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江转自网易新闻
醒醒吧，别做梦了：北欧国家不是社会主义的天堂
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冰岛——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五个北欧国家在地图上的具体位置，但一定听过“拉仇恨”的北欧模式：上学不要钱，看病几乎免费。你生病了，老板照样发工资。失业了，政府给发工资。退休了，政府还提供丰厚的养老金，真正从摇篮管到坟墓。这里没有穷人，无论是电视明星还是家门口的粉刷匠，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等。联合国都说，丹麦是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另外几个国家也不差，冰岛排第三，挪威第四，芬兰第五，瑞典第十。他们还能抱怨什么呢？
2016年6月23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场音乐节上的兴奋听众。/视觉中国
不止是中国人，一些美国人也对北欧模式心驰神往。2016年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称赞道：“我们（美国）应该把目光投向丹麦、瑞典和挪威这样的国家，学学他们为劳动人民都做了些什么。”但可惜，人们对北欧国家所有浪漫美好的幻想，要么错误，要么过时。
在变身为高福利国家之前，北欧各国已经靠自由贸易甩全世界好几条街了
毫无疑问，北欧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间积累了数量难以置信的财富。1870年-1970年，北欧各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拿瑞典来说，瑞典在19世纪曾经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比英国这种经济大国不知道穷到哪里去了。但到了1970年，它变成了全世界第4富有的国家。在1970年，瑞典人的生产力是100年前的17倍，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当然芬兰、挪威、丹麦人不甘示弱，也取得了14、12和9倍的成绩。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条河的晨间景色。/视觉中国 & Moment Open
不过，这些财富和“高福利”、“大政府”或者“社会主义”没多大关系。瑞典成就斐然，不是因为瑞典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因为它和其他成功国家一样，有着一套运转良好的资本主义制度。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安德里亚斯·伯格(Andreas Bergh)梳理大量过往研究发现：18世纪，瑞典引入私有产权，促进了农民土地产量；19世纪中期，瑞典建立私人商业和储蓄银行，农民储蓄和私人投资开始蓬勃发展；当时的财政大臣约翰·格里彭斯泰特(Johan Gripenstedt)奉行自由贸易，瑞典从人口、货物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中获益匪浅；更不用说19世纪中期，瑞典还拥抱了新闻自由、男女平等，废除了贵族享有的特权，为清廉政府铺平了道路。
北欧国家人均寿命之高、婴儿死亡率之低，也常常让很多人痛恨自己“投错了胎”。但在变身为高福利国家之前，北欧各国已经能够甩全世界好几条街了。伦敦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尼梅·塞南戴吉(Nima Sanandaji)在《斯堪的纳维亚没有例外》一书中提到：1960年，挪威的人均寿命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最高，紧随其后的是瑞典（第3）、冰岛（第4）和丹麦（第5）。当时北欧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和美国不相上下（30%左右），也就是说北欧还没来得及建立起高福利制度。但到了2005年，恰恰当这些北欧国家纷纷转型为高福利国家之后，他们与英国、美国之间的人均寿命差距反而被大大缩短了。
羡慕北欧高福利可以，但最好别以为北欧社会要比美国更不用“拼爹”
中国人羡慕平等的北欧国家，确实情有可原，毕竟双方完全是两个世界。但最好别以为是高福利制度带来了平等。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耶斯佩尔·罗伊内(Jesper Roine)、丹尼尔·沃登斯通(Daniel Waldenström)告诉我们，20世纪头80年瑞典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有了巨大改观，但是绝大多数改善，注意是绝大多数，在瑞典还没变成高福利国家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另外一个残酷事实可能更让北欧粉心碎：北欧国家高福利下的平等，不见得能比“水深火热”的美国好多少。我们知道，不管在哪个国家，人们普遍希望穷苦人家的孩子能够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经济学家就用“社会流动性”来衡量下一代人的收入多大程度是由父母的收入所决定。明面上北欧国家在消除不平等的努力中表现出色，尤其是丹麦，它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的社会流动性排名最高，美国则不出意外地排名靠后。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自行车车流。/视觉中国 & Photolibrary
但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参与的一项研究，就试图帮助大家正确地认识世界。研究发现，比起美国来说，丹麦贫穷人家的孩子不会更有可能得到一份中产阶级的工作。而且，如果一对丹麦父母没有大学毕业，那么他们小孩上大学的机会和相同条件的美国人一样没什么希望。丹麦社会流动性看起来高，那只是因为丹麦把征来的高额税收转移给了穷人，从而“压缩”了代际之间的不平等。如果只考虑工资的作用，不考虑税收和收入转移的作用，丹麦和美国就非常相似。
就如同《大西洋月刊》所说，尽管丹麦对于福利非常慷慨，但机会平等在丹麦不存在，在美国也不存在。即使在童话般的丹麦，父母也很重要。那么北欧其他国家呢？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论文揭示，18世纪的瑞典精英——医生、律师和大学生，他们的后代到现在仍然是精英，和英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此外，芬兰100%的亿万富翁，他们的财富都来自于继承，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28.9%。这意味着，如果一个芬兰人出生时不是亿万富翁，那他这辈子就可以对此死心了（需要再次强调，这只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比，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和这些国家之间有巨大鸿沟，这里就不自取其辱了）。
北欧早已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个高税收、大政府的北欧，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自由贸易者
或许是北欧五国太不起眼了，当人们还沉浸在对北欧不切实际的迷恋中时，北欧其实已经悄然转变。上文提到瑞典在1970年曾经是世界第4富有国家，但他们非要进行所谓“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试验。瑞典在随后二十几年中一落千丈，在富裕国家排行榜上下滑至第14名，经济增速排在西欧倒数第二。此后瑞典痛定思痛，进行了大量去管制和私有化的改革。
创立于瑞典的宜家，商场遍布全球各地。图为北京朝阳区一家宜家商场。/视觉中国
《经济学人》报道，瑞典把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67%降到了2013年的49%；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降到了57%，一大堆财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纷纷被废除；瑞典大胆引入教育券制度，让那些不愿意把孩子送入公立学校就读的家长，能够选择私立学校（另一篇研究还证实，这促进公立与私立的竞争，提高了平均大学入学率与受教育年限）；在医疗服务和老年人看护领域，私人公司能够介入与政府竞争；瑞典甚至对民航管制进行了私有化。
这些眼花缭乱的漂亮数字和实例都在说明，瑞典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大政府、大规模公共支出的拥趸。我们再看其他北欧国家，如今的丹麦拥有全欧洲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它同样允许家长花政府的补贴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如果学费不够自己来补齐。芬兰则利用风险投资家的天使投资人的本领，促进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北欧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甚至比美国还低……难怪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年度榜单上，北欧五国都排在前列（中国排名第144位）。难怪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榜单上，除了冰岛之外，其他北欧四国都在前12名之内（中国排名第28位）。
创立于1925年的丹麦顶级试听品牌Bang & Olufsen。/REUTERS
为什么北欧国家要做出这样的改变？丹麦历史学家贡纳尔·莫根森(Gunnar Mogensen)说：“我们的福利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极好的，我们只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我们负担不起。”上文提到的尼梅·塞南戴吉则在《外交事务》上撰文，“就像其他国家，北欧国家在经历自由市场改革时繁荣，在税收和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增加时止步。” 显然北欧国家总算明白，他们也无法逃脱基本经济规则的掌控。北欧不是社会主义乐园，但北欧比起其他税收高、生活质量却堪忧的国家来说，确实是遥不可及的天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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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per Roine & Daniel Waldenström. (2006).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an Egalitarian Society: Sweden, 1903–2004.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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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ory Clark. (2013). What is the True Rate of Social Mobility in Sweden? A Surname Analysis, 1700-201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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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es Corak. (2016).Inequalit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is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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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ma Sanandaji. (2016). Misreading the Nordic Model. Foreign Affairs.
Heritage Foundation. (2016).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作者：黄童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