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出生的田伟冬中等个子，举止稳重，乍看上去，一点不像是蒙冤度过10余年牢狱之灾、刚刚出狱的人。“我在监狱中看了不少书，《周易》、《奇门遁甲》，还有武打小说、穿越小说。我自学了五官科、内科、护理科，还拿了监狱系统中的行医资格。”在浙江杭州萧山区进化镇欢潭村老家的四层小楼里，他平静地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田伟冬的母亲从农田回到家里，不放心地看了一眼儿子与记者交谈，才匆匆走到厨房忙碌起来。田伟冬“刑满释放”回到家已经4个多月了。自从这桩冤案被披露后，不断有记者来到家中，这让他的父母始终难以适应，也不愿意接受采访。

蒙冤十七年

田伟冬的家境看着不错。“房子是为了给我娶媳妇盖的。”田伟冬说。他的父亲今年已经66岁了，还在村子厂里做小工。母亲也近60岁了，承担着家里所有的农活，农闲时会到附近的苗木场拔草，赚钱贴补家用。去年底，母亲知道儿子即将回家，急着拿出全部储蓄，又借了些钱，把楼盖了起来。儿子已经快40岁了，早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还背着杀人犯的罪名。“不把房子造好，哪家姑娘会嫁过来。”

田伟冬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从没跟村里人红过脸吵过架。1994年，19岁的田伟冬在萧山城区开了一家小饭店，一个月有四五千元收入，一家人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蛮开心”。

然而，噩梦突然降临。1995年3月20日和8月12日，杭州萧山分别发生两起劫杀出租车司机案，公安机关后来认定案件为包括田伟冬在内的5名萧山籍男子所为。当年11月28日，田伟冬因“涉嫌杀人”，被带到萧山市城厢派出所。当天，另外3名萧山青年陈建阳、朱又平、王建平也被警方带走。“反铐起来就打。”田伟冬说，当时，有人把他的头往墙上撞，当场头破血流。第二天，继续提审。田伟冬遭到电警棍电、拳打脚踢、“背扁担”（用手铐把两只手绕肩背后拷起）等刑罚。他曾两次咬舌自尽，被送到萧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

田伟冬说，头3天里，他没有合一下眼，没吃一口饭。办案人员不断说：快交代吧，别人已经承认了，你是在某地方杀的人，你拿的是刀……

1995年12月5日，田伟冬被收押到萧山看守所，同室的7名犯人继续对他进行殴打。据说是听从上面安排，如果承认了就放过他。他喝过“啤酒”（按在马桶喝尿），吃过“蹄髈”（用膝盖顶胸头），洗过“淋浴”（冬天脱光冲凉水）。但“打死我也不能承认，因为我真的没杀人，到最后我也没有承认过杀人”。

田伟冬遭受刑讯逼供时，他的父母心急如焚，四处借钱，到处求人。母亲实在走投无路，只好烧香拜佛。1996年的大年三十，讨债的找到家里，家中拿不出钱，田家父母和妹妹一起抱头痛哭。

1997年7月1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做出判决，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等3人被判死刑，朱又平被判死缓，另一名嫌疑人田孝平被判无期。判决书中说，田伟冬“抗拒交代其犯罪事实，认罪态度极差”。判决后，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朱又平4人不服，提出上诉。当年12月2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等3人改判死缓。这一次，田母看到了儿子活下来的希望。

从那一天起，夫妇俩就开始拼命赚钱。田伟冬说，母亲每次来，都会带很多他爱吃的东西，家里遇到什么难处也从来不讲，只会说，不要担心家里，争取早点出来，一家人就可以团圆了。

2012年，萧山抢劫杀人案有了转机。公安部门在侦查其他案件时发现了一犯罪嫌疑人，通过指纹比对，认定该犯罪嫌疑人是1995年3月20日劫杀出租车司机案件真凶，并对其实施逮捕。

真凶出现，田伟冬等5人见到了洗清冤屈的曙光。今年1月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对该案立案复查。5名“案犯”中，田伟冬已于今年1月11日刑满释放。2月初到4月28日，朱又平等4人先后获得假释。

17年的牢狱生活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如今，田伟冬手上的手铐印记依然清晰可见。刚出狱时，他连乘电梯都不会。家里买的新智能手机，他只会打电话，根本不会发短信、上网。现在，他最渴望的是浙江省高院能够尽快结束复查，“还我们一个公正。戴一个杀人犯的帽子，哪个企业会招我们？”

申诉无门的其他冤屈者

当田伟冬等5人冤案在媒体上频频曝光时，同样发生在浙江的另一桩轰动全国的冤案似乎渐已落幕。

2003年，浙江杭州发生一起强奸致死案，张高平、张辉叔侄被认定为嫌疑人，遭到刑讯逼供，屈打成招。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张辉、张高平死刑和无期徒刑。当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分别改判张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

2005年，张高平被送到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服刑期间，他一直喊冤，引起了石河子市检察院张飚、魏刚等人的重视。“很多罪犯都会说自己是冤枉的，但多数并不属实，张高平与其他人不同，他非常执著地坚持自己无罪。”张飚记得，每次见张高平，他总会双眼发光：“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会还给我清白！”

在石河子检察院，张飚等人翻阅了张高平的卷宗材料，发现多处疑点，并在2008至2011年连续多次将张高平案的申诉材料寄交浙江法院、检察院，但始终无果。2013年，案件终于迎来转机。有证据显示，强奸案的真凶或为因杀害大学生、已被执行死刑的出租司机勾海峰。今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辉、张高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张辉、张高平无罪。

5月1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张氏叔侄国家赔偿金110.57306万元。对于这笔“还不够在杭州买房”的赔偿，张高平说：“我满意又怎么样，不满意又能怎么样？我不关心那个，我现在就想找个工作。”

在张高平叔侄平反前后，全国亦有两桩冤案曝光。2013年4月8日，上海司法机关表示，将核查18年前的梅吉祥、梅吉杨兄弟杀人案。1995年7月6日，梅吉祥的妻子顾敏黎被发现昏迷在地，后经抢救脱险。当年11月下旬，顾敏黎指控梅吉祥是凶手。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梅吉祥死缓，其弟梅吉杨因共谋被判12年有期徒刑。退休检察官刘炳华历时7年调查，发现此案证据不足。他甚至通过自己的调查，锁定了一名重大嫌疑人。目前，案件仍在核查中。

而在监狱中度过了10年的河南人李怀亮，也在今年4月被宣布无罪释放。2001年8月7日，李怀亮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当时法院为了阻止被害人亲属上访，与被害人亲属签署了一份“死刑保证书”，“承诺”对李怀亮判死刑。虽然判决因证据不足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但因找不到真凶，被害人亲属又坚持认定李怀亮是凶手，他被长年关押，直至宣判释放。

自2010年以来，全国范围内还有“河南赵作海案”等几桩冤案平反。1999年，与赵作海同村的一村民赵振晌失踪，后来当地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赵作海被拘留，2002年被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刑2年。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中，2010年5月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宣告赵作海无罪。若把时间再向前推，还发生过“河北聂树斌案”。1995年，聂树斌因被判“拦截强奸妇女”执行死刑。10年后，真凶出现，而聂树斌的生命早已无法挽回。

谁该为冤案负责

上述冤案之所以能够在时隔多年后重新审理，绝大部分都是因为真凶出现，或当年认定的“被害人”被发现其实并未被害。这似乎已经成了冤案得以平反的必要条件。那么，谁该为冤案负责？

“如果仔细考虑10年前的社会环境，你会发现，公检法三家认认真真地办了一起冤案。”参与推动张高平叔侄冤案平反的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科长魏刚对记者说。他认为，办案人员一定不要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分析证据的时候，不能为社会和政治压力所左右。

从事刑事诉讼的律师则普遍认为，庭审质证程序淡化，律师很少有机会说话，是造成错判冤案的另一个原因。在刑事诉讼案件中，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不到位，控辩之间权利不平等，嫌疑人是否受到刑讯逼供，是否存在屈打成招，律师都无法获得证据，保护其权益。

但究其根本，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才是酿成冤案的直接原因。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就直言不讳地说，刑讯逼供如果不能真正遏制住，冤假错案就永远消除不了。

由于司法机关片面追求快破案、破案率，导致了刑讯逼供被频繁使用。“说到底，还是把口供看得太重。”全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委员许兰亭直言道：“办案人员应当树立重证据、轻口供的观念，把更多精力放在犯罪现场勘查、勘验和司法鉴定上。”

我国自1979年刑诉法实施以来，一直有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非法获取证据，但在刑诉法条文里并没有详细规定刑讯逼供的具体行为。这也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绝。十八大后，刑诉法修改，明确宣示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并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规定哪些证据是非法证据以及如何排除非法证据。

此外，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中，预防错案发生的机制仍然十分脆弱，当事人想对相关责任人或部门“讨个说法”困难重重。在刘炳华为梅家兄弟案奔波时，就曾有劝说者提醒他：“要考虑成本，救一个人会毁掉很多人。”这位老检察官也曾希望通过系统内渠道平反冤案，但多年未果。连熟知法律的检察官尚且都如此，那普通人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2011年，我国法院系统受理案件1200多万件，其中经过二审之后，服判息诉率是98.99%，再审改判率为0.14%。换句话说，这1%意味着全国有12万起案件无法令当事人满意；改判过来的0.14%，则意味着有1.68万起案件存在争议甚至是错判。这其中，就包括着像田伟冬、张高平一样的人。他们的家庭被肢解，人生被扭曲。他们可能会选择忍耐，但内心或许已经站到了司法体系甚至社会的对立面。“你们是法官、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检察官。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很有可能和我一样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张高平在再审法庭上说过的这番话，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