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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学洗脑观察---中国大学的堕落已经令人难以容忍

2017年01月13日 综合新闻 ⁄ 共 2134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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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何以在错误道路上走得这么久、这么远

 

2009年初,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公开征求意见,随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讨论,网络上的各种争议更为火热。3月2日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提出《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建议:一、废除自学考试制度;二、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三、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四、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五、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六、停止大学办分校;七、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八、实行教授定编制;九、砍掉2/3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十、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据《长江商报》“高教十症”调查结果(3月12日公布),近两千网友投票,除第一、九两条外,其余8条意见均获“7成以上的网友力挺”。

 

当然,高教之病并非仅限这10条,而这10条也不一定都是最为严重之症,但这毕竟是一位资深大学校长率先响应政府号召,全面系统地坦陈自己的批评与建议,理应给予应有的尊重与理解。

 

我与刘道玉教授相识已久,而且都是在1980年代出任武汉地区中央直属高校的校长。他虽然比我年轻,但在高校行政管理方面却比我出道早得多,而且还曾在教育部主持过重要工作。我非常敬重他对教育事业的革新精神与执著追求,对他此次提出的批评建议更深有同感。应该说,刘道玉是1980年代那批大学校长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意见包含着众多师生积压已久的共同心声。但我不想重复列举或补述当今高等教育的各种弊端,而宁可探索我国高教何以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这么久、这么远,危害又这么深!

 

记忆所及,1980年代的高教基本上是正常发展的,尽管体制、教学、科研等方面的革新步履艰难。1990年代以后,“教育产业化”作为决策开始推行,主要驱动力来自比教育部更为强势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我至今还记得若干权威人士在报刊和电视上发表的那些梦呓或狂想,仿佛高教一经形成规模宏大的支柱产业,就可以财源滚滚,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经过任何民主咨询,决策究竟有多少科学性也不得而知。——1999年就从上而下仓猝地敞开“扩招”的大门,加上此前也是从上而下促成的高校大合并,一味追求扩展办学规模的狂热浪潮开始形成了。

 

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诚然需要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也需要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牺牲整体质量,否则教育即令转化成庞大的产业,也只能视之为高成本、低效益而虚有其表的泡沫经济。很不幸,有关部委一意孤行,并且以“跨越”一语要求高等教育勉力推行21世纪新一轮“大跃进”,大学遂成为重灾区。

 

紧接着又是在“跨越”号召下,出现弥漫全国的“升级”狂热。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学院,学院升为大学,其实好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升级条件。许多正规大学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甚至连“教学型与研究型”这样的双重身份都不满足,一定要往“研究型综合大学”蹿升,而已经具有“研究型综合大学”特殊身份的所谓“985”大学,又纷纷向“世界一流”狂奔——真可以说得上如痴如醉,举国癫狂。

 

大学内部的各系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纷纷争先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升级”良机,于是好多系、所上升为学院,个别系还分身为几个学院。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后,自行提升为牌号甚大的研究院。某些“特大”大学由于下属学院太多,校领导管不过来,又在校、院之间设立“学部”,俨然泱泱大国气派。相形之下,原有许多系、所的地位则江河日下,往往自嘲为无非“教研室”。与过往相比,现在的大学管理机构名目繁多,层次重叠,越来越像庞大而又复杂的官僚机构,与原先标榜的“精简、效率、效益”革新目标背道而驰。

 

大学现在确实很忙,因为学校越办越大,学生越来越多,教师的教学负担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年轻教师,为了从助教升为讲师,讲师升为副教授,每年还要达到发表若干论著的所谓“刚性指标”。校、院、所各级领导更忙,因为“扩招”也好“升级”也好,并无足够的财政拨款,还得“自筹”财源弥补经费不足,于是便想方设法“创收”,乃至变相推销形形色色的“学历”,当然更少不了“跑部前进”,争招生数额,争项目经费,争科研课题,争学位授予点等等。而教育部及其下属各司局又巧立名目,精心设计繁琐的申报、评审、验收等手续,其中仅本科教学评估一项,就把全国高校折腾得人仰马翻……

 

试问,在这样劳民伤财的纷纷扰扰之中,大学领导又有多少余闲精力用于改善管理以期实实在在地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呢?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今后大学精神的重建恐怕不是一两代人的真诚努力所能完成。高教的积弊不仅年深日久而且盘根错节,彻底整顿谈何容易。

 

从深层根源来剖析,主要问题仍在于主管教育者对教育本身缺乏正确的认知。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需要良性的互动,而不是单向的“灌输”、“塑造”。教育的起点与归宿都是爱,都是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所谓“以生为本”,就是以人性为本。现今教育当局主事者把各项重大措施都名之为“工程”,实际上是忘记了人性不同于物性,学校不是工厂,教育更不同于制造业的生产流程。说到底,教育是细致的教化而不是简单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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