院批捕并起诉。
福州三网友发帖涉嫌“诬告陷害”一案于当年11月11日，福州马尾法院第一次开审此案，检方以补充侦查为由延期审理。2010年3月19日再度开庭，检方提出因证据不充分，要求再次补充侦查，获法庭同意，决定延期审理，第二次庭审整个过程持续2分钟左右。两度开庭，最终均因公诉方提出“证据不充分，案件需要补充侦查”而延期审理。
不少网友对罪名变换感到疑惑，此前，此案是以“诽谤罪”立案侦查，之后变成“诬告陷害罪”起诉，此次法官判决时又变成了"诽谤罪"。
2、 冯正虎筹划网上“冤假错案博览会”被传唤 。
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日前遭到警方传唤后在4月20日凌晨回到家中。冯正虎打算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向外界展览自己过去几年所遭受的各种案件，开一个网络上的“冤假错案博览会”。
冯正虎计划的博览会分六个展区，包括人身自由；出版自由；网络自由；言论自由；保护私产和司法不作为，一共有了12个他自己所经历的遭到违法处置的案件。冯正虎打算在4月25号至12月24号进行展览，并打算在整个展览期间，聘请律师辩护团，包括京沪两地10位律师依法催促法院立案，分别出庭代理诉讼。他还会邀请一个评审顾问团对所有的审理进行监督和评判。
就在冯正虎在网络上发出这个“冤博会”规划的当天深夜，六名警察冲入他家中，把他带走并同时抄家带走4台电脑。
3、 陕西网站负责人因“失实报道”被拘 。
陕西榆林市当地的“榆林百姓网”负责人余某4月24日因在其网站上发出《陕西榆林数千群众围攻交通局 警车被推翻》的文章，被当地警方认定为“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留5天。
榆林百姓网的报道说，4月23日，榆林市发生一起因当地交通部门随机抽取确定290名城区出租车驾驶员，缺乏公平而引发的集体上访事件，数千名群众聚集在榆林市交通局门口造成航宇路一整天车辆无法正常通行，当地群众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几辆警车被掀翻在地。
榆林市公安局宣传科副科长田建发提供给陕西《三秦都市报》的官方说法称，“4月23日，抽取结果公布后，未被抽中的部分群众约700余人到交通局门前集体上访，公安机关依法对集体上访人员和围观群众进行劝解和疏散，处置过程合法、合理，整个过程中未发生打、砸、抢及冲突事件。”
因此，榆林警方认定余某为“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根据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对余某行政拘留5日。
4、 网民数次交锋政府：互动不能总网友动政府不动 。
“南京无事佬”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资深网民。南京市成功申办青奥会后，他给城市的“大家长”写了10条寄语，很快收到市委书记的回信。他关心南京人过江难问题、垃圾焚烧问题；他质疑孙中山铜像回迁预算1950万元；他与一政府部门“网络发言人”数次交锋，只为得到南京市历届党政领导人姓名和任期这些公共信息；他说，“互动不能总是网友动，政府不动”
关于南京举办2014年青奥会一文,在得到网络回复的几天之后，现实生活中的南京市民武宁生收到了南京市市委书记回信的原件。“佬哥”写得最多的还是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最近即将通车的一条过江隧道又让他操心起困扰南京人多年的“过江难问题”。另一项让“佬哥”牵挂的议题是垃圾焚烧问题。当他听说江北浦口区要建垃圾焚烧厂，听证会却要“偷偷摸摸”地在50公里外的江宁区召开时，“佬哥”就一心认定其中“有问题”。
作为中国第一代网民，他也深切体会到发生在网络上的时代变迁。“佬哥”最初上网的时候，聊天室里都是年轻人在卿卿我我，很少有人愿意和他这位“大叔”谈国事。2003年之后，随着网民数量剧增，不断出现的公共议题和热点事件把网友们聚合在一起，话题也越发广泛而深入，政府部门也不得不正视这个民意聚合的舆论场。
5、 《蒙古包网盟》网站负责人苏德在北京被抓 。
蒙古包网盟》网站（https://www.mongolger.net/）或（https://mongolger.net/）负责人在辽宁省朝阳市的教育学院任教的苏德老师 于2010年4月18日，在前往美国纽约参加世界原住民代表大会时，在北京机场登机前被中国当局逮捕。警察同时到苏德老师位于辽宁的家里进行了搜查，并把苏德老师的电脑等物品拿走。
在美国的苏德老师朋友去机场接站时才得知苏德老师并未登机。我们通过苏德老师家里人了解到，中共有关当局威胁说：“不得把苏德老师被逮捕一事发布出去，否则会对苏德老师不利...”。目前，苏德老师家里的电话已经停机，他妻子的手机和苏德老师的手机也被当局没收。苏德老师在2000年伊始一手创办了《蒙古包网盟》网站与新浪UC的《蒙古人》聊天室房间。
蒙古包网盟蒙语网站和聊天室屡遭当局的审查，威胁，乃至黑客攻击和被关闭的厄运。相关报道请参阅：（https://smglnc.blogspot.com/2010/01/blog-post_6075.html）、（https://www.mongol.org.uk/china/Page/100102.htm）
6、 北京公民记者周莉开庭受审 。
2010年4月6日上午，北京维权人士、公民记者周莉案在北京崇文区法院第五庭公开开庭审理,当天的庭审并没有走完相关程序。
检方是以“寻衅滋事罪”指控周莉的。检方在起诉书中称，2009年4月1日到4月底，周莉煽动、带领上访人员前往北京大学找孙某某‘理论’； “受煽动的大量上访人员以‘声讨’孙某某为由，在北京大学周边采取喊口号、撒传单、冲击校院等方式起哄闹事，造成校园周边秩序严重混乱，被告人周莉后被抓”。
周莉是北京一位活跃的维权人士，此前她和本工作室多有合作。周莉除了参与抗议访民“精神病”说行动外，还参与了北京崇文区红桥地区“六号地”拆迁、湖北邓玉娇等多起维权案件，这些都是导致其被抓的真正原因。
7、 华盛顿举办“被监禁的网络作者”研讨会 。
2010年4月27日上午，资深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来自中国、伊朗等国的媒体人在华盛顿举行研讨会，探讨全球各网络媒体从业人员被关押人数增加对新闻及言论自由产生的影响。
美国“保护新闻从业人员委员会”2009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全球各地被关押的网络媒体从业人员数量首次超过传统的纸媒体以及广播电视记者。
受邀在本次研讨会上发言的“独立中文笔会” 会长廖天琪女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中国政府出台了60多条法规来限制民众使用互联网，中国具体有多少人因为在网上发表文章而被监禁难以统计，但是, 廖女士表示，她目前手中掌握的被监禁者名单就有五六十人，其中有很多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
廖女士表示，中国政府用各种方式搜集网民个人资料、监控网上博客论坛，并对网民的电子邮件进行过滤。廖女士说，据她了解，有关部门有一份非正式的资料，上面罗列了1830个需要过滤的名单和敏感词条，其中70%都是人名。
据了解，中国大陆的博客数量已超过1亿，网民拥有博客的比例高达40%以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亚洲高级项目官员、中国问题专家路易莎•格雷夫女士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国政府也许可以每年拘捕上百个在网上发表自由言论的人，但是，他们却不能一下子拘捕成千上万个网民，为拥有一个信息流通的网络空间，中国网民应该在争取言论自由问题上达成共识。
美国“保护新闻从业人员委员会”提供的数据称，全球至少有68名博客作者、网络记者和编辑被监禁，占全部被关押记者的二分之一。而中国、伊朗等国被认为是全球网络媒体从业人员工作环境最危险的国家。
三、网络行动与呼吁
1、 福建三网民受审 全国众网民赴法院抗议声援 。
福建三网民游精佑、范燕琼、吴华英“诬告陷害案”4月16日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法院开庭宣判,三人均被判有罪.
游精佑、范燕琼、吴华英法庭内受审,法院门外则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观摩团网友超过数百人，他们都在胳膊上系了黄丝带。加上福州本地也有维权民众参与，现场的民众超过千人。网民们呼喊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他们高喊“自由万岁！"，”正义万岁！“三网友无罪”，还唱起了《草泥马之歌》。
除了亲自到现场声援的民众之外，更多网友随时密切关注推特上的消息，并同时转到了网易、腾讯、新浪、搜狐微博、9911、做啥等信息管道，让更多人们透过新的社会性媒体可以实时了解情况。在网易新推出的“有道实时搜索”上，几乎每秒钟就有关于福建网民案一个新消息。
有分析认为,这场公民行动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2、“吊照门”听证会获大批民众声援 。
4月22日上午9点半，北京维权律师唐吉田、刘巍被吊销律师执照桉的听证会在北京司法局召开。很多律师包括一些外地的律师都打算赶到北京司法局现场。当局警告并阻止一些律师出席旁听。听证会现场有在京各地维权人士、访民冒雨前往声援。当局出动至少200多警察实施戒严式的管制，在胡同东西二端拉起警戒线，三、四十辆警车把胡同佔满。警察拦了警戒线，不许任何外人进入该胡同。 警察及便衣驱散声援民众。
有现场访民说：“现场全是警察，还有大公共车，拉起警戒线，二边都给堵死了，律师去的也很多，现在不管你是谁了，警察一律驱赶走。我听说司法局长出来协调都不行，都给哄走了。”
“我来的时候要求旁听的人也特别的多，我们要求旁听，但警察根本不让进。基本上没有人能进去旁听的，现在路上已经清得差不多了，二边警戒线已经拉到这条路已经基本堵死，都给拉死了，今天警察摄像的也特多，拿着包着塑料布的摄像机来回走，看人就摄。估计都留下影了。”
“老百姓想进去旁听，包括这些想听听证会的法律界的人士都被拒绝，都在外面，都给哄走了。街上全是车，有警车，他们把这条路二边全是车，这条路有近千米，二侧都被车占死了。已经都拉走一车人了，警察直接给拉走了。”
3、 云南宣传官员演讲遭抗议 被扔五毛纸币 。
4月22日下午，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来到人民大学思科网真演播室，参加人大新闻学院主办的伍皓专场演讲会。
下午2点，待主持人对来访嘉宾伍皓进行完简短的介绍后，伍皓走向演讲台，坐上了演讲席。没等他开口说上几句，一名年约25岁的青年男子，从台下走上前去，掏出一叠人民币朝伍皓扔去。男子并对伍皓大喊：“伍皓，五毛!”随即扬长而去。
成都全搜索记者联系到该名扔钱男子王仲夏，他说自己是人大毕业生，中午专门从银行兑换了总额30元共60张面值五毛的人民币，“以便向伍皓先生致敬”。
4、 中国网民组建“廉政私署” 。
香港当年由政府出面组建了独立的“廉政公署”，解决了香港社会的腐败问题。
今天，除了政府的打黑、反腐之外，4亿网民不妨组建“廉政私署”。所有署员、专员，全部由匿名网民组成。
网民的撒手锏就是人肉搜索。我们不会请贪官来喝咖啡的。
网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的贪官下马案件，都于网民的参与有直接关系。
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正在与日俱增。
这个以反腐败为主要目的的“廉政私署”，一定在网络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一定会让公义、公平、公正的公民社会早日到来。
5、 人人网删帐号不断 网民公开信谴责 。
自由亚洲电台曾经报道，在中国最大的社交网络之一的人人网上，出现了大批用户帐号被删除的情况。一批网民就此发起了公开行动，呼吁人人网对删除帐号作出解释并恢复被删用户的使用权利和丢失的资料。他们同时发表一封公开信 《尊重用户，解除封禁—— 谴责人人网的公开信》，号召更多被侵害基本权利的用户都来谴责人人网。
在这封公开信中，网友们表示，“我不谈赵连海，我不谈尘肺病工人，我不谈黑疫苗，只谈我被封禁的人人网帐户，这是离我利益最近的事。封我没有理由，我要尽一切努力去拯救我的帐户，连自己的权利都不维护，如何给他人维权呢？”
继发起《中国网民致中国政府和谷歌公司的公开信》之后，第一个发起民间诉讼审查体系的网民杜冬进又和一些网络用户共同发表了《前线网民致中国政府的公开信》。在公开信中，他表示，黑箱网络审查是牢笼、大山、和毒药，极大束缚、压制和毒化了中国公民社会，是中国法治化、民主化进程的核心问题，回应公民之声，改正错误，已经是中国政府保持合法性的刻不容缓的唯一和可行途径。
人人网客服中心：“帐号封禁有很多原因，你可以去人人网帐号管理条例去看一下，违反国家规定的相关法律，我们也是不允许的，我们有专门的审核部门，还有一些活动是自动封禁的。”
6、 网上现中国死法分布图 。
目前，一张用黑色标记发生离奇死亡案例省份的另类“中国地图”、总结这些案例的档案正在中国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引发民众对劳教所、拘留所进行强烈谴责。
下面是网民总结的不完全档案：
呼吸死：2007年4月，郅国玉在河北赞皇县看守所内死亡，警方称他是“呼吸衰竭”致死。
睡梦死：2008年，吉林省人王国春被警方刑拘，6天后家属被告知，王在睡梦中自然死去。
冲凉死：2008年3月，学员穆大民在河南开封劳教所内死亡，目击者称他是被强行冲冷水，导致脑血管破裂。
躲猫猫死：2009年2月13日，男子李荞明在云南晋宁县公安局看守所内死亡，警察称其与狱友玩“躲猫猫”时撞到墙壁受重伤。后经查实系被牢头狱霸打死。
洗澡死：2009年3月2日，57岁的海南男子在海南省儋州第一看守所死亡。警方称事发时，嫌犯叫他脱衣服洗澡，他不肯，遭殴打致死。
床上摔下死：2009年3月24日，20岁的福建青年温龙辉在福建省福州市第二看守所猝死。看守所称其是因为从床上摔下来，属于猝死或病理原因。
噩梦死：2009年3月27日，江西九江看守所称武汉籍男子李文彦半夜做噩梦后突然死亡。
睡姿不对死：2009年4月11日，福州学生陈某在福建省福清市治安拘留所猝死。警方称他睡姿不对，叫其不应昏迷不醒，抢救无效死亡。
发狂死：2009年6月26日，青年林立峰在广东省吴川市第二看守所死亡，警方称他是“发狂而死”。检方最终认定称是“心源性猝死”。
妊娠死：2009年11月8日，内蒙古19岁少女郗红在戒毒所内死亡，劳教局称她因“异位妊娠”死亡。
自缢死：2009年12月12日，嫌疑人邢鲲在云南省昆明市小南派出所死亡，警方称他系用纸币捅开手铐，用携带的鞋带自缢身亡。
摔跤死：2010年2月16日，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陈绪金在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看守所死亡。警方先是称其系上厕所时摔倒猝死。医生称被逼造假。
喝水死：2010年2月，一名河南青年在鲁山县某看守所内死亡，警方称他是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的。
如厕死：2010年3月2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县一名重刑犯莫名死亡，警方解释是他夜里上厕所时跌倒所致。
证据不足死：2010年，四川绵阳蒲泽民的案子经两次审理都因证据不足未能宣判，但蒲泽民最后却莫名其妙地死在了看守所。
激动死：2009年12月，陕西女子王会侠被警方带走，“问话”20小时后非正常死亡，警方称情绪激动紧张为死亡的诱发因素。
洗脸死：2010年4月7日，湖北荆州市公安县一名在押男子离奇死在该县看守所。警方称该男子系溺亡在洗脸台水池里。
骷髅死：2010年4月9日，河北唐山荷花坑劳教所一位民众在保外就医时死亡，这名身高1.80米的民众死时体重仅35公斤，全身皮包骨头，就像一具骷髅。
“没有做不到的死亡，只有想不到的死亡”
7、 中国企业家呼吁建立网络特区 。
不久前，中国对互联网进行了清理整顿，关闭了10几万家网站。金沙江创业投资董事总经理丁健说，互联网监管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一会儿紧、一会儿松，新的监管措施可以先在小范围内试验，成熟了再推向整个网络。
他说：“ 所以的话呢，我们是建议把深圳当成一个实验区一样，有什么新的监管的政策、新监管的想法，不管是更松了、还是更紧了，我们都在这样一块儿地方先试一下。”
持此观点的网络高管，不只丁健一人。在上个月召开的2010中国IT领袖峰会上，美通无线董事长王维嘉表示，“10几万家网站被关闭，这里面可能会有像腾讯、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未来巨头被扼杀了。”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则说，“过去互联网发展不错是因为政府干预较少。”
丁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澄清，媒体有误解，以为他反对监管，不是那么回事。他认为，监管是必要的，但是监管要走一定程序，要公正、合理。他说，现在的监管环境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犯一个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丁健说：“没有听说哪个餐馆今天吃出一个苍蝇来，明天就把它关上了，对吧？肯定给它一些机会，到什么程度下，我(才)非关你不可了。其实，互联网上的企业(也)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做法。”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长平指出，不久前发生的谷歌事件并不像国内主流媒体普遍误导的那样，它仅仅是中国政府和美国公司、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就是政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权力市场和市场自由之间的关系。
8、 王丹评中共藉世博巩固政权 倡议六四推特网聚 。
上海世博开幕在即，当中国官方正加大力度向国际宣传，王丹则看到世博在口号之外的不同风景。他说：“中共力拼世博和力拼奥运是一个道理，中共很清楚自己的(政权)合法性正在日益流失，所以努力地藉世博和奥运来创造一个所谓的‘盛世’印象，再用‘盛世’做为合法性的基础。这也是中国遭遇西南大旱和青海地震，仍然投入这么大的财力来推广世博主要原因。我想，上海世博根本不是为了振兴中国经济，最主要是为了振兴中共的命运。”
今年全球纪念 “六四”的活动，正好赶上上海世博长达半年的展期，王丹对中国的言论空间是否因此短暂开放已不抱期待，提前向关心六四真相的各界人士发出邀请，相约在(北京时间)六四当天网上相聚回首八九。王丹说：“今天(美西4月27日)刚在Twitter上发出公开倡议，倡议在北京时间6月4日早上9点开始，在Twitter上举行纪念六四21周年网聚。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大力宣传这一活动，看看能否在当天聚集成千上万的人，通过网聚纪念六四，也是对今年纪念气氛的检验，希望参与过六四和关心六四的人，在北京时间6月4日早上9点能够上到Twitter，用网聚的型式纪念六四。”
9、 向英国皇家法院及欧盟人权法庭申请禁制令 在英国及欧洲屏蔽位于中国大陆的互联网搜索引擎 。
(中华绿党联络员 贝立)
理由一，互联网搜索引擎所提供的服务是一种附加条件的免费商业服务，互联网搜索引擎通过提供互联网搜索服务获得展示商业广告的利润。
理由二，英国及欧盟的人权法律中明确规定在出售产品或服务时因偏见而拒绝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或在其过程中出现人身歧视属违法行为。
理由三，通过中国大陆地区和中国大陆之外世界的搜索引擎进行相同关键词的搜索比较，一些中英文关键词在中国大陆境内境外的搜索结果之数量有明显的差别，
特别是在-同一家跨国公司的中国大陆境内境外引擎搜索结果差别巨大。
理由四，中国大陆境内境外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有特定的规律，即在涉及到中国的政治，人权，民族，部分公众人物的搜索结果有明显的数量差异。甚至对一些关键词进行搜索会出现搜索引擎网站拒绝服务的现象。
理由五，在搜索某些关键词时，搜索网页上会提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却不说明具体依据中国哪部法律的哪些具体法规。，在搜索引擎提供商询问原由，也不见回复，搜索引擎提供商如不能回复有效答案则证明这样法律并不存在，因此搜索引擎提供商存在欺诈行为。
理由六，妨碍公平竞争，有证据显示中国大陆地区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商通过有意识的操纵关键词搜索排名影响搜索结果，这些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商沦为不良竞争的打手，并通过这种方式攫取非法利润，严重危害公平竞争。
理由七，英国针对涉嫌儿童色情，展示恐怖主义暴力行为等的网站进行网络审查，严厉阻隔此类违法网站被在英国本土接入。其他欧盟国家也有类似的网络审查，特别是在德国，由于拒绝承认纳粹种族大屠杀是违法行为，故而涉及此类内容的网页和网站在德国是不可以设立和被访问的。
同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所提供的服务构成了对使用特定语言（中英文为主）中对特定政治立场，人权问题，宗教信仰，民族事务等的明显歧视，以及妨碍公平竞-争，从而严重的违反了英国和欧盟的人权法律，
理由八、通过操纵搜索结果还涉嫌到误导在英国和欧盟的以简体中文为阅读母语的公民和移民的思维，进行反民主国家法治，社会，文化的洗脑，以至影响到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10、 香港支联会2010年4月11日声明。
支联会关注近年国内以至本港的网络自由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这些威胁包括中共透过商业及科技手段肆意限制和监控互联网，对网站、网络内容、博客和即时讯息服务进行过滤、监控和审查，压制异见声音。例如：雅虎（Yahoo!）协助中共检控师涛、胡佳因网络言论被以言入罪，有关当局强制入口电脑安装绿坝过滤软件，谷歌（Google）因不满中共政治审查而撤出中国市场等事件，都显示国内网络言论自由正逐渐收紧，甚至出现企业为保商业利益而自我审查。
更甚者，这股网络政治打压的趋势正蔓延至本港。「六四」二十一周年前夕，互联网讯息交流平台Facebook一个拥有四万成员帐户的《毋忘六四》专页遭到讯息封锁︰包括香港支联会在内的80名专页管理员被Facebook操作员指违反专页使用条款，被禁止发布任何讯息。Facebook至今一直未交代事件，更未提供《毋忘六四》专页违反使用条款的实质证据及相关标准。事件难免令人忧虑互联网讯息交流平台开始自我审查，自行收窄香港的网络言论空间，甚至为中共担当打手打压异见声音。
鉴于Facebook、Twitter及微博等互联网讯息交流平台，已逐渐成为国内以及本港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及公民社会组织，接收及传递民主、自由、人权及法治讯息的领域。他们均应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在网络上搜索、接收及传递讯息的自由。因此，政府及有良知的企业都应维持互联网自由，防止互联网技术沦为政治打压及审查工具。
支联会要求Facebook交代《毋忘六四》专页管理员被禁发布讯息事件，并促请所有互联网讯息交流平台，公开使用条款及清楚说明违反条款的标准，尽社会责任保障平台的言论自由。
四、官方动态
1、 中国《保密法》修订草案规定:互联网运营商必须配合泄密调查 。
新华社4月27日公布《保密法》修订草案内容时指出，"互联网运营商应当配合公安机关对泄密案件进行调查。此外，发现利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发布的信息涉及泄露国家秘密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记录，进行报告，并予以删除。"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强调，"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知情权，促进信息资源的合理利用。"
保密法草案将国家机密定义为，影响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一旦泄露会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产生危害的信息。
美联社星期二报道说，这项法律还可能迫使商业公司同中国的安全部门合作来对付政治异议人士。
报道说，在中国，国家机密的定义很广泛，它可以包括地图，卫星定位坐标，甚至经济数字。中国官员有时候用保密作为不公布信息的借口。
总部位于法国首都巴黎的、致力于保护信息自由的国际组织“记者无国界”的中国事务办公室负责人文森特-布洛塞尔就此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这项保密法有被政府滥用以打压反对派人士或异议人士的可能性：
“这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他们想用这项法律来更容易的迫使电讯或互联网公司与中国当局合作暴露那些所谓泄露中国国家机密的人的身份。中国政府一直在向电讯和互联网公司施压；向当局提供异议人士和记者的身份。我们可以回顾雅虎向当局提供师涛的身份这件事和不久前谷歌因为不愿意屈从于中国政府的这种要求而退出中国市场一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法律，因为政府可以随意用它来打压异议人士和反对派人士。”
中国维权人士、"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认为:"这不仅是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也是打压网络自由侵犯人权的问题。此前政府就出台了种种措施限制网络通讯自由，这一次修订案里是当局对网络整顿的另一个举措，而且还想制度化，要堂而皇之写进法律里面。我觉得中国的网络自由以后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
2、 中宣部对王家岭矿难等发布审查新指令。
中宣部在4月6日下令，指示对于山西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中政府营救153名工人的消息只能做正面报道，任何负面报道必须从网络和传统媒体上拿掉，并要求记者立即撤离。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简称中共中央宣传部或中宣部，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是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也负责控制中国大陆的信息流通。
香港时事评论人士何亮亮在接受美国之音说，中宣部是中国体制的一部分，这些命令是既定之规。
他说，“中宣部对于国内媒体，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但是它就有这样一种权力和责任，控制和引导舆论。当局花了很大力气，也确实救出了大部分矿工，但中宣部也很巧妙利用他们对媒体的指导权力，把丧事变成喜事。”
面对吉尔吉斯斯坦出现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愈演愈烈，中宣部在4月7日要求所有媒体只能采用来自新华社的报道，原因该国动荡的局势和暴力可能会对与其接壤的新疆自治区产生影响。麦燕庭分析认为这是因为政府不想让“自由”和“民主”的信息自由传播。
3、 刘正荣:互联网上没有绝对的自由 。
2010年4月14日14：00，新华网“新世纪的网络媒体”系列访谈第一场邀请国务院新闻办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主任、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做客访谈间，畅谈“互联网发展与网络媒体的作用”。
刘正荣强调指出，我们坚持依法管理，由政府来主导互联网管理，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制定法律法规，制定规则，在互联网上保护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同时倡导行业自律，主张由社会来监督，还主张通过必要的技术手段来阻止违法信息传播等，这些都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各国都在管。确实，有一些朋友有误解，好像在国外的互联网上什么都可以说，其实并不是这种情况。最近几年，我们到30多个国家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相关国家互联网管理的做法，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互联网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各国都在进行管理。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在这里我也要特别强调，网上交流的活跃是我们国家互联网发展的一大特点。在我们的互联网上，至少有一百多万家提供电子公告服务，人们可以在那里表达意见和看法。我们国家有两亿多个博客，平均6个人就有一个博客，每天新产生的博客文章就有300多万篇。论坛当中的帖子难以计数，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少见的。也就是说我们互联网上交流活跃的程度在世界上是少见的。第二点要强调的就是，互联网确实为人们表达各种意见提供了便利，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但是发表言论也是要负责任的，要遵守法律法规、遵守道德规范，要注意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我想这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到的。
4、 中国将推出“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英语台” 。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2010年4月30日宣布，“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英语台”从五月一号开始将通过亚太六号卫星以及网络、手机进行试播。
这是一个24小时的英语新闻台，将播出新闻、专题节目、气象预报等。这一频道将在七月一号正式播出。
正式开播后，它将通过卫星、有线及互联网向亚太、欧洲、北美洲和非洲等地区广泛播出。
此前，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中文台的环球新闻频道已于今年１月１日上星向亚太地区和欧洲部分地区播出。
5、 中国要求网吧坚决阻止未成年人上网 。
据法新社报道，中国政府2010年4月7日发布新的网吧管理规定，要求网吧坚决阻止18以下的未成年人上网。规定说，对一次接纳3名以上未成年人以及在规定的营业时间以外接纳未成年人，或由于接纳未成年人引发重大恶性案件的网吧，依法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法新社说，规定并没有说明什么是“重大恶性案件”。
6、 世博前夕打击“非法信息”。
上海世博会即将召开之际，已经陆续有网站或者网吧受到通信管理局的指令，在世博会期间，出现有“非法信息”直接封网站IP或者切断网络。据悉3月过后，上海各区有一批网吧被悉数要求停业，深夜警察还会对洗脚房、网吧等作突击检查。
中国知名的科技信息网站Solidot 星期三披露说， 中国文化部近日下达了通知，强化对网吧的管理和惩罚力度。 通知要求说：一次接纳3名以上（含3名）未成年人的网吧，将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接纳2名以下未成年人的网吧，责令停业整顿30日；一年内2 次接纳2名以下未成年人的网吧，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连续3次（含3次）没有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费者有效身份证件的网吧，责令停业整顿30 日。
有评论认为，这些指令的最终目标是要限制人民获取信息及言论的自由。
7、 官方智囊谈互联网：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教授于建嵘4月9日在香港大学举行题为信息技术和民众抗议的讲座，探讨如何利用互联网和新科技作为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
讲者以唐福珍自焚、邓玉娇案、杨佳杀警等公众事件总结出互联网作为新的广场政治的一些特点：由于网络可以把一个很小的事情变成公众时间，之后马上可能变成社会上必须面对的问题，现在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时出现了一批主体多样的设置议题的人，所以中国很多问题现在已经不是精英提出，恰恰更多是草根提出。网络时代怎么使一个问题变成一个社会的公共话题，它的目标是抗议和赋权，通过网络议题的设置给民众赋予一种权利，你现在看到中国所有问题都会最后归纳与官民矛盾。同情弱者、置疑强权、追捧草根是我们发现设置议题的关键。”
于建嵘说：“ 我历来说应该有充分的信息来源和充分的表达，我们不怕人家误导。关键的现在的问题是想引导舆论、制造假象，这是现在我们国家面对的大问题。”
于建嵘强调官方首先要改变对稳定的观念，不要把网民当敌人：“ 首先要改变，不要认为网络自由、网络议题、网络民主都是违法的、有害于社会稳定的东西。刚性稳定一切目标是保持权利的垄断性，而不是保护法律体制的严肃性。”
当被问到是什么造成大陆目前的官民矛盾时，于建嵘总结三点包括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和排他；经济分配不公；以及对社会、社会组织、包括网络自由的控制：“实际上怨恨、维权也好、骚乱也好都蕴藏着公权和私权的斗争、所谓的官民矛盾。怎么限制公权、让公权带上笼子，所以我提出要立规。” 而一名在港大攻读法学博士的大陆学生问到讲者对政府对互联网表里不一的态度有何看法时，于建荣说：“为什么它讲的和做的不一样，就是因为恐惧，因为这是个没有规矩的社会。 ”
五、媒体与评论
1、 何清涟：被网络文化解构的国家意识形态 。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中国政府每年投入巨资，并且动用宣传教育机器全力维持的意识形态大厦已经无可避免地陷入瓦解状态。
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正面临网络文化的解构。
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学者的重要性大大下降，解构意识形态的主体成了学者与传媒眼中的受众，其主体是70后与80后这两代人。可以说，是他们创造了当今中国的网络文化，其领军人物则是韩寒，他的言行对中国网络文化形成影响甚大，超过了所有学者――这并不是否定从改革之初直到现在所有学者的贡献，因为韩寒的思想奠基于这些学者共同努力创造的社会文化环境。
韩寒承担的社会角色，与已经走进历史的任何启蒙及抗争型人物都不相同，其特点是以冷嘲的方式讲述中国的社会常识。正是这种不相同，引发了许多人及许多外媒的兴趣，人们正在试图理解并解释“韩寒现象”。50年代人当中，只有艾未未非常成功地利用了网络这一新的表达平台，成为风头最健的意见（包括行动）领袖。以他们为代表的网络文化，正在一点一点地解构这个号称“和谐盛世”的荒诞时代。
国家意识形态还面临另一种解构，即来自传媒与教育受众的反思与批评。
与毛时代相比，天朝控制言论的兴致依旧，教育仍然是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只是时代已经进入网络时代，发表文章的门槛低了，“文革”时期当局强迫全国人民共读几本指定的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人只要有意愿，就能够成为网络作者，不再是前网络时代的“受众”。在这种书写者日多的年代，普罗大众对意识形态的解构有如地面流淌的水，无所不至。
尽管中宣部规模远比毛时代庞大，经费也越来越多，手也照样伸到中国大地每一个角落，但中国还是经常出现一些宣传部门始料未及的事情。事情的制造者与参与者主观上并不想解构意识形态宣传，但客观效果却是参与解构，所以我将之称为“不自觉的解构”。
反智主义的另类解构.这种现象与其说是众网友无聊状态下的一种自娱自乐，还不如说是社会普罗大众对一小部分精英意图掌控社会话语权的反抗：政府只管树立你的高大全“英雄”，我们的“偶象”我们自己树。这种反智主义的文化态度，完全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的行为长期脱离民意导致的结果。
到了网络时代，教育系统虽然仍是国家意志的物化，但传播手段的一元化已经不再可能，在现实的残酷教育下，中共教育体制培养的学生最后大都成为这套意识形态说教的厌恶者。对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各种批评声音现在正从网络的各个缝隙里钻出来，使中国当局维持党化教育越来越困难。当事情走到反面，连中国当局都从这种意识形态教育中看不到任何希望时，改变这种格局的机会就将来临。(
2、 刘水:谷歌退守自由 。
来源:《动向》
谷歌中国总部离开中国大陆迁移香港，与其说谷歌黯然离开，不如说谷歌主动选择了不合作。虽然仍在中国主权天空下，但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制度环境。香港是中国唯一的自由土地，谷歌退守香港，尽享殖民地遗留的自由和法治，并强化中国网民的地域认同感，又保留谷歌的商业底线和利益。
相对于微软等国际互联网巨头无条件顺从政治，损害消费者利益，谷歌离开的时刻，反倒因为中国官方的故意抹黑，让普通网民更加瞭解了谷歌。
谷歌作为一家国际商业公司，第一个敢于公开站出来对专制政权说「不」。它提供了一个坐标，从此表明互联网是衡量一个国度自由与独裁的标尺：商业与黑暗政治可不兼容。谷歌并未离开，它留给中国网民信息开放和信息共享的价值理念和经验，不仅对于互联网经济是无价的，并将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中显示出来。
谷歌几年来的「与狼共舞」实验，终于触碰到中国政府「维稳」的核心利益，遂遭致政府、媒体和官方作家，以传播黄色信息、侵犯着作权等为藉口，大肆实施有组织污名化抗拒。我们要说，「维稳」核心利益，违反了基本人权和官方自定的法律游戏规则。
谷歌中国退出的另一个实证价值在于：信息自由与专制独裁，通往人性的善恶两极，天然不能兼容。
笔者将这种中国特有的景象称为「红绿灯现象」──守规则者被淘汰出局，破坏规则者则生存下来。也有人将今天中国称为「坏人社会」──坏人能够很好的生存，好人却处处遭受欺压。其本质是「劣币驱逐良币」，近期有大陆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出现全面溃败迹象」，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虚拟网络世界也不能倖免，谷歌的进入与退出就验证了这个「中国怪圈」。
谷歌事件晚期上升为中美两国政府间的「战争」，背后代表着两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剧烈不适应。而这种巨大的不适应，还表现在谷歌宣佈正式退出中国市场时，与谷歌合作的中国大陆公司一致保持沉默；中国部分「爱国网民」在网上骂声一片，他们认为世界五百强几乎都选择与中国政府合作，中国的不好自己人可以说，外来者选择不合作就是与中国对着干。而这恰恰体现了谷歌的自由价值观，也是追求自由的中国人愿意为谷歌献上敬意的理由。
3、 杜光：司法黑幕和网络言论自由 。
俗话说：一滴水可以见太阳。确实如此，每年数以万起甚至十万起的群发性事件和层出不穷的冤假错案，每一桩都可以映照出专制主义的魔影。特别是近几年来，许多执法机关堕落成为专制政体的工具，为权贵豪强服务。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压制敢于起来抗争、维护自己权益的平民百姓。为了满足权贵豪强的愿望，甚至挖空心思地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把维权人士和无辜群众关押审判，充分暴露出与民为敌的专制主义本质。最近正在福州上演的一场“诬告陷害”案，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时代特征。
我从这些材料里领悟到，范燕琼等被拘捕，不仅仅是因为替林秀英鸣不平。他们多年来的维权活动，早就使他们成为官方的眼中之钉；为林秀英鸣冤，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这个“诬告陷害”案的实质，不在于严晓玲的死因和某些干部被“诬陷”，而是官方对维权运动的打压。
维权运动是广大民众同权贵豪强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表现。有权有势的官吏或与豪强相勾结，或直接利用权力，剥夺老百姓的权利，侵害民众的利益，这才引起群众的抗争。在这个尖锐的矛盾与斗争中，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政府，就应该站在民众一边，严惩那些为非作歹的权贵豪强，维护群众的权益。但现实的情况却完全相反，许多地方政府都不约而同地站到权贵豪强的一边，动用暴力或司法手段，打压民众。而当一些有正义感、社会责任感的律师和社会人士挺身而出，为民众仗义执言时，他们打压的目标就转移到这些维权人士的身上。而就我的视野所及，维权人士无一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正因为热爱这个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国家的尊严，才奋不顾身地对那些损害国家利益的罪恶行径，展开坚决的斗争。对维权人士的打压表明，在人民大众同反动的权贵资产阶级、豪强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国家权力被用来保护反动阶级，镇压人民，镇压爱国者，从而充分暴露出这个国家机器的专制性和反动性，这正是司法机关遍布黑幕的基本原因。
通过对这个案件的考察，进一步加强了我的两点认识。第一，维权运动的扩大，培育了一大批为了社会公正和国家利益而甘愿奉献自己的智慧和精力的仁人志士。他们心胸开阔，志向高远，思想明确，意志坚定，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是国家的希望所在。范燕琼在她的博客“神州有泪”里，标明开博的宗旨是“真实记录，清算罪恶，不图回报，只求真理”。她写的许多博文，都体现了这个精神。
第二，由于舆论导向对媒体的封锁，互联网已经成为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越来越重要的阵地。近几年来，许多官场黑幕、贪官污吏，就是在互联网上被揭露的。福州的“诬告陷害”案，也导源于互联网。与民间越来越多地利用互联网的同时，官方对互联网的控制也越来越紧。谷歌退出中国市场，就反映了网络言论自由同文化专制主义的矛盾，斗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官方没能压服谷歌接受过滤敏感信息的条件，在全世界面前既丢了面子，又再次被证实了压制言论自由的文化专制主义本质。至于谷歌，放弃了中国市场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它可以继续在香港为大陆网民提供服务，继续保持了它的社会影响。我认为，网络言论自由和文化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或者换句话说，对网络言论自由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还方兴未艾，斗争正在继续发展。应该承认，在这场斗争中，文化专制主义由于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做后盾，一直处于有利的优势地位，但是，互联网的无往弗至、无远弗届的的特点，给网民提供了无数可供利用的条件；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将会开辟反限制的新渠道、新条件。所以，我对互联网的发展前景是比较乐观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进一步发挥互联网在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作用，还有待于大家的努力。
4、 胡泳:网络问政，是否只能问问而已 。
来源:《新周刊》
“两会”期间，“网络问政”一词见诸媒体的频率颇高，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新词“微博问政”。据《时代周报》报道，有40位代表、委员开通人民微博，47 位开通新浪微博。《新京报》则总结“微博问政”的特征：代表委员履行职责的新途径、新闻媒体传播新闻的新形态、公民参政议政的新平台、新闻记者采访互动的新方式。
这不禁让人想起4年前，当时博客刚刚在中国兴起，人民网也专门为代表和委员们开设了“两会博客”，媒体一片欢呼声，称人民可以借助博客与他们的代表 “零距离接触”和“互动”，还有人认真探讨起“假如温总理开博客”这样的问题来。那时人们呼唤两会成为博客的盛会，而今人们呼唤两会成为微博的盛会，可是 不妨认真想一想，4年以来，新媒体形态发生了从博客到微博的变化，“网络问政”究竟收获几何呢？
“网络问政”的说法在2008年比较鲜明地浮出水面。《南方都市报》提出“如果说2007年是网络公民崛起元年，那么，2008年就是网络民意强力问政、网络情绪影响政情、网络民主平台初步搭建的重要关头，可谓网络问政元年”。
问题在于，意见的讨论，民意的表达，并非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毕竟，收集网络民意与展开网络监督并不等于民主制度。在这个层面上，无论是两会博客还是两会微博，都是一种有胜于无的无奈。抛开表面上的喧嚣，“网络问政”其实给我们提出一系列尖锐问题，比如：谁来问政？向谁问政？怎么问？能不能问出结果？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网络最终只能蜕变为官员的T台，很多人不过就摆了几个pose，走了几个过场而已。
这其中有几层内涵，需要抽丝剥茧地去认识。其一，一个社会如果如此依赖网络的强力问政，那人们在过着怎样的现实生活？他们是否整体性地丧失了对现实社会政治的信赖？如果媒体能够自由报道真相；如果人民代表能忠实反映人民的呼声；如果在民意形成、民意传达和民意监督上没有那么多的功能缺失，那么又怎会出现“网络一线天”的信息堵塞和诉求集聚现象？
其二，问政问政，是否只能问问而已？这两年网络监督的确大显威力，但诸多被曝光的事，且不论有几件能获得真正 彻底的解决，更关键的，网上的民意可否化为网下的制度？正如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所言，“制度性的错误就要用制度性的措施来终止”。
其三，“功夫在网外”，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网络问政”虽然对中国的政治生活而言是件好事，但更多的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发力，依靠制度路径推动民主实践，那才是真正的网络问政， 真正推动政治文明进程。一位网友反问得好：现实生活都没法维权，虚拟空间倒想“问政”？
5、 中国新兴与传统媒体互动有助监督社会 。
来源:美国之音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与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2010年 4月 27日联合举办了有关中国互联网自由与政府管制的研讨会，探讨两者的互动关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副研究员班志远表示，虽然中国民间网络力量不容忽视，但目前在中国揭发时弊的主要媒介仍然是受政府管制的传统媒体。
班志远说：“我们真的在网络上看不到。我想你在网上看不到调查报导，但是在传统媒体你能看到不少这样的报道。如以往南方周末报导希望工程出现问题，这些例子都出现在传统媒体上。”
班志远表示，这并不代表中国民间网络力量在与受政府管制的传统媒体的角力中一无是处；相反，他们确实渐渐地协助传统媒体，互补不足。班志远举例说，早些时候在报道王家岭矿难事故中，有传统媒体记者在私人微博中透露了当地官员如何给付掩口费，希望矿难家属不要对外说话。他说，这些都正好是这名记者在正常的采访中不能报导出来的消息，也反映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力量的微妙变化。
出席同一讲座的中国暨南大学新闻系副教授吴飞表示:"中国当局不知道如何管制新兴媒体。我想他们，如我所说的，将这些媒体的新闻讯息来源和他们的资源统统切断，向他们施压，使他们得不到任何讯息。”
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在中国政府的新闻管制中正小心翼翼地肩负起监督功能。中国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彼德赫福德指出，中国传统的地方媒体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像，就是互相监督，却不会调查报导自身所属省份发生的敏感事件。
彼德赫福德说：“其中的一个技巧就是，你可以在邻省或两三个省份以外的地方作调查报导。在广州及其他地方，情况确实如此。因为他们(其它省份的媒体)也会对你采取相同的行动。但你不能在自己的省份做。在自己的省份你很难写调查报导。”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副研究员班志远也有注意到这种独特的现像。不过他说，近年不同省份媒体互相监督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班志远说：“(中国共产)党有政策禁止这样做。但这种做法仍然在继续。你仍可以看到这类报导。不过，这种做法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有很多原因解释为什么越来越难。其实，很多压力都是来自中国的地方政府。”
与会多位学者均希望，中国网络与传统媒题会有一个良性互动的发展，长远促进彼此的社会监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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