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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洗脑观察—幼儿园安全与中产自救 | 看这当下的中国

2017年11月26日 综合新闻 ⁄ 共 3114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李星转自搜狐

写在前面的话|当代教育家按

携程虐童案后,曾有人写下的这篇文章又毫无违和地被用在了今天的中国。携程案不会是第一起,红黄蓝案也不会是最后一起。虐童在学费每月5000的高级幼儿园内依旧发生,在这件事上,没有人是一个孤岛。

注:昨天,警方公布了红黄蓝案件的最新进展。望周知!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在上海妇联公布处罚《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的处理结果之后,并没有见到教育部门对其监管失职的跟进与处理,也没有出台相关制度以防止类似事件。虐童事件,作为个案,似乎已经结束。

携程亲子园虐童案之后,家长能保障自己孩子的安全吗?答案非常悲观。就在笔者写下此文的时候,网上又爆出北京某幼儿园的疑似猥亵儿童事件。根据媒体梳理的结果,2017年,包括携程、北京金色家园幼儿园等,已有19起不同程度的“虐童事件”。

这些幼儿园安全事件,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

客观而言,全国各地的虐童事件,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实际上,相关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各种虐童技巧,长期的存在中国的幼儿看护行业中。30多年前,笔者在一家市立幼儿园上学,幼儿园属于当地卫生局所办,为本系统职工服务。幼儿园有彩色电视机、风雨操场、各种游乐设施、游泳池,有外国人来参观。这些硬件条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属顶级,但是,幼儿园老师对孩子的看护“技巧”,也包括午睡不乖时,在眼皮上抹万金油。

显然,这些技巧流传至今,还加入了诸多喂安眠药、喂芥末等与时俱进的手段。但是,与30年前不同,这些技巧已经不再被中国社会接受。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全国各地的虐童事件,是一个因社会进步而凸显出来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从普遍性与长久性来看,这与当年全国各地的校车事件一样,需要顶层制度的响应方可更大程度的解决。遗憾的是,携程亲子园虐童案,做为个案已经结束,公众并未看到当年校车事件之后的制度层面的响应,那么,可以做出一个悲观的预言,中国幼儿安全的糟糕局面,必然会继续下去。

中国的0-6岁的幼儿看护、教育领域,公共服务状况并不令人乐观。

2012年政府颁布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严厉限制了幼儿园入园年龄,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办托儿所的现象也不复存在,而民办不但因资质受抑制,而且质量也堪忧。

目前,中国的0到3岁幼儿托管率只有4%。即便3-6岁的幼儿园阶段,不少城市也都存在入托难。卖方市提供的服务质量低下,是逻辑上的必然。

实际上,正是长期以来相关领域低下的公共服务质量,才有了中产自救。

虽然携程亲子园是企业牵头,但福利终究来源于员工劳动,所以,某种程度上,携程的亲子园可以看做作为中产的携程员工,以自我救济的方式,自己组织相关服务的生产。这种以企业牵头形式出现的中产自救,试图自力更生的解决一些急迫需要的公共服务问题。

然而,这种中产自我救济并不被允许,钱之外,有太多的障碍。以资质之名,携程被强制采购指定方提供的服务。中产自救,沦为了寻租的对象。

除了携程,卷入虐童丑闻的幼儿园,很多是高收费的所谓优质幼儿园,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产们试图在糟糕的公共服务中,用钱来自我救济。不过,对政治冷感,只愿看到正能量,试图用钱进行自救的中产,再一次被拉进了和农民工同样的陷阱。

当一个上海的中产妈妈,看到关停农民工子弟校,看到哭泣的母亲与留守儿童,可能觉得应该关,城里人太多了,要以教育控人,赶走一些人。

中产妈妈以为自己在高大上的写字楼里上班,孩子永远不会去农民工子弟校。但是,自我救济的亲子园,被叫停了,理由与关停农民工子弟校一样——资质不够,然后,被强行采购指定方的服务,然后,孩子被虐待了。这时,中产妈妈和骨肉分离的农民工妈妈一样,伤心地哭了。同样的资质理由,既体现在关停农民工学校,同样,也体现在中产的亲子园。

每一种中产焦虑都对应着一种底层苦难,中产焦虑与底层苦难,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样一片天空下,怎会有两种温度?所以,同情心、同理性、恻隐之心、人道主义,才是人们一起保卫自己美好生活的最好方法。

从这个角度,携程的亲子园,一定程度上,正是出于积极的公共言说与行动。

不过,最终,正如一篇文章所说,梁建章的初心败给了妇联。

携程幼儿园的事件,该不该被归咎于携程?

不妨给出一个具有画面感的场面:一些知名企业在饭局、茶叙之时,一人苦口婆心地劝导另一人:你还是少说几句,少做一点,你看梁建章,费力不讨好,惹上一身麻烦。另一人无言以对,从此绝口不言。此情此景,是中国社会的损失,也是良知的损失。

长期以来,执法吃大户,“舆论归咎”吃大户的现象一直存在,并且,在具体的现实舆论情况下,舆论在归因时,往往只能指向企业。比如,使用外卖餐盒的餐馆,消费的是普通消费者,但在讨论白色污染的时候,舆论不是指向多年未能执行的垃圾分类制度,以及背后的相关部门,而是指向外卖平台。其实,归咎携程,这个服务购买方的监管不力未能及时察觉,与归咎父母未能及时察觉异常,只有一线之隔。

自救不易,但孩子仍不能放弃。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整体观念、素质,乃至制度,都无法短期提升,但技术却是一个短期的变量,可以迅速提升。

比如支付宝,曾在中国信用荒芜的情况之下,开辟出安全、繁荣的网购环境;再比如校车,很多校车事故都是路况、人员所造成的,中国的乡村道路,人员素质都很难短期改变,但校车本身的安全性能却是可以迅速提升的;再如网约车软件,同样的外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迅速组织起超越传统出租车的,安全优质的服务。

那么,回到幼儿园安全问题,技术可以带来什么帮助?

熊孩子调皮起来,父母都忍不住要打几下。一个老师,面对这样一群孩子,要说不烦,是不可能的。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违背人性的岗位,而幼儿安全问题,自然也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

有一位美国作家,在深入美国幼儿园的生活之后,发现美国幼儿园同样存在老师态度粗暴,甚至虐待孩子的现象。

所以,幼儿安全问题的本质,不是源于教育技能,而是源于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特性。即一个群体是不能言说、不能表达自己、在心智与体力上都毫无反抗能力的幼儿,另一个群体是能完全操控他们的成年人。

某种意义上,当铁门关下,幼儿脱离父母的视线与控制之外,仅仅是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特性,就已然强烈的暗示着不安全。有了这个认识,就不难明白,子的安全不能托付给人性的善,而是要防止人性的恶。

这位美国作家给出的建议是:

家长不定期探访幼儿园;

仔细观察孩子的异常现象;

实时的摄像头。

实际上,幼儿园铁门一关,家长就不能见到自己的孩子,在如今智能手机普及,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可理解之事。

外部环境、从业人员素质,都很难短期改变,但是让家长手机可以随时查看孩子的情况,进而提高幼儿的安全水平,却是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就完成的事情。

不过,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在微博上提到幼儿园实时摄像头,一些身在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的家长纷纷表示,幼儿园已经安全了摄像头,家长随时可以看,他们想不到大城市还未能普及。显然,这背后,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公共服务的路径依赖问题。

三四线城市幼儿看护、教育相对更不发达,所以,留出更多市场空间,市场化程度更高,竞争程度更大,为了争取生源,幼儿园往往主动提供更好的保障,争取家长认可。

但在一二线城市,公立幼儿园体系相对发达,政府管制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严格,由此造成了0-6岁的幼儿看护、教育更加倾向于卖方市场,不管公立私立幼儿园,都更加强势,自然不愿意提供实时视频,以免家长看到视频后,指手画脚。

由此可见,技术本身,仍然需要制度作为基础。冷漠的中产自救,终究是镜花水月。毕竟,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当这个国家有留守儿童的哭声的时候,中产妈妈的哭声,终究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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