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英转自中国文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由于各种原因丧失了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从而被“抛”进社会的。对他们而言，获得高于其父辈地位的现实途径其实并无太多选择，而进城打工成为一条最常见的理想之路。但这一途径充满了崎岖和不确定性。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史的田野调查中，我们所读出的最能刻画其群体特征的一个词便是：“漂泊”。这也是他们走出校园、踏入城市后的生命历程中所体验到的生活方式。
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XＺ。他1984年出生于湖南农村，初中毕业，人比较聪明，总渴望能有机会发大财。由于“小钱不想赚，大钱赚不到”——这是不少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心理，因此，他总是处于间断性的就业和待业状态之中。这从他的生活史轨迹图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而XZ的生活轨迹也可以说是许许多多同龄人的轨迹。虽然不排除有新生代农民工毕业后一直在某个固定的城市从事固定工作，但更多是经历多次的职业变动，比XZ的流动经历还要丰富得多的并不少见。
一般来说，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中学毕业之后直接进城打工，但相当部分还是先去学一门技术（如厨艺、驾驶、汽车修理、焊接等）。他们的初始选择往往持续不了很长时间，就会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再选择其他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因为，他们进入城市的第一个职业选择往往是他们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或者更直接地说，一般就是父母的决定。不少父母不忍心也不希望他们跟自己一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希望他们能通过学习掌握一门手艺来改变命运。这不但是其父母的心愿，也是新生代农民工自己多年“漂泊”生活最原始的动力所在。
从另一方面来说，流动并不仅是表现为他们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往返行走，更体现为他们在不同城市、在同一城市不同工厂之间的工作更换。基于这样的定义，我们在问卷调查中发现最频繁的平均0.11年就流动一次，也就是说几乎每个月更换一次工作，而最长的也只不过是两年流动一次。其中，有超过六成的人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流动一次，能够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7%。虽然没有比较数据，但我们推测，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频次要高于第一代农民工，频繁的流动应该就是两代农民工重要的差别之一。而根据我们的质性调查的经历和感受来判断，实际的流动频率应该比这个结果更高。
当新生代农民工刚进入社会、踏上外出打工的旅程时，由于对家和父母还有一定的依赖，他们会选择离家、离父母近的地方，而随着阅历、经验的增加，更多的人选择到外省寻求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打工初期换工作带有比较任性和随意的因素，由于太辛苦或是不喜欢而放弃原有工作的比例比较高（由于收入低而换工作的影响在打工初期也表现明显）。而从其整个流动史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迹象，后期的工作变动主要是从自身发展的角度来决定换不换工作，如果目前的工作不能满足他们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又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他们就会选择换工作。这也许可以部分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其现实世界实现了越来越多在打工之前所建构的梦想，而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期盼也越来越高。他们会不断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机会脱离他们的籍贯所在地，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但有意思的发现是，到第四至五次流动时，选择本乡镇的比例又有所提高，选择外省的比例则明显地降低。这预示两种可能的现象：其一是过度而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他们个人的发展，导致逆向选择的现象；其二是由于企业和工厂倒闭、家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等各种原因而出现了部分返乡的现象。这意味着，在新生代农民工多次的流动经历中，可能并不是每一次新的流动都是针对原有起点的提升。“跳槽”过于频繁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利的。
职业是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也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类型非常多样。调查结果表明，初次流动时有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体力型、服务类这些相对“低层次”的职业（两者相加的比例占59%），从事管理类、普通文员、个体户等工作的比例则较低。而当他们流动到第二次和第三次时，从事体力型工作的比例迅速下降，而从事技术型工作的比例则在上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向上流动的轨迹。但当流动到第四次时，却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体力型工作迅速上升了10个百分点，而其他较为“体面”的工作类型如技术型、销售型、管理类、个体户等的比例则都在下降。根据这一趋势，我们推测：整体而言，如果流动的次数过于频繁，则表明他/她可能并不拥有太多扎实的就业技能，因而容易失去工作，也不得不频繁地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就业稳定性和连续性的缺乏不利于他们的自身发展。
虽然流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的过程，也体现出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我们的研究却发现，流动频次与他们的社会流动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在前几次流动中，流动朝向的是更好的工作地点和更好的工种，体现为垂直向上流动，但到第三或第四次流动之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和寻找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了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变化轨迹，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其个人的发展。这同时也说明，越是流动频繁的新生代农民工，越不具有市场竞争力，也更缺乏从事稳定工作所需的就业技能和各种类型的资本。研究结果显示，他们的频繁流动实际上仍然只是一种水平流动，甚至在多次的流动过程中还有向下流动的迹象。换言之，空间流动的多样性与社会流动的单一性是交织在一起的。尽管空间流动和工作更换越来越容易，但是通过获得更好的工作来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道路却并不平坦。
以上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已不能安分守己地从事那些在他们看来“没出息”的工作岗位。由于在进城前所怀揣的梦想在城市里遭受种种限制难以实现，他们便试图通过频繁的工作变动——通过不断更换工作地点和职业类型来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新工作的选择往往意味他们对新机会充满了新的憧憬和梦想。但可以预料的是，新的难题和困境也会继续摆在他们面前。如果他们的理想诉求总是遭到城市的彻底否定和拒绝，这不仅会给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和融入城市带来极大阻碍，而且极易形成社会冲突和矛盾，从而造成该群体整体“问题化”的危险。
一、流动的代际影响
农民工流动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2010年，我们专门考察了其流动的代际影响问题，即对留守在农村老家的孩子的影响。农民工流动的显著后果之一是亲子分离，即孩子与父母分离开来。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留守儿童。
我们的研究发现，将留守儿童的问题简单归因为亲子分离是有失偏颇的，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远没有以往研究所揭示的那么严重。或者说，一方面，留守儿童的确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既有研究和媒体所报道的负面问题并不是由亲子分离导致的。
研究发现，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在厌学、学习成绩、幸福感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负面表现，但是在儿童自闭方面则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留守儿童的年龄越大，亲子分离对其在厌学、成绩、幸福感等三方面的负面影响也越明显。特别是在厌学方面，大龄的留守儿童表现出明显的厌学倾向，而这也自然影响到他们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一些学者认为，父母外出打工的时间越长，对儿童的负面影响也越大。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并没有支持这种观点。我们发现，父母外出打工时间的长度只是表现亲子分离的一个维度。因为不少留守儿童都有随父母流动到城市的经历。留守儿童身上所体现出的某些负面问题，很有可能是因为其父母的不断流动导致他们缺乏稳定的学习和成长环境所造成的。
我们的调查也发现，不同的亲子分离形式对留守儿童的自闭倾向、厌学和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然而，影响的方式却是非常复杂的。在儿童自闭方面，相对而言，母亲单独外出对于儿童的自闭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甚至大于父母双亲外出。数据分析表明，母亲单独外出的留守儿童，其自闭倾向比双亲外出的儿童要高出很多。在幸福感方面，父母均外出的儿童比父亲单独外出的儿童有显著的负面感受，但是与母亲单独外出的幸福感体验没有差别。这从另一方面表明，母亲对儿童的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但就厌学倾向而言，父亲单独外出的儿童甚至比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更为明显。
父母的打工距离远近也会对儿童的自闭产生影响。具体来说，父亲的外出距离越远，对儿童自闭的影响越正面，而母亲打工的距离越远，则对儿童自闭的影响就越负面。也就是说，父亲的打工地离家越近，留守儿童的自闭倾向越明显；母亲的打工地点越远，儿童的自闭倾向越明显。父母打工距离的远近对于儿童的心理影响是不同的。
总体而言，母亲单独外出打工而父亲留守的模式，对儿童的自闭倾向、幸福感等方面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父亲与子女的亲子分离则主要影响到儿童的学业成绩。这与父母在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和角色承担具有关系。一般来说，母亲在家庭里更多的是充当表意性的角色，而父亲在家庭里更多的充当工具性的角色，不同角色的功能缺失对子女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但无论何种形式的亲子分离，频繁的亲子沟通至少可以对儿童造成的负面心理状态起一定的缓解作用。让我们以田野中获得的一个案例来进一步加以阐明。
丁湘粤是一个9岁男孩，独生子女，今年上三年级。丁父以前在东莞打工，现在苏州打工。丁母现在在家专门陪着他学习。丁湘粤出生在东莞，在东莞上完一年级后回到老家上小学二年级。丁母原来和丁父一起在东莞打工。在丁湘粤读二年级时，老师给丁父打电话说，你们那个儿子我管不了了，你们回来陪着他读吧。于是，丁母回到老家看管孩子。丁母对孩子的管理非常严厉，据同学说她经常因为丁湘粤学习成绩不好而打他。丁母自己则对我们说，孩子的自我约束能力很差，学习一直处于下游，她就是为了陪他读书才回家，才没再出去打工，等他升到初中，是否出去打工，自己心里还很矛盾。
我们从丁湘粤的名字中不难感受到流动对农民工家庭的细微影响。不难发现，丁湘粤的主要问题是由于父母外出打工而出现了监管难题。丁母从东莞回家照看孩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的举动。由于父母不在身边，丁湘粤的自我监管能力又很差，学校也难以承担的孩子的监管，隔代监护又存在过分溺爱孩子的倾向，这对丁湘粤的个人成长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丁母被迫暂时放弃打工，返乡照看孩子，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在场和贴身教育来对孩子的发展施加正面影响。农民工流动造成了子代监管和教育上的父母缺位，父母缺位导致孩子在日常生活习性与学业方面的表现不良，父母反省孩子的成人成才比赚钱更为重要，于是，为了扭转孩子的表现，父母不得不辞掉城市的工作返乡亲自抚育孩子，但结果却是这种补救性的监管效果并不明显。
二、流动＝“脱根”？
现今的事实是，在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落叶归根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当今农民工的主体。而由代际更替所带来的，却不仅仅只是农民工的群体构成发生变化的简单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较其父辈打工者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有其自身的时代印记和群体特征。
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有在城市赚了钱后回农村“落叶归根”的想法，并没有超出自己所在阶层的想法。但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这种超越自身先赋性社会地位的渴求。随着对土地束缚的逐步摆脱，他们不再视“土”为谋生的根基，甚至视以土地为生是失败的象征。显然，新生代农民工经过城市生活的历练，已不再是熟谙乡土文化、具有浓厚乡土意识的传统农民，也较少受乡土传统习俗的束缚和羁绊。他们藐视与土地相关联的职业，更不用说对土地存在依赖的意识，将之视为自己的生计来源。在他们的认知里，土地往往是贫苦的代名词。这种品性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形塑着他们的行为，因而也与他们变动不居的流动生活历程紧密相关。他们对土地和农业活动心存极大的否定和反叛意识，在城市的打工史也就是一部与土地职业和贫苦的抗争史。
与其上辈相比，相当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已不能安分守己地从事他们认为“没有出息”或太辛苦或不喜欢的工作，也不再省吃俭用地攒钱寄往农村老家，更不愿意终其一生像其父辈那样仅仅作为城市建设的工具而行走于城乡之间。他们不仅无法安分守己地在农村生活、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在城市打工也过着袋鼠般的生活，从一家工厂跳槽到另一家工厂，从一个职业切换到另一个职业，从一个城市跳到另一个城市。这种漂泊的生活和频繁的流动，不过是挣扎着“脱根”的过程，也是努力避免复制父辈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轨迹，争取实现代际的向上社会流动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注定是一部充满艰辛的“漂泊”史。
“脱根”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张力和矛盾的过程。除非遭遇非常情况，他们一般不管离家多远，也不管春节期间的加班工资有多高，都会选择回家过年。新生代农民工对与“家”的概念捆绑在一起的乡土世界仍然有较深的眷恋，但这种眷恋更多地只是对父母和亲人的眷念。由于他们在外出务工前大多一直在学校读书，缺少务农经历和务农常识，对农村中包括农业生产、地方文化在内的许多情况知之甚少，因而对家乡的实际熟悉程度与认同程度都不高。进城以后，空间距离增大、利益关联性下降及所处环境的变化，更使他们对家乡的关注和认同程度下降。对农村的某些惯例和传统开始出现不理解甚至否定的态度。调查表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建设的关注意识都较薄弱。他们对乡土世界尚存的某种依恋和认同是建立在作为私域的“家”的概念及其与父母的亲情关联之上，而对作为公共领域的“家”的范畴、对“家乡”作为一个整体的乡土世界则缺乏关注和认同。新生代农民工对“小‘家’”与“大‘家’”的认同存在显著的差异。
不可否认，由于广泛地接触现代文明，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和吸引力。城市世界与乡土世界的反差使他们渴望超越其先赋阶层地位的愿望非常强烈。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疑表现出对城市现代性生活更大的向往，以及更强的融入城市的意愿。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对城市充满了期待，希望能有在城市从业居家的机会。但是，这种希望的实现却面临诸多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因为他们是新生代而走出上一代的阴影，事实上，他们继续深陷于进退两难的选择困境之中。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城市社会对其父辈的角色定义，无法在城市中找到认同意识或社会归属感，也同他们的父辈一样遭受身份歧视、制度排斥、隐性隔离和不公平的待遇。因此，城市目前仍然缺乏他们“落地生根”的土壤。新生代农民工挣扎“脱根”的过程，还无法与真正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过程等同起来。
相比较于第一代农民工“生计窘迫—进城挣钱—回乡盖房”的生活轨迹，新生代农民工至少在意愿上倾向于单向而不是循环的人生轨迹。尽管他们最初或自主或被迫离开家乡选择外出打工，但在体验了城市生活之后，他们更多地是希望能超越父辈的阶层地位，而不一定非得“脱根”乡土世界、“扎根”城市世界。
三、流动的未来？
那么，新生代农民工最终将会流向何方？我们发现，农村对他们的影响体现出深刻的“悖论”：一方面，他们对作为“家”的乡土世界有割舍不了的情感——尽管只是停留在“小‘家’”的层面上，但他们又对家乡的集体事业漠不关心，表现出疏离的心态；他们既受到在乡土世界成长经历的影响，又具有现代特征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模式，对城市有较大的亲和倾向。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许多看似悖论和矛盾的事实，恰恰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群体特征。事实上，他们在各种机会的选择上要比父辈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大的空间。但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和各种排斥性制度仍然无处不在的背景下，选择的机会空间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相当逼仄的。城市世界既给他们提供了奋斗和追求梦想的场所，但诸多设置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观念、行为取向都在发生一定的变化。不管是80后还是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任何对他们“贴标签”、下定论的做法都可能显得片面和不恰当。农村并不见得就是他们一心想要“逃离”的地方。虽然他们可能尚缺乏安土重迁的观念，但并不意味以后他们不会慢慢地接受这种传统观念。对于即将组建家庭或已组建家庭、有了后代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可能并不是因为厌倦农村生活而到城市去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更关键的原因在于，现在的农村并不能给他们提供较好工作的机会和理想生活的条件，只能选择进城谋生。对于相当部分步入而立之年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从流动状态转变为稳定状态，尽量减少自身流动对其子代有可能造成的种种负面影响，恰恰是他们的一大诉求和意愿。
进一步来说，流动只是新生代农民工为自己及其家庭获得更好生活、实现向上流动的一种途径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工具”，而不是目标，更不是他们所要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而频繁的流动也并非他们个体的率性行为，毋宁说是刚性社会结构和诸多排斥性制度作用下的无奈选择。真正实现向上流动并进入稳定的生活状态，虽然首先有赖于他们自身能力和素养的提升，但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宏观制度环境的优化。就此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所需要的是一个有上下流动渠道、自由顺畅的开放社会，而不是制度阻隔、阶层固化的封闭社会，后者只会导致他们不断地水平流动。对于国家来说，如何通过切实有效的制度安排来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和资本，协助他们实现切合实际的生活理想和人生抱负，并藉此促进社会结构的优化和一个开放社会的形成，这理应是未来着力的方向。
*本文原刊于《文化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