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0期 全球貧窮之倫理
中國大陸貧窮問題之探究
賴文遠
一、前言
貧困，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似乎不可避免地，總是伴隨著人類的發展而存在著。面對貧困這樣的一個社會問題，似乎沒有一個國家不曾不努力積極地去加以解決。或許要說到解決，並不是那麼地容易，但至少總努力於去加以改善。為何如此呢？我想，這是因為，貧困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它不單只是一種社會現象，更重要的是，它同時也是一個關涉到道德層面的問題。怎麼說呢？因為基於公平和正義，我們如何能容許資源的分配之不公平，而使某些人在基本的溫飽之需求下，而無法達到最基本的溫飽滿足呢？另外，基於我們天性的仁愛，我們又如何能容許在現在的世界或社會中，還有那麼多的人，因為國家政治的因素，而陷於貧困之境呢？因此，面對「貧困」，我們所思考的面向，就不可能單只是純粹地從社會之層面去加以考量，同時亦在某一層面上，我們也不得不在道德的這一層面上來加以思考。
本文寫作的目的，主要在於針對中國大陸之貧困情形作一分析和探究。在本文裡，我們想要描述和說明的是：卄中國大陸之貧困情形，𠯢造成貧困的原因，泋解決貧困的策略。
二、對中國大陸貧困之界定
在說明和描述中國大陸貧困的情形和原因之前，我們或許有必要先在此，對我們所謂的「貧困」作一簡要且清晰的界定，以使我們在本文中使用它時，不至產生歧義，或使讀者有所誤解。
沈紅在〈中國貧困研究的社會評述〉一文中，如此說道：「貧困研究通常從貧困定義開始，貧困現象以其豐富的社會含義，引起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生態學的注目，人們從各自角度出發界定貧困，現有文獻中關於貧困的定義非常多。學者們在引經據典地考證同時承認，給貧困下一個科學的、規範的、公認的定義十分困難，為了便於測量，中國的貧困概念主要在絕對貧困意義上使用，依據最低生存需求來定義，貧困標準是基於對維持個人或家庭的生存所需求的食物消費和收入水平來加以確定的。（註一）」依沈紅對中國貧困的界定，若我們接受其定義，那麼，我想，我們是可以較清楚地來理解「貧困」在中國大陸所具有的特色和性質。基本上，我們是以此為標準，來說明在本文中所探討的中國大陸之貧困的情形和原因。
二、中國大陸貧困之情形和原因
關於中國大陸貧困之情形和原因，諸多的學者，或從不同的側面，而提出其分類和看法。但我們相信，這些不同類型的貧困說明，實際上，是經常交錯分布，而形成一定的組合。
在本小節，筆者參閱整理沈紅〈中國貧困研究的社會評述〉一文之內容，對中國大陸的貧困情形和原因作一如下之簡述。（註二）
資源要素貧困觀
此看法，主要側重從自然資源的角度來概括貧困的分布和特徵。此我們或可以如下之兩種不同的分法來看其中的內容。沈紅引述了姜德華等人於1989年的《中國的貧困地區類型及開發》一書，指出依據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指標，可把中國大陸的貧困，分為以下六個類型：卄黃土高原丘陵溝壑貧困，𠯢東西部接壤地帶貧困，泋西南喀斯特山區貧困，𡜦東部丘陵山區貧困，栛青藏高原貧困，珕蒙新乾旱區貧困。另又引述1994年郭來喜、姜德華之言，把當時的1992年貧困縣劃分為三大類型：卄中部山地高原環境脆弱貧困帶，𠯢西部沙漠高寒山原環境惡劣貧困區，泋東部平原山丘環境危急貧困區。
這樣的描述，主要強調了兩個觀點：卄是認為貧困是對於自然資源開發利用不足使然，𠯢是認為貧困系根源於自然資源的先天性惡劣和不足。但面對這樣的說法，有些學者是認為貧困是貧困者對生產要素──土地、資金和勞動力不能進行有效配置的結果。
素質貧困論
此觀點之主張，是認為中國的貧困之原因，並不是資源的匱乏、產值的高低，也不是發展速度的快慢和收入的多少，而是「人的素質差」。何謂人的素質呢？在此指的主要是：人從事商品生產和經營的互助。也就是說，之所以會造成貧困，其主要的原因是在於人的懶惰、不事生產。不過這一個觀點，並不是那麼地容易被接受，理由是，這似乎對於貧困情形和原因的說明，太採用一種單線的因果決定來加以描述，有失妥當。
系統貧困觀：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的貧困機理
由於把貧困歸之於自然生態條件、資金、技術，或人口素質的觀點都不具有完全的說服力，故人們開始傾向於把貧困看成是諸多因素系統建構造成的結果。這個觀點的主張是認為，貧困的根源是由「陷阱－隔離－均衡」所構成的一個「低層次的、低效率的、無序的、穩定型的區域經濟社會運轉體系」。也就是說，此主張，不在單從一個面向或角度去思考貧困問題，其認為貧困本身是具有一種延續的軌偽，是整個複合系統與其環境相互作用協同造成的結果。
這一個主張，可以說，已不再滿足於對貧困作某一時點上的平面的、靜態的描述，而企圖從更寬廣的社會科學之視野來對貧困和環境關係作一種歷史機制的深刻描畫。
貧困發生學：行為理性和貧困的代際傳遞
我們知道，在80年代以前，中國大陸的農村貧困是絕對普遍存在的現象。此處所述之觀點，便主要是在於探討農村貧困者家庭內部行為和代際行為之關係，以解釋中國貧困在鄉村（農村）家庭這一社會層面上的問題。
這一觀點，告訴了我們農村家庭在面對自身的貧困所發展出的一種緩解貧困的策略，但問題是這樣的一種特殊方法，事實上，並沒有真正地解決了貧困的問題。因為，緩解貧困並不代表貧困之解決，同時農村之貧困與貧困緩解在一代人、數代人之間循環往復、周期性出現，也造成了邊緣地帶小農經濟的封閉性、技術的封閉性和社會組織等方面的封閉性，許多新的非傳統的發展信號進入小農的感知系統時就可能失效。即使小農在某些階段有可能獲得改善，這種改善不僅是不穩定的，而且以更大的環境壓力為代價。
綜上，無論是素質貧困論，還是資源型貧困論，因其簡約概括，適合於政府和發展機構提出扶貧政策研究的要求，但在整體的貧困問題上，畢竟仍缺乏足夠地說服力。而或許貧困分析的系統論觀點，在此是可以給我們一個較為可行的方向。但說到整個扶貧計劃的努力，畢竟還是有待於政府妥善地來加以規劃。
三、解決或改善貧困的策略
我們知道，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之間，中國大陸仍存在著貧困的情形。雖然在改革之後，已有了或多或少的改善，但在農村方面仍存在有貧困的情形，需要政府或相關單位去加以解決或改善。茲引述一些的圖表資料，以了解中國大陸農村的貧困情形，並進而針對此，說明中國大陸在面對此貧困時，所採取的解決或改善策略。
表一 1973年～1997年 年均糧食分組統計表（註三）
|
省區個數 |
比例（％） |
人口規模（億） |
| 嚴重不足
不足
持平
有餘 |
4.6
8.0
6.6
8.8 |
16.0
27.0
22.8
30.3 |
1.000
2.854 |
註：數據根據《人民公社時期的貧困問題》整理
表二 每一農業勞動者生產的產值和主要農產品（元∕人，公斤∕人）
| 年份 |
農業產值 |
糧食 |
棉花 |
油料 |
肉類 |
| 1957
1962
1965
1970
1975
1978 |
596.3
441.1
536.7
548.4
573.0
636.2 |
1030.6
780.1
842.2
873.7
969.8
1076.3 |
8.7
3.7
9.1
8.3
8.1
7.8 |
22.2
9.8
15.7
13.7
15.4
18.4 |
21.1
9.5
23.9
21.7
27.2
30.2 |
註：資料來源《中國農村40年》
表三 農村居民貧困狀況（單位：%，億人）
|
國家統計局 |
世界銀行 |
| 貧困發生率 |
貧困人口 |
貧困發生率 |
貧困人口 |
| 1978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
30.7
15.1
14.8
15.5
14.3
11.1
12.1
9.4 |
2.50
1.28
1.25
1.31
1.22
0.96
1.06
0.85 |
33.0
11.0
11.9
11.9
11.1
10.4
12.3
11.5 |
2.60
0.89
0.96
0.97
0.91
0.86
1.03
0.97 |
註：世界銀行《中國九十年代扶貧戰略》，國家統計局《關於中國農村貧困狀況的評估和監測》
以上之圖表，我們但只是整理之，並不針對其內容作深入的分析。我們的重點是在於呈現，在80～90年代間，中國大陸農村貧困的概況。
八○年代之扶貧策略
依周彬彬和高鴻賓之〈對貧困的研究和反貧困實踐的總結〉一文，我們可以把80年代，中國大陸反貧困的主要方向說明如下：卄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消除長期阻礙農村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𠯢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政府收購價格，減少農業剩餘的轉移和流出。泋合理配置農業資源，區域化優勢的發揮提高了土地資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率。𡜦農村工業的發展令人矚目，已成為解決農村就業的基本途徑。栛大幅度增加化肥、柴油和農電的供給量，提高了現代生產要素的投入水平。（註四）
以上五點，便是80年代，中國大陸反貧困的主要措施，周彬彬和高鴻賓在〈對貧困的研究和反貧困實踐的總結〉一文中說：「80年代初，中國的反貧困成功主要受益於農村強勁的經濟增長。〔…〕雖然大多數農民享受到總體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但增長帶來的收益不是均勻分布的，取決於各個地區和農戶在經濟增長進程中的參與程度，以及在增長構成中所占有的增長份額，並由此形成增長效益分配中的收入差異。且增長中心位置的地區和農戶，在增長中可以獲得較多好處，成為增長的受益主體，但也有部分地區和農戶，受到各種不利條件的制約，參與增長的程度較低，只能在增長的邊緣，雖也得到些好處，但從增長中流下的少量收益只能使其經濟狀況略有改善，而不足以擺脫貧困的陰影。（註五）」
九○年代之扶貧策略
關於80年代和90年代不同的扶貧方式。沈紅如此地描述道：「根據扶貧方式特徵，中國消除貧困的行動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1985年以前依靠總體經濟增長緩解貧困，行動框架是以社會經濟政策輔之以救濟式扶貧。1986年以來，轉向依靠政府干預的開發式扶貧策略，以貼息貸款為主的信貸扶貧計劃與區域開發計劃相結合。90年代中後期扶貧政策受到多元性、參與性發展話語的影響，更傾向於以人為中心的扶貧方式。（註六）」茲把90年代的扶貧特色說明如下（註七）：
1. 強調國家的扶貧角色
國家對消除貧困承擔著主要的責任，政府應該謹慎地處理分配不公的問題。其論據在於，政府應保證宏觀經濟穩定，向貧困地區實行財政轉移支付，提供社會服務和組織基礎設施建設。因為中國大陸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平等原則上的，若伴隨著改革與發展而擴大了不平等，貧富差距就會變得讓人難以接受，政府的道義基礎就會削弱，且受到質疑。因此，在此時的扶貧策略中，相對地，中國大陸於此時，是更明顯地加重國家在扶貧角色上的份量。
2. 政府和市場之間的角力
扶貧應當以市場機制為主還是政府干預為主？此時，中國大陸認為，按照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分配資源根本不是市場的功能，市場本身如不加以限制，恐怕是會擴大地區間的不平等，故應當強調國家的主導作用和有效干預。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此時中國大陸在扶貧的方向上，仍是強調政府的作用和功能。
3. 政府和窮人之間的主體性問題
以政府為主導的觀點，認為政府是反貧困行動中最大、最重要的主體，而貧困人口和家庭不是反貧困行動的主體。但在90年代，隨著聯合國和國際發展組織在中國實施的扶貧計劃，窮人參與的原則和理念被「嵌入」中國貧困研究中來。窮人也是發展的主體。當然，我們並不是強調貧困的農民或窮人才是唯一的主體，我們所重視和在乎的，毋寧是重新重視和審視貧困農民或窮人的需求，探討並建立一個改善或解決貧困的良善的新型的機制。
4. 對貧困婦女的關注
對貧困婦女的關注，可以說是90年代扶貧研究和策略中的一個重要的取向。因為，唯有重視所有不同性別的角色，我們才能獲得真正的性別均等和較為完備的扶貧方針。例如，婦女的疾病因為社會習俗而屬於「沉默文化」，實際上生育疾病是婦女成為最貧困人口的重要因素。且貧困婦女很難獲得貸款的信息和貸款權，他們的信貸能力遭到普遍且不公平的懷疑。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隨著時代的進步，在整個的扶貧計劃中，貧困婦女的角色也是需要被加以關注和重視的。
四、結語
貧困的問題，在中國大陸一直是一個存在的社會現象，這樣的一個事實，時至今日，雖然已比以前改善了許多，但似乎在某些偏遠或貧脊的地區，或較為鄉下的地方，仍有不一而足的貧困問題。我想，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當然，造成貧困的原因是有很多的層面，我們是不可能在本文裡，都一一詳實地敘述和說明。但至少，我們總可以做到某一程度的描述，以使讀者可以了解到中國大陸貧困的一些樣貌。更重要的是，假若貧困不只是貧困人口的一種不幸，同時也是我們道德上的一種缺失，那麼面對「貧困」，我們就有義務去加以改善，甚至解決。我想，這是我們面對「貧困」時，所應該有的認知。
註釋
註一：參見沈紅，〈中國貧困研究的社會評述〉。https://www.help-poverty.org. cn/helpweb2/fpwz/w4.htm
註二：整理自沈紅，〈中國貧困研究的社會評述〉。https://www.help-poverty. org.cn/helpweb2/fpwz/w4.htm
註三：圖表一、二、三，皆引自周彬彬、高鴻賓，〈對貧困的研究和反貧困實踐的總結〉。https://www.help-poverty. org.cn/helpweb2/pupinjingcuixia/jcx11-1.htm
註四：整理自周彬彬、高鴻賓，〈對貧困的研究和反貧困實踐的總結〉。https://www.help-poverty.org.cn/ helpweb2/pupinjingcuixia/jcx11-1.htm
註五：同註四。
註六：同註三。
註七：同註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