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转自百家争鸣
3月14日，我有感于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主任张鸣和他的顶头上司李景治院长，在教授职称评定会上，因为观点相左而结下“梁子”的事例，写了篇短文《张鸣现象：中国的大学里能容得下有风骨的人吗？ 》①。在文中，我最后说到“张鸣，这位见了总理也敢不起立的书生，敢公开挑战人民大学的思想秩序和人际关系秩序，其风骨绝对令我感佩不已，但他前途不妙，我想，不会有什么悬念。”果不其然，今早，我就看到张鸣写的博文《我已经被荣幸地撤职》②，得知张鸣已经被正式革职。此事，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尘埃落定，完全应验了我的预见，说明人民大学乃至中国的大学里是不可能容得下有风骨的人才，只能吸纳庸庸碌碌之辈。
在前文中，我曾说“对张鸣教授，从未谋面相识”，其实是我记性差的笔误。网友废话一筐读了此文后提醒我，我和张鸣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2005年6月底，我和张鸣都曾应邀出席过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成立三周年座谈会，只不过他是作为网站的专栏作家与会，而我是作为网站的读者代表到会观摩。殊感遗憾的是，虽然我一直对张鸣的文才和史识都极为钦佩，但却在那次会议上与他失之交臂，无缘结识。
平心而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像我这样喜欢阅读张鸣写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好文章的人不在少数。对张鸣的才、学、识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大家只要读读他写的那些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历史随笔就足以下结论，遑论他撰写的5、6本专著。而对与他有过节的另一方李景治院长，我这个孤陋寡闻也没啥文化的人则是第一次听说。好在如今的互联网功能确实是强大到你要找谁的资料随手就能找到的程度，我只不过是用百度一索，李景治院长的庐山真面目就凸现在我的眼前：此君原来出生于1943年6月，是毕业于人大，执教于人大，发迹于人大的土著型学者，所做的学问是研究“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其著述颇丰，写过诸如《认真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经验》等很有些分量的论文③。我在此说李院长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见长，估计他本人也不会不同意。
张鸣和一个资深的土著型学者又是做这种学问且政治地位比他高一头的人较劲，如果不惨败于他手下，那中国就不叫中国，而要改叫美国了。
记得去年9月，我有感于人民大学一位叫郭峰的学者无理指责湖南长沙的“摩的”司机陈洪，曾写过一篇小文章《“摩的司机”与“精英学者”对话：社会断裂的鲜活标本》④。在此文中，我对人民大学的这个垃圾学者曾表示过极度的轻蔑，说过“陈洪和郭峰的角色严重错位。陈洪，这位‘中学生’真应该去人民大学当教授，而郭峰这位研究生则应该去长沙当‘摩的’司机或进行‘劳动教养’。”现在，当我得知这位睚眦必报的李景治，居然如此急不可待地召开所谓“院长办公会”，作出撤销张鸣系主任职务的决定，使我对人民大学出产垃圾学者的印象进一步得到强化。
张鸣作为一个性情中人，为自己身边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同事仗义执言，虽属“犯上作乱”，但却是在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做抵押而主持学术正义，我想无论是大学里的人或是大学外的人，都是一目了然的。李景治统治下的国际关系学院面对公众舆论的谴责，不知错就改，反而变本加厉，将张鸣予以革职，以儆效尤，其所作所为，不仅把李景治的学霸兼恶吏的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而且，更具有制度意义的是，它表明，中国根本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中国的大学应该从人民大学开始，改叫“学衙”。
张鸣无疑会作为中国教育界一个挑战旧秩序的标志性人物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崇高位置，李景治虽然可以主持院长办公会把他革职，但我却敢说，他在中国的历史中，其位置只配给张鸣擦鞋。
在我看来，张鸣现象以如此结局尘埃落定，凸显的是人民大学乃至中国大学的堕落和悲哀，因为通过这件事情，任谁都能看得明明白白，无论是在人民大学或是在中国的其它大学，一个学者安身立命的支柱，不是靠才、学、识，而是必须对学霸和恶吏保持所谓“敬畏”，才能确保安然无恙。
张鸣被这样的大学革职，确实值得感到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