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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熟人社会内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通过面对面的压力，以人情、消费等构成的互动越来越具有阶层性质。村庄不同收入群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阶层：富人阶层、一般村民、贫弱群体。正是富人群体所主导的场面文化造成了沿海发达地区越来越畸形的场面消费，造成了农村中的文化问题。

阶层是社会学极为重要的概念。阶层研究也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如何将阶层这个概念在微观社会学中激活，从而用于研究熟人社会正在发生经济分化所引发的对个体的强烈冲击，是一个十分重要且有待开掘的研究领域。

宁波绍兴的农民为何攒钱不容易，存款少

在浙江宁波宁海调研，农民说，“我们这里过日子容易，攒钱不容易”，绍兴柯桥的农民说，“我们这里人的资产多，存款少”。宁海和柯桥都属于浙江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全国百强县排名中也都很靠前，为何农民攒钱不容易，存款少？同时又资产多，过日子容易呢？

今年在宁海桃源街道调研，调研旧村改造，给每户划三块宅基地，几乎所有农户都自建四层别墅式住房，建筑面积普遍有400平米左右，仅建筑成本即达60万元左右。宁绍地区农民建房并不像华北农村农民只追求高大而不在乎装修，而是必须要有与外在高大相匹配的内部装修，因此，花60万元建筑的住房，至少要花40万元装修，一套住房建下来，花费百万元是很常见的事情。对于一家三口最多五口的农户来讲，400平方米的住房实在太大，真正住得上的，按当地农民的说法，最多也只有一半。

与高耸的精致装修的农民住房一样可以展示宁绍农民富庶的是酒席档次。在柯桥安昌镇调研，一般酒席，一桌的花费是4000多元，婚丧嫁娶最少要置办20~30桌，多则要置办50桌甚至更多，仅酒席花费就要10万元以上。实际上，按村民的说法，4000元一桌的酒席，真正能吃掉的也不过1/3，大量都是浪费掉了。除了建房子、办酒席以外，场面上很重要的一个消费是买车。买车的主要目的显然不是代步，而至少是不能落后。若是买不起好点的车，就不如不买，因为车价高低都是明摆着的。

建房、办酒、买车等场面上的消费，数额巨大，对于村中办厂经商的富人群体来讲，这个支出当然只是九牛一毛，算不得什么。问题是，就是在富庶的长三角地区，绝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上班”。所谓“上班”其实也就是在附近工厂打工。这些打工的收入与外来农民工打工收入相差不多。

为了用有限的收入去应对巨额的场面消费，一般农户的办法就是精打细算，不该支出的地方一律不支出。在浙江农村调研，听过很多次浙江人对外地农民工尤其是贵州农民工的评价，其中之一就是贵州人太喜欢吃喝了，每次发了工资都会成群结伙大吃大喝。柯桥区有一个村支书说，我们这里的人都将钱看得很重，一般不会乱开销。宁绍地区的农民正是通过勤扒苦做，精打细算，才有了显示当地富庶的场面上的那些消费，也才会“有资产、无存款”，“日子好过、攒钱难”。

一方面要最为理性地增加收入，一方面又毫无理性地摆出排场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宁绍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所产生的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改革开放以来，宁绍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因为集体企业、个私企业或者“三来一补”的发展，而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集体、个体以及外来资本的乡村工业快速发展。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而且形成了产业集群，从而，在村庄熟人社会内部出现了大量办厂经商致富的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经济收入很高，其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村庄中的一般村民，同时，他们又仍然生活在村庄中，且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些村庄熟人社会中产生并生活于其中的企业家群体或富人群体，因为经济收入高，他们就可以将自己过去的旧房拆掉建豪华别墅，就买得起豪车，就可以办得起豪华婚礼，就可以提高酒席标准与人情往来的标准。

在熟人社会中这些富人的“场面”消费不仅会刺激本村村民，而且直接与村民发生联系。婚丧嫁娶，无论是人情的标准还是酒席的标准，一开始都大致是一致的。婚丧嫁娶，送人情一次1000元，还人情也就一次1000元了。吃酒席一桌3000元，办酒席也就不能低于一桌3000元了。村庄富人群体在场面消费上是九牛一毛，一般村民却越来越感到吃力。最终，有少数贫弱的村民难以应对这样的场面消费，他们被排斥出这样的场面消费，并因此成为村庄中办不成事说不起话的边缘群体，成为了熟人社会中的边缘人甚至陌生人。大部分村民则会想方设法通过勤扒苦做、精打细算，在场面消费上跟上形势。

在熟人社会内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通过面对面的压力，以人情、消费等构成的互动越来越具有阶层性质

勤扒苦做、精打细算，就必然在不该消费的地方节俭，家庭成员中的老年父母就一定要参与到力所能及的生产中去，闲暇时间就没有那么精致从容，家庭成员甚至容易为了利益发生争执乃至公开的冲突。相反，富人群体，家庭收入高，生活中的精致不是包装出来的，而是从内向外展示的，他们可以让父母退出生产而有更多外出旅游的机会，显得更懂孝道，他们可以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显得更重视子女教育，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经济能力进行文化娱乐活动，显得更有品位，他们当然也更慷慨。“富人求异”，他们有追求不同于一般村民状况的更高消费与品位的能力。一般村民则是竭力求同，少数最为贫弱的群体则被排斥出村庄的场面消费的竞争。

当前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仍然处在快速变动中，村庄社会结构也在重构。在熟人社会内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通过面对面的压力，以人情、消费等构成的互动越来越具有阶层性质。村庄不同收入群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阶层：富人阶层、一般村民、贫弱群体。正是富人群体所主导的场面文化造成了沿海发达地区越来越畸形的场面消费，造成了农村中的文化问题。