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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等公民观察:未来要让农民工来拉动经济

2015年11月29日 综合新闻 ⁄ 共 4195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张秀英转自新浪专栏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蔡昉

我们的增长速度下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本提高。那么,农民工是未来几乎是唯一的劳动力供给来源,稳定住了农民工,让他40岁以后还在城市待着,那么劳动力供给就增加了。拉动经济的效果会非常明显。

未来要让农民工来拉动经济未来要让农民工来拉动经济

今天我想谈谈如何使中国的城镇化不可逆转。我们知道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分享型经济发展的一个载体,因此我们当然不希望城镇化逆转。

但是,这个话题的针对性是什么,有没有意义?我想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话题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城镇化约25%归功于农民工

我们先看几个情形:第一个是中国的城镇化目前已经达到了54%。因为有很多的外宾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中国的城镇化定义是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也就是说你在什么地方住6个月以上,你就是什么地方的人,因此如果你在城镇住了6个月以上,你就被统计为城市人口。因此我们的城镇化率是指的这种常住人口。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现在城镇化率是54%。

但是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我们有户籍制度。也许你在城镇打工、城镇居住,但是如果你的户口还是在农村户口,那么你的身份也就还是农民,我们把它叫做农民工。

按照后者来计算,即按照户籍来计算,我们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率现在只有38%。那么,现实的城镇化和户籍的城镇化两者之间还有巨大的差距。

因此说,农民工对中国的城镇化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比如说我们目前城镇全部就业人口中大概40%是农民工,即这些不具有本地户口的居民。那么,每年能够新增的城镇就业几乎全部是农民工。

因此,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城镇化,大概有25%是由农民工做出的贡献,也就是说我们的城镇人口比重提高的过程中,里边有25%来自于农民工进城,这是我们目前的现状。

农民工返乡城镇化降速

过去30多年,我们中国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各个国家城镇化发展最快的,这是我比较研究得出的结果。但是这样的速度,我预计今后的十年二十年不太可能继续维持了:我们还会有全世界来讲发展很快的城镇化速度,但是不会有过去那样的速度了,一定会降下来。

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城镇化是靠农民工进城推动的,很大的比重上是靠他们推动。如果农民工进城的速度下降,城镇化速度一定会下降。

城镇化进程速度由什么决定呢?第一个是由农村要进城的人口的数量和增长速度来决定。那么,这些人是什么?其实不是那些正在务农的老农民,他们不会转出来了,大多数原来到城市打工的老农民,甚至会返乡退回去。真正想进城的是谁?是年轻的学生,也就是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学生。因此说16-19岁这个年龄段的农村人口是未来进城的主力军。

我们对这部分人做了判断,无论是按照农村常住人口的理念来看,还是按照农业户口的口径来看,农村16-19岁的人口在去年(2014年)已经到达了它的峰值,今年开始两者都是负增长的,今后也将是负增长的。

既然主要的进城人口数目已经开始负增长了,我们就能够想象农民工外出的速度一定是在减慢,甚至是停滞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每年农民工外出的增长速度,2005-2010年之间每年是4%,去年,就降到只有1.3%,今年上半年只有0.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外出的变化,劳动力外出的变化可能会影响我们未来的城镇化的速度。

刚才已经提到了中国的城镇化有两个指标,一个是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另一个是按照户籍人口来统计,因此这两个指标之间的差别,就是我们的中国特色,就是这个户口制度带来的。也就是说54%减掉38%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中间这16个百分点的差别基本上就是农民工。目前人数有1.7亿人。那么1.7亿人已经转移了岗位,实现了城镇就业,甚至是很多人已经在城镇待了很多年。

但是他们仍然有一些不同于城镇劳动力的特点,首先,他们没有均等的公共服务,没有社会保障,没有预期的养老,他们的孩子进入中国的义务教育系统还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所有的这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那么在这个年龄段,16-19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说我不仅要打工,挣钱,我还要去看看世界,因此他们愿意到城市来。

但是,随着年龄的提高,一般来说到了40岁以后,每年春节要回家,回家之后,要决定春节以后还回不回城,这可能要多想两次,可能回,也有可能就不回城市了。一般来说40岁以后不再外出打工的可能性明显提高。

因此,就是说未来城镇化的速度靠什么?靠的是年轻的人口,农民工的比重和40岁以后的农民工的人数和比重两者之间关系。

那么我们看到了,数据显示,在2008年到2014年期间,农民工中年龄偏低的人群,他们的数量和比重都在下降。那么,年龄偏大的,40岁以上的人群的比重是在明显提高的。

比如说4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的比重从2008的30%提高到了2014年的43.5%。同期,16-20岁这部分农民工的比重从2008年的11%,降到了去年的3.5%。

从具体的人数来看,我们也看到了,2014年在城镇的农民工中,16-20岁的人群有1400万,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有意愿待下去,而且刚刚转进来。但是那些可能想回去的人,也就是说40岁到45岁的这个人群,目前有2700万,也就是说这个想回去的意愿是大于想进来的意愿的。事实上,我们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大龄农民工返乡的情况。

这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城镇化过程可能会逆转。为什么?

经济减速城镇化逆转雪上加霜

我们知道城镇化的涵义就是说,人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即从农业生产率低的地区,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和地区。这种转移带来的资源的重新配置,可以带来效率的提高,这就提高了生产率。这种生产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转变,同样加速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这个过程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所说,就是产业结构转变带来的效率,也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现在的趋势,如果农民工不能在城市里解决身份问题,到了40岁以后就要回去,如果回去的人比进来的人多,就会出现一个逆库兹涅茨(Kuznets)的过程,就是说与库兹涅茨(Kuznets)资源效率改善的过程相悖,就是说,在经济减速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导致经济下降的因素。这个因素应该避免。

那么,如何防止城镇化的可逆,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新型城镇化。这个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再详细一点说就是,以农民工的市民化,农民工得到市民的户口,成为真正的市民,享受均等的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为核心。、

我们的习总书记也说过,就是要让转移的人口进得来,住得下,容得进,能就业和创业。这些因素和目标达到了,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也就是说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大家自然的想到的就是,必须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减速了,第三季度为止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是6.9%,与过去的两位数的增长率相比降了很多,但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我们要适应经济适度的减速。

但是潜在增长率不是我们的命运,不是我们的宿命,中国经济不是说到这里为止了,我们未来还将维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还有经济增长来源,来源就是改革红利。

户籍制度将释放1-2%的潜在增长率

户籍制度改革是改革红利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非常显著的部分,我称之为“立竿见影”、“一石三鸟”。也就是说,我们的测算表明,理论上来说,户籍制度比较完整的改革,能够使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未来即使我们的潜在增长率维持在6%了,如果户籍制度充分改革了,经济增长增加了一个百分点,甚至是更多,也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了,这是纯理论上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要通过推进改革让经济增长变成现实。那么,我讲的这个所谓一石三鸟的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明显效果,至少可以列举出两项。

第一,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因为我们的增长速度下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本提高。那么,农民工是未来几乎是唯一的劳动力供给来源,稳定住了农民工,让他40岁以后还在城市待着,那么劳动力供给就增加了。

第二个,有更好的制度条件,能够让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地区和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和部门,那么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生产率提高的效果就会继续显现。

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1.7亿的进城农民工,在这个数字之外,还有1亿在农村、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加起来有2.7亿,如果这部分人改变了他的身份和消费模式,像城里人一样的消费,我们可以想象,内需会提高多少。

因此,拉动经济的效果会非常明显。那么我们如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呢?第一要认准了户籍制度改革是必须推进的,现在不是谈按照理想模式我们应该怎么样推进,而是说要应对当前中国经济挑战必须要做户籍制度改革,因此这个要下定政治决心。

第二我们要有政治智慧推进这个改革,为什么推进这个改革?怎么做?现在大家看到户籍改革好像还没有及时的推进,原因是,能够直接推动改革的地方政府,不知道谁应该支付这个改革的成本,谁能够得到改革的收益。

我前面说了,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带来改革红利,表现为一到两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但是这个改革红利,不是被每一个地方政府均等得到的。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确有成本,而且这个成本要由每一个地方政府,每一个城市政府去具体的支出。

因此我们发现户籍改革就像其他的所有的改革事业一样,是一个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应该是看到了巨大的改革红利,因此,它要出来买单。

一句话来说,就是要让户籍制度的改革成本,能够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在社会、个人、企业之间合理分担。同时,让改革红利,潜在红利能够预先有确定的期望值,能够在各个群体之间合理的分享。只有这样才会实质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继续实现库兹涅茨(Kuznets)过程,保持中国经济未来的中高速增长。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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