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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平:中国大陆基督教逼迫观察 为甚么说教会失掉一整代年轻人?

2016年05月11日 综合新闻 ⁄ 共 3006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李华平转自对华援助新闻网

为甚么说教会失掉一整代年轻人?

罗芳健

「教会如何失掉年轻人?」近几年,这题目已是基督教界内的老生常谈,走到哪裡,哪裡都有讨论,可是老生常谈了好些年,却没有甚么具体对策。笔者最近读到自己所属宗派四月份的刊物,恐怕又见到一位牧师失掉了一位年轻人……不,是一间堂会,失掉了一整代年轻人——

刊物登出了一位九十后的文章,题为「教会的负面形象」,为免转译错误,谨摘录原文首尾两段如下︰

「现今主流基督教给予外人甚么的观感,大家实在需要反思。信仰,应是在地;信徒,应该走入人群。亲身走到贫苦大众中,倾听大众的需要如同耶稣一样。我想道成肉身应是这般实践。」

「耶稣如何面对『罪人』?耶稣招待税吏亦不定犯姦淫妇人的罪。即使在各弟兄姊妹眼中性小众是不应该,但我们是不是更应接纳他们,让这些备受社会迫害的一群感受到我们的关心,而不是再进一步的撇弃和伤害?『有心唔怕迟』,我们实应痛定思痛,教会出现负面形象,归根究柢是甚么原因?不然,年轻一代撇弃教会实在是可以预期。」

新一代的成长背景︰民主、自由、法治、平等

现今八、九十后的一代年轻人,无论信徒与否,皆有良好的公民意识,普遍嚮往自由、民主、法治与平等这些普世价值。这大概与整体社会风气有关。早在一九六六年,天星小轮加价,引发油尖旺大规摸骚乱,掀开一连串社会运动的序幕。之后,陆续出现「六七暴动」、「保钓运动」、「中文运动」和「反贪污捉葛柏运动」等抗争事件。殖民政府意识到,二战以后,人民衣食丰足,就会追求更高尚的尊严与道德。由是,在土共左派与大中华民主派夹击之下,英政府慢慢放权,香港人获得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日益增多,久而久之,所谓的香港核心价值,民主、自由、法治与平等,便渐趋成形。然而,只有失去,才会学懂珍惜。七、八、九十年代,香港经济由起飞到如日中天,受惠于英国政府建立的完善法制,统治者赐予厚恩,香港人身在福中,亦未觉其重要。直至九七归政,香港先遇上金融风暴,再被「沙士」重创,经济放缓,有人烧炭身亡,有人抱楼自危;同时,中共政府收紧香港人的自由,差点儿就立下「国家安全法」(廿三条):于是,无法追求经济增长,社会主流声音变得「泛政治化」,无论报纸写稿佬抑或电台主持人,三天五日就以「自由平等」这些核心价值批评政府。自此,吹响了自由的风声。

另外,一九八九年起,国际社会剧变,苏联解体,柏林围牆倒下,东欧共产政权垮台,南非抛弃种族隔离政策,昂山素姬赢得缅甸大选……而由英美等民主国家把持的国际和区域组织也站稳了阵脚,如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因着经济利益而鬆开独裁的缰绳——时代的巨轮,滚上了民主社会的大道,历史,永远不会开倒车。更重要的,是廿一世纪以后,互联网急速发展,普罗大众毋须通过传统的媒体接收资讯,结果走在科技最前线的年轻一群,便因此接触到上述的「普世价值」。再者,教育制度改革,令学生懂得甚么是理性与逻辑,面对社会议题,年轻人拿出尺子一度,孰是孰非,也粗略可知。

教会的回应︰身体力行,走入社群

在社会的洪流与巨变之下,香港的教会,又处身在怎样的位置呢?年轻人面对社会议题,懂得用理性的尺子判断是非,难道回到教会,对着满腹经纶的传道人,会乖乖坐下来,唯唯是诺,囫囵吞枣般接受「教导」吗?在这个事事讲求「充权」的社会,普通如网民都可拿着《版权条例》,跟堂堂大律师与立法会议员侃侃而谈,斟酌一词半句,那么,「神学」也不再是传道牧者的专利。如果解释圣经时,没有一个「经得起理性与逻辑批判」的说法,如何教年轻人口服心服?社会讲求多元共融,年轻人看到耶稣深爱罪人,教会长执单单拿着几段经文,说同性恋是罪,就可以责难他们吗?有人对犯罪的同志深痛恶绝,与此同时,又对不义的政权包容体谅,看在年轻人眼中,又会有甚么想法?

再退一步说,教会领导是否明白年轻一代需要甚么?现在是廿一世纪,早不是八、九十年代。从前娱乐匮乏,年轻人不易交朋结友,很多人回到教会,是为了週末週日有地方歇歇脚,打波吹水,识男仔识女仔,团契活动也不需精彩,玩点小组游戏,播一两套电影,已可讨人欢心——事实而言,明裡暗裡,很多教会亦以此作招徕。可是到了今天,要娱乐要朋友,后生一代有很多选择,排先序后,教会一定榜上无名。撇下五光十色的世界,走入单调平凡的教会,要找寻的,是动人的生命意义与信仰价值。

圣经中的耶稣,是爱人如己和疾恶如仇的人,自然而然,年轻信徒亦期望诩为「基督新妇」的教会,会有拿撒勒人的影子——说得实在一点,爱与公义,是上帝的属性(personality),是耶稣的属性,也应是教会的属性。香港近年政治纷争不绝,教会更应站出来——不是指摘谁是谁非,「你有罪佢犯错」的大说一通,而是要身体力行,带领社会走向真正的和谐——而不是,服膺于权贵,由他人牵着鼻子走,或是走另一个极端,抱持「政治中立」,在教会专主敬拜,等候上主亲自审判。就算因着种种原因,政治压迫也好,财政考虑也好,不走上街头大声疾呼,也应走入人群卑身服侍,与弱者同行——而不是,圣诞搞次报佳音,暑假搞个嘉年华,就以为服侍了社区——那是自我安慰,更是自欺欺人。对内,与信徒认真讨论圣经,以专业的神学训练为工具,排解信徒对圣经对信仰的种种疑惑。遇有质疑时,不要再「只」奠出拉丁或希伯来原文,而是应用圣经准则去判断事理。牧者与时并进,自我进修,认识、了解以至研究新兴的神学派别和政治论述,如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的「第三路线」、杰布斯(Eddie Gibbs)的「新兴教会运动」、甚或「城邦论」及「本土论」,检讨个人所学,引导教会发展。

入世与出世的界线

最后,说回篇首提及的九十后年轻信徒,写下了〈教会的负面形象〉后,该刊物的总编辑,亦是那年轻人的堂会牧师,在文末如此回应︰(为免断章取义,全文摘录如下)

「佔中前一两年,我在教会中问过一些年轻人,可否成立小组讨论社会时事,然后将共识写成文字,向政府表达意见,但没有人响应。一次佔中,大家都走出来了。这时我反而要问︰『高铁』、『三跑』、『版权修订条例』真的一无是处吗?反对是绝对的善,绝对的公义吗?不加入反对行列就是绝对的恶?教会就『离地』,不属基督的吗?我觉得仍有讨论空间。若警员违法使用暴力,应该尽快受审;若市民违法使用武力,也该同样对待。这也是教会应发出的声音。要表达意见,不必等基督教界。但将某些事情和态度绝对化,再作出道德判断,也不是教会应该做的事。」

由小至大,笔者经常从父母口中,听过「唔好做乜乜、唔好做物物」,但却很少听到「应该做呢样」或「应该做嗰样」,我想,这也不会是信徒对牧者教导的期望。如果将事情态度绝对化,是不应该做的事,那希望教会告诉新一代,甚么是应该做的?如果反对高铁与三跑不一定是绝对的公义,那圣殿摆卖也不一定是恶吧?耶稣口出恶言,辱骂法利赛人,更不一定是绝对的恶吧?凡事无绝对,那有否相对?在相对的恶与相对的善面前,支持也好反对也好,都应说说理由。

或许是篇幅所限,牧师不能回应太多。希望牧师回到堂会以后,会与年轻人讨论,告诉他在纷乱的世代裡,基督徒的角色应当如何?对着不公不义的事情,建制派反对派各打五十大板之后,是否就算「入世」?看到邪恶滋长,基督徒应否挺身指摘?面对着千亿大白象和牴触创作自由的法例,基督徒应否反对?请教会以理服众,以圣经真理说服年轻人,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实践信仰。不然,年轻一代撇弃教会,实在是可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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